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N.PoH 08| 谁再胡扯，我们就把他揪出来

本节对应书本的第23节：对整体主义的批评

在上一节我们看到，波普尔总结出了乌托邦工程和历史主义的一个共同的特征：整体主义；也就是说，作为方法论的乌托邦工程和历史主义，它们都有的共同点就是：希望研究一种整体的、宏观的、大范围的社会结构，并通过剧烈的改革改变其“前进的方向”。

我们经常会听到的是：这类整体主义倾向的研究和改革总是标榜自己是“科学的”。但这个“科学的”，和他们所谓的“整体”，几乎是一个没有任何意义上的指向的概念——所以一个人完全可以在想不清楚“什么是‘科学的’”、“什么是‘整体’”的情况下使用这两个词。如果你仔细去看他们的使用方式，你就会发现在他们的话里，这两个词的意思完全可以没有连贯性，甚至可以是互相矛盾的——这就是一种典型的胡扯。

而围绕“科学”和“整体”这两个话题产生的各种形式的胡扯，只会更多。

所以在这一节里，既然名为《对整体主义的批评》，那么波普尔就是在解答上面的两个问题：“什么是整体？”、“什么是‘科学的’？”而对于我们，解答这两个问题的意义就在于：我们可以由此分辨出在这两个话题上的那些“胡言乱语”、对其保持警觉，让自己最好也不要说出这样的胡言乱语。

一、什么是“科学的”？

这一小节的内容其实并不是直接在书里展现出来的，而是我从其他地方找来的有关波普尔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其实就是维基百科。因为之前我们说过，波普尔之所以反对整体主义，就是因为“整体主义是不科学的”，波普尔在书本中直接跳到了这一步，而有关“什么是‘科学的’”则是我们应该先去了解的。

那么什么是“科学的”呢？

波普尔在这个问题上提出了他的科学哲学观点：真伪不对称性。

看不懂没关系，我们慢慢来。我们知道，人类得到新的知识，靠的是两种基本的方法：归纳法、演绎法。

不过一件值得指出的事实是：通过演绎法，我们其实并没有使我们的知识的范围变得更大，也就是说，仅仅通过演绎法，我们基本是限制于一个体系之下。比如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就是从5个公理构建出来的一整套几何体系——虽然它变得及其庞大，但是其根本依旧是那5条公理构建起来的体系。所以，对于演绎法来说，它的正确性是通过那些最基础的公理——就是那些不证自明的道理来保证的。

但这也会导致这样的情况：一旦这个体系最根本的东西发生改变，那我们就需要通过演绎法，重新构建另一个知识体系。这种事情其实在科学史上不断发生，比如几何学，就是因为人们发现在曲面上，欧几里得的公理5是不成立的，于是人们就构建了另一套非欧几何的几何体系；因为量子论发现了力是不连续的，所以我们需要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解释牛顿力学。

但是我们是怎么改变这个体系的呢？

这个改变的过程往往伴随着一些新的发现，比如在曲面上，欧几里得的公理5不成立、力是不连续的。那这种发现是怎么来的呢？答案就是归纳法。我们就是发现了在某种情况下，某件事情几乎一定发生，所以我们就从这里总结出了一条经验：“在某某情况下，某事会发生”。这是演绎法的基本逻辑。而通过非常大量的数据，我们几乎可以保证：我们归纳出来的道理是真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用这些新发现的“公理”与旧的公理体系中的矛盾之处比对，从而可以构建新的体系。

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人类的一切成体系的“科学”知识都是通过归纳法得来的——毕竟当我们回退到那些不证自明的公理，当我们问：“这些公理是怎么的出来的？”我们也只能回答：“是通过经验得出来的。”

但是归纳法存在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归纳法永远没有办法被证明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就算你研究了100万只绵羊的毛色，得出“绵羊都是白毛的”这个结论，但你也不能保证会不会出现一只黑色毛的绵羊来推翻你这个假设。

我知道这个反驳听起来特别抬杠，但是这确实是一个归纳法无法逃避，也无法反驳的情况。而我们的科学居然就是建立在这种不稳固的归纳之上，实在是让人担心。

在这里插一句，因为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讲波普尔以及其代表的英国经验主义传统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了——只是我实在觉得这个方法是在避重就轻，所以我有必要在这里提一下伟大的康德老师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如果你不感兴趣可以直接跳到下一段——康德对归纳法问题的想法，最简单地说，就是归纳法可以是必然对的，因为人只能归纳出符合人自身的认知方式的道理（所谓“知性为自然立法”），这种道理只被人理解，作用于人的实践与目的，它就可以是对的、真的（尽管是在二律背反之下）。

