唐山东游记 01

只要一家人和乐地在一起，就是最富有的生活。

六岁那年，小小的我第一次走出21路，去了大老远的中国。

那年，母亲突然说要带我去中国探望外公外婆。母亲出生福州，年轻时，外公认为待在中国没出息，便让母亲跟着她干爹下南洋。

那是下南洋的鼎盛时期，是许多华南年轻男女寻找第二人生的唯一机会。

自19世纪中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开放港口，华南地区由于生活艰苦、又适逢东南亚英殖民政府急需劳力开垦拓荒，大量招徕中国苦力。华南近海，有着地利之便，将近一个世纪，许多年轻人就这样拜别父母、兄弟和新婚妻子，挤在队伍中，逃难似的上了船。

每个人都以为，暂时离开一下，赚到钱，就回来。没有人对故乡的山河，多看一眼。

很多人没有再回乡。

船行三个月，出华南，下南洋，风急浪又大，有人熬不住了。天热，船上更热，疟疾、感染、大病小病，随随便便一个人就没了。人死了，往海里一丢就算，有时人还没死，怕疾病在船上传染开来，也往海里丢。人命，在那年代不值钱。

活下去，比死更难。

在新加坡登陆后，各人四散。有人去了印尼，有人去了菲律宾，有人去沙巴，但不管去哪里，大部分人只能出卖劳力，挣钱寄回“唐山”，部分遭拐骗上船的人，遭“卖猪仔”

到这里后，天天蹲在“人肉市场”任园主挑选。骨骼健壮、牙齿健全的一批先被挑走，卖到橡胶或胡椒园，做牛做马。剩下的，回到“猪仔馆”等候明日发落。

卖猪仔的鼎盛时期，新加坡河畔有三百家猪仔馆。在黑人奴隶解放了几十年后，华人版本的奴隶时代正惨烈地上演。

混夹在这群一穷二白人群中的母亲，其实是个大家闺秀。母亲娘家大有来头，并非一般农民。她祖父当过清朝官员，外公很有钱，送母亲下南洋并不为挣钱养家，母亲无需忧虑家计，一度还有余钱请工人伺候。

上岸后，母亲干爹留在新加坡卖瓜子，后来成了新加坡的瓜子大王。母亲辗转来到马来亚，在吉隆坡边陲一个叫15碑的小镇落脚。15碑英文名是Brickfield，顾名思义是个砖窑，生产红砖。那里也是火车修理站，偌大的空地上，经常停满了一列列等待维修的火车。

母亲是在15碑认识父亲的。他们俩的结合，完全是千金小姐嫁穷小子的偶像剧剧情。谭家家境本来不差。爷爷祖籍广州顺德，他父亲在广州当过捕快。爷爷是带着他清末的长辫子从中国过来的，娶了阿婆，在苏丹街经营一家小小的大光灯店，据说是吉隆坡唯一一间，生意相当好。爷爷本来也算有钱，但大伯很会花钱，父亲排第五，等到他长大要结婚时，已经家道中落。

以外公和干爹的家世背景，母亲居然肯嫁给父亲，不得不让我佩服这个女子的勇气。或许是这样，父亲很疼惜母亲，他答应她，婚后存到钱就让她回乡探望父母。这个承诺在我六岁那年兑现了。

那是1961年，衔接马来亚与中国唯一的交通工具是轮船，登船地点在新加坡港口。搭船的过程相当繁杂，乘客上船前必须接种天花疫苗。疫苗种下去后，左手会长出像眉豆般大的包，为了预防擦撞受伤，护士会为每人盖一张丝网。这些左手臂有丝网的人，最后会被送到新加坡外海一个离岛隔离两个星期。

我后来知道这个岛叫做圣约翰岛（St John's Island)，是新加坡岛以南的小岛，岛上洁白的沙滩和蔚蓝的海洋如今是新加坡人的休闲胜地，但过去几十年，这个荒岛一直扮演隔离岛的角色。1901年起，它隔离霍乱和脚气病病人；1930年代，它隔离移民和麦加回来的朝圣者，也是麻疯病患的集中营地；移民潮结束时，它又变成囚禁刑事犯的监狱和戒毒所。

我们到的时候，岛上已有好几排长长的砖房，有守卫，还有一家小小的杂货店，母亲每日三餐都从那里买食物自己煮。日子一天天过去，当我手臂上的包消肿得七七八八时，政府派来了小船，把我们接到港口上船。

我们乘的是货柜船。和我们一起上船的，除了成群要返乡的中国人，还有一柜一柜大大的货箱。每晚，我和母亲都和这些货箱一起睡在货舱。舱底空气不流通，一个大浪打过来，我便吐得乱七八糟。船上伙食又差，天天吃粥，配菜不是豆腐干就是菜脯。

我唯一的乐趣是到甲板上看不时与我们擦肩而过的大船。大船鸣着响笛，乘风破浪地驶过去后，海面会被切开，滚出两道白花花的浪，我常常看得入神。

21路外的大世界，是那么的新奇。

在茫茫大海航行了一段时日，船在香港停了下来。由于香港码头水位太浅，货船只能停在外海。我走到甲板上看热闹，刚好看到一个船务公司的工作人员，沿着船身的楼梯摇摇晃晃地爬上甲板。我大着胆子问他：“阿叔，你不怕跌下海吗？”一旁妈妈见我失礼，赶紧把我拉开。

我的注意力很快又转移到眼前的景象。只见许多小船正从码头那一端，吃力地在浪头上撑过来。等靠近了，才发现每艘小船上都堆了满满一船的杂货，有木屐、水果、干粮、塑胶花……有一艘竟还挂着一串串热腾腾的粽子！

60年代的香港还是个淳朴的渔村，许多水上人家除了捕鱼，会趁着大船靠岸卸货或补给时，撑着小船到外海做些小买卖。最后一批水上人家在1990年代才上岸，其时，香港已从当初的小渔港，跃身为昌盛繁华的东方之珠。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