那么波普尔对这个问题的想法是这样的：既然我们无法完全证明归纳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而事实上我们所有的知识几乎都是通过归纳得来的。那就是说，我们目前所有的知识，都是无法证明为真的。所以，这些知识都是尚未被证实，也尚未被证伪的假设。

这些假设仅仅在归纳的意义上为真，但并不具备“绝对的真”，因为我们无法证明其绝对的真——除非你有办法穷尽所有的可能性，完成穷举了一切的归纳，但这绝对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些假设是可以证伪的——当我们通过归纳，得出了与这个假设相反的结论，那这个结论就在某种程度上是错误的——与通过归纳证真相反，证伪的归纳只需要“较大数量的错误出现”，就足以促进反思之前得出的结论的正确性。

这就是波普尔提出的“真伪不对称性”，就是在说通过归纳得出的知识都是无法证真，但可以证伪的假设。

波普尔在此之上提出的对于“科学”的第二个看法是：科学理论不仅是暂时的、尚未被证伪的假设，而且还是一个阶段性的行动纲领。

波普尔先提出了一种最常见的对于科学的想法——科学的基础论想法：

• 科学被分为两个层次：

1. 在观察和实践下构成的基础事实
2. 建立于基础事实上的理论

这明显是一种对于“客观科学”的想象：总是要先观察到某件事，然后我们将其理论化。但是一种更实际的情况是：当我们在观察某个事实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已经受到了某个理论——或者说是某个假设的影响，导致得出的观察结果其实是不全面的——或者说只在这个理论的视角下，是对的。

当我们接受某个理论（假设），在此之上进行观察（观察是做出归纳的前提），这种理论就会对我们做出的观察结果有所影响——也就是说，不存在一个完整的、全面的、整体的观察视角（连“视角”这个词本身就有着“不完整、不全面”的意思），让我们能够对一个整体有完整、全面、整体的认识。

而我们之所以还能对事物进行观察，做出归纳，是因为我们在这之前就已经相信的那些理论（假设）中，内含了一套“面对这种事情，你要如何观察、观察什么”的指导性纲领。用大白话来说就是：“每个人的视角不同，他就会观察到一件事的不同方面，而在这之中，没有人能说自己获得了一个“全面”的视角。”

所以在此做一个总结，在波普尔的眼里，所谓的“科学理论”，指的就是暂时的、尚未被证伪的、但永远不可能证真的假设，是阶段性的行动纲领。

那么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面对这样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怎么去推动它？

波普尔在这里的想法其实和他一直推崇的渐进工程有点像：既然我们的观察（归纳的起点）是从接受一个理论（假说）开始的，那么我们接下来要在归纳中做的事就是通过试错，逐步完善我们最开始的主张，逐渐推进我们的理论（假说），最后得到一个较好的理论（假说）。当然，即使到最后，我们能得出一个较好的、较正确的假说，这个假说也是基于我们最开始接受的理论（假说）作为指导我们观察的一个行动纲领来推进的——也就是说，这一系列的过程下来，我们依旧是在一个特定的视角之下完成我们对理论（假设）的细化。

这也就是说，当两个视角相同的假设都持续地推进，以至于我们甚至能发现在推进的过程中这两个视角下的结论（假设）竟然会互相矛盾——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中一定有一个出了错，也不意味着它们都是错的，而是它们都可以是对的——因为它们仅仅是从不同的视角做出了不同的推断，而视角这东西，就是移步换影的。所以欧氏几何和非欧几何、相对论和量子论，它们之间的结论（假设）虽然有互相矛盾的部分，但这并不能让它们在它们自己的视角之下所做的工作和建设完全被否定。

所以在这里，我们终于可以回到我们最开始的那个问题：什么是“科学的”？

从波普尔的视角下看，答案其实也很简单，如果一种理论是“科学的”，那它就应该符合之前总结出来的特征：“它是一种暂时的、尚未被证伪、永远不可能证真的假设，作为阶段性的行动纲领，指导接受理论的人在此视角下通过观察、归纳，完成各种试错，最终推动这种理论到一个比较正确的理论（假设）。”

而“非科学的”，就在指无法证伪的、无法通过经验检验（无法通过归纳试错从而逐步推进的）的、只能被宣扬为“真”的假设。比如因为陷入了二律背反所以怎么说都可以是对的精神分析；因为和权力的紧密结合导致完全无法证伪的、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以及数学和逻辑学，因为我们用来证伪的工具就是它们，所以不可能用它们自己证伪它们自己。

我们绕了一大圈，先谈了谈波普尔视角下的科学哲学观点。绕这一圈的重要性会在接下来波普尔对整体主义的批评里展现出来——我们在上一节也看到过，波普尔对整体主义的批评的核心就是：整体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和乌托邦工程是非科学的，尽管他们总是声称自己具有科学性。

二、在“整体”之上，我们听过了多少胡扯？

我们再把我们的谱系前推一步：如果整体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和乌托邦工程是“非科学的”，那么当它们自称它们正在被“科学地“阐述和执行的时候，他们就是在胡扯。

要推进到这一步，我们需要解答两个问题：

1. 为什么整体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和乌托邦工程是”非科学“的？
2. 为什么他们的阐述是一种胡扯、他们的执行永远不可能？

Ⅰ 什么是“整体”？

整体主义的历史主义和乌托邦工程的想法当然和他们所想的那个“整体”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有必要搞清楚他们所想的那个“整体”到底是什么，以及辨析这个“整体”的视角到底有没有问题。

波普尔在这里先列出了两种“整体”可能的定义：

1. 一个事物的整体是这个事物的全部性质或方面的总和，是各个组成部分的全部联系的总和；
2. 一个事物的整体是由这个事物中的某些特殊性质和方面的突出，使其在这个突出的性质下成为一个整体。

例子马上就来：

1. 对于1整体，最好的例子就是“数字的整体是什么？”——当然是由0~9的10个数字组成，“英语字母的整体是什么？”——那就是从a~z的26个字母组成的。这两个例子里我们其实已经可以发现：在描述有限、得到了详细规定的事物的整体时，用这种“整体=部分相加”的想法来描述确实是不会错的
2. 对于2整体，我们可以问这样的问题：“一只猫的整体是什么？”——当然，这么问其实挺奇怪的，那就用一种更通俗的问法：“一只猫是什么样的？”当你用这个问题来问人的时候，你大概会得到一下这几种回答

• 一个动物学家会按照某种精确的动物分类来告诉你，猫是处在x界x门x纲x目x科x属x种；
• 一个疯狂的科学还原论者会充满激情地告诉你一只猫是由x摩尔的碳原子、x摩尔的氧原子······经过复杂的化学反应形成复杂的化学结构，最后形成生物层面上的细胞，组成一只猫（讽刺的是，说到这里已经是他的极限了——不过如果真的追求还原论，那他就应该精确地说明各种原子是如何组成一个一个的化学结构，这些结构又是怎么一个一个地往上组成的······最后组成一只猫。如果不这样说，那他的还原论就是不完整的，就只是没有根据地把一个大的东西和一个小的东西绑在一起，只是没有根据的臆想罢了。
• 一个猫咪宠物爱好者会掏出手机，给你看他/她收藏的猫猫图，向你说明“一只猫是一种非常可爱的动物”
• ······

1.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们其实能发现它与1整体的回答有所不同——当你用1整体的问题去问人的时候，所有对这个问题有所了解的人几乎都会有相同的答案；但是对于2整体问题的答案，我们不觉得得以上的那些答案都是“错误的”。它们之所以不同，只是因为它们“只是从‘猫’的一个特定的方面的性质来描述‘猫’这个整体罢了”。

在辨析了这两种整体之后，波普尔认为，当我们说“研究整体”的时候，对整体1的研究和对整体2的研究是完全不同的——其实就是在说：对整体2，我们可以进行科学的研究，而对整体1是不行的。

Ⅱ 围绕整体1，那些我们听过的胡扯

1.整体1不是科学研究的对象，也不是语言描述的对象

不知道你是否已经注意到，我们之前对于“科学的研究”的含义和这里对于整体2的含义有了一种共同之处：

• “科学的理论研究”实际上意谓着：在一个理论假设的指导下，我们着重于在这个假设的视角下对这个假设进行完善；
• 而“整体2”是在说：从一个事物中的某些特殊的性质把握这个事物的整体结构

这它们的内含其实都在表达一种“视角”的观点，即当视角改变，所意谓之物的含义、含义所在的范围也随之改变。在波普尔眼里，这正是科学研究在涉及对整体的研究时，应该保持的状态——保持假设，保持视角，做出在自己的视角之下的对假设的推进。

所以反过来说，对于整体1，是不可能进行科学研究的。（整体1意谓的是这个整体是由这个事物全部方面的性质的总和的堆积而成）

• 这就是一种描述上的不可能——如果你要做这样的研究，那么你就必定要用语言描述出各个微小的组成部分是怎么一个一个地组成这个整体的；另外，这种把整体还原为更小个体的倾向一定会遇到无限还原的问题；而科学研究必定含有的视角性是无法做这种整体的研究的。
• 比如“社会的整体功利是由个体的自利组成的”，如果仅仅只是在说这一句话而不解释“如何组成”，那他只不过是把“社会整体功利”和“个体自利”这两个东西摆了出来。如果真的要表现“个体自利”组合成“整体功利”，那他就应该完整地说明每一个个体有多少的“个体自利“，这些“个体自利”如何以一种1+2+3+····的方式组合成整体的功利。而且我们还要问：“个体自利”就是一个最根本的东西了吗？——于是我们又提出了“自私的基因”，那我们就应该重新来描述一次“自私的基因”又是怎么导向“社会功利”的——而且谁又能说“自私的基因”又不是由什么其他的东西组成的呢？这种单一个体的大量组合与无限还原的倾向，对于我们使用的语言来说，是不可能完成描述的——也只有在有限，而且收到确定规定的整体上（比如数字、字母）才可以描述。
• 如果有人说出了这样的话，还不解释，就想着把这句话作为一个结论向下推进——那这个人就是在胡扯，他在涉及一件他自己也说不出来，甚至无论如何他也不可能说出来的东西
• 也可以这么说：一旦有人宣传自己做出了这样的描述，那他在完成这样的描述之后，一定会立马跟上他的目的——在有人提出异议之前。

所以，到此为止，我们能看到整体1不是一种科学研究的对象，也不是一种在语言上可以得到充分描述的对象——矛盾之处就在于，研究整体1必定需要完整的描述。

2.整体1也不是可以改造的对象

我们终于要回到历史主义和乌托邦工程对社会的想法了。

对整体1进行“研究”的整体主义者们（历史主义和乌托邦工程）不但是在用不可能的方法研究社会，而且还企图把我们的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整体1意义上的）来控制和改造。

这依旧是不可能的。

历史主义和乌托邦工程的方法论有着对于“扩大国家的权力，直到其覆盖整个社会，从而实现对一切社会关系的控制”的强烈倾向。（历史主义要控制他们的社会力量持续推进；乌托邦工程要让一切变得简单，从而使一切可以从最大的层面上开始建设。）

• 首先这样的想法里就直接地表现出集权主义的色彩，这就不多说了。
• 当听到“整体的所有部分”，我们就应该能产生警觉了。之前我们已经知道了“整体的所有部分”是一个在语言上根本没有办法完整描述的东西——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穷举所有的社会关系（甚至连你自己都无法穷尽你与你身边的人的关系），那你怎么有可能控制所有的社会关系呢？也许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一切复杂的东西变得无比简单、易懂、易于预测。
• 波普尔还提出了在逻辑上这也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要控制一切的社会关系，如果这个社会关系依旧保持其复杂性，那么我们就需要创造一大新的“用来控制社会关系的”社会关系——那你不也要控制这些社会关系吗？在这之上我们就必须无限地回推，这也是我们不能穷尽的。顺口说一句，这种情况其实就是我们这里的的地方政府与中央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来源
• 如果有人非要推进对整体1的改造，就会变成我们常常听到的另一种胡扯：“我们从零开始，塑造了xxxx”；“”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xx人民完成了从xx到xx的伟大转向”；还有一种十分浪漫主义的说法（虽然从宽泛的浪漫主义的含义上来说，这些胡扯都是浪漫主义的）：“他有着对xxxx的全面深刻理解，用他提出的方法，可以彻底让你改变xxxx/学习到xxxx······”
• 这些胡扯实际上都是在表达对整体1意义上的整体进行改造，要么是在说从最微小的部分开始构建一个宏观整体，要么是在说这个整体种的一切都被彻底改变了——而这些话在描述上都是不可能的，更不要说在实际的层面上操作。有趣的是，如果你真的细看他们宣传的那些功绩，你会发现他们实际上就是在说对整体2的一些改变——也就是某一视角下的改变，或者是视角本身的改变。

3. 历史主义对整体的误解

我们再来详细地辨析一下历史主义自身的那些胡扯：

“历史要研究的是总体意义上的整体”

这句话其实就是在说“历史要研究的是整体1”。

而波普尔认为这种想法是出于历史主义混淆了两种观点：

1. 历史与理论科学想法，其兴趣在于具体的个别事件和个别的人，不在于抽象的普遍规律；
2. 历史所关心的“具体的人”可以是整体1意义上的“具体的、完整的”整体。

首先，观点1无论是在实际的历史学研究上还是在科学哲学的理论里都是没有错的——历史、社会研究直到现在也没有得出一个正确的、普遍的抽象规律，它们的结论和研究路径都是贴合于具体的个别事件和人的；同时，这也贴合于理论研究必定含有特定视角的观点。尽管那些历史学畅销书提别喜欢基于他们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冲动给你总结一个普遍的规律——那要么是他们在骗人，要么是他们在胡扯。

而对于观点2，我们可以想一想，就算我们是对一个具体的人进行研究，无论是心理学研究，还是生物学研究，我们也是基于一个研究的课题，基于一个我们已有的假设，基于这个假设带来的视角对人进行研究。“一个人”这个称谓可以是“完整的”整体，但是在研究中、在一个理论的构成中，“个人”绝不可能是以这样的整体形式存在，他们必定只会展现出其作为“人”的一个部分。

所以如果有人企图以言说和理论的方式描述一个“完整的”人，描述这个人“完整的”、“全部的”目的和想法，我们就知道他是在胡扯。

回过来看，历史主义对历史研究内容的观点之所以是在胡扯，就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可以研究整体1意义上的个人之后，研究整体1意义上的历史——他们认为他们可以研究“整个社会有机体”、“一个时代全部社会历史事件的社会形态”的历史。波普尔说：

这个思想来源于把人类历史看作一个广阔的发展长河这个直观看法。但这样的历史是无法写出来的。每一部写成文字的历史都是这个“全部”发展的某些狭小的方面的历史，总是很不完全的历史，甚至是被选择出来的那个特殊的、不完全的方面的历史。

4.历史主义和乌托邦工程的奇怪合谋

不知道为什么，整体主义下的历史主义和乌托邦工程特别喜欢在他们的本职工作（构建社会，研究历史）之外，跑到别的领域掺一脚。他们说着：

我们没必要深入到历史和自然的各个领域中，我们要调整全部的社会生活，尽管我们尚未创造另一个自然。

然后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对于自然界，我们也应该用整体主义那样‘完整地’研究，也要用历史主义的方法和乌托邦工程来理解和改造”的想法。

• 这显然是一种无知，毕竟整体主义下的历史主义和乌托邦工程的想法几乎就是从仍处于研究整体1时代的科学那里传下来的。
• 而且我们也已经知道了科学研究、理论构造实际上就是假设—试错—完善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必定处于某一个视角之下，而“整体的”从逻辑上就不可能。

另外，在社会的层面上，他们也会认为他们有可能“确定”或“指挥”或“调整”或“创造”整体1意义的整体。而这就像我们之前说的，是一件逻辑上不可能的事情。用这些词（确定、指挥、调整、创造）充满激情地向人宣告“我们是在做一件完整的整体意义上的事情”，也不过是在气势上给人一种不牢靠的信心罢了，甚至更可能不过是用所谓“历史的力量”和“未来的发展”使乌托邦计划成为不可避免之类的话来恐吓我们罢了。

这就超出了那种听起来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或者让人一下子没反应过来的胡扯，而变成了一种令人恐惧的胡扯。

关于整体主义的历史主义和乌托邦主义的批评，进行到这里已经足够让人走出它们给人设下的陷阱了——其实只要能够辨析出它们的那些在言说着不可能完成的事情的言语，我们就足以认识到它们实际上隐藏着巨大的危险——不把话说明白的危险；企图用不完整的描述覆盖一切的危险；让一切的理解都变得简单的危险。

历史主义的言说方式是一个温柔的陷阱，人稍不注意就能陷入其中，从而让此人和接受其言说的人一起沦为历史主义大踏步前进的帮凶，使公共说理空间举目所见到处都是胡扯。

而这种胡扯至少在逻辑上十分脆弱（换个方向说，它之所以还能大范围地存在于这里，一方面是因为这个陷阱实在太容易陷入了，另一方面是因为其背后的权力），甚至在逻辑上不可能。

我们需要提出我们的视角，唯有在特定视角之下，正确性才有可能——这绝对不是在说“每一个视角都有其合理性”这样的屁话。在视角之下，进行对整体2的研究、对这个整体的完整描述是完全可能的，也完全可以谈出根本的东西、逐步推进视角之下的假设的前进。绝对存在好的视角和差的视角，而这就有某种自明性了——也就是说，当我们在这个视角之下详细地推进其假设，完整地对所探究的整体进行描述后，我们就可以说对这个视角下的假设有所理解，而对其能导向的事情也有所把握——从这里我们自然就可以基于我们的道德判断得出“这个视角是好的还是差的？”的判断。

而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抑制自己的“想要完整的一切”的冲动，揪出我们自己的、其他人在言说时常常“不由自主”的那些胡扯，然后少说点这样的胡扯。

多做点这样的语言游戏，说不定能治一治我们在言说和思考时的懒惰成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