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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會]《強社會與弱國家》&《使民主運轉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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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gdal在《強社會與弱國家》一書中檢視了第三世界國家的國家組織與社會的關係,指出了第三世界國家的國家組織缺乏能力達成其制定的發展目標之現象,並提出了自己的解釋理論和分析框架。其強調了是既存的社會控制碎片化,對國家組織能力的發展造成了制約。Putnam在《使民主運轉起來》則指出,1000年前開始的意大利南方與北方在公民文化上的差異,影響了意大利南北的經濟發展與1970年後地區自治的政府績效差距。
《强社会与弱国家 : 第三世界的国家社会关系及国家能力》 米格代爾 (Migdal, Joel S.) 著,南京 : 江蘇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9[民98],譯自Strong societies and weak states :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state capabilities in the third world(1988)。
《使民主運轉起來:現代意大利的公民傳統》羅伯特·D.派特南(Robert D.Putnam)著,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譯自: Making democracy work :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1993)

其實這兩本書我本不打算放在一起講的,但是我最近的讀書計劃也被台灣新爆發的疫情打亂了,只好勉強為之啦。畢竟Putnam的那本書最後也與Migdal做了一些對話。

Migdal的《強國家與弱社會》所關注的問題是,二戰後獨立的許多新興國家,其貌似強大的國家機器,為何難以實現其領導人所承諾的政策目標呢?Migdal回顧了殖民主義的影響,並以獅子山、以色列、埃及、墨西哥等國家為案例,以充分的資料詳細解釋了他的理論模型:

第280頁

殖民統治和工業革命後世界經濟的擴張,打碎了殖民地原有的社會控制模式,但是卻並未將其整合成一個完整的新體系,造成了一個社會控制碎片化的狀態。獨立後,第三世界國家的領導人卻發現,一旦他們試圖建構一個有社會動員能力的國家機構,就會面臨生存政治的威脅:因為這樣的動員能力過於稀缺,這樣的國家機構反而威脅到了領導人自身的政治生存,而那些壟斷地方利益但卻碎片化的地方強人,雖然出於自利目的而妨礙社會動員,卻對國家領導人的直接威脅較小。最後國家領導人為了社會穩定,而不得不妥協放棄國家能力的建構。這又導致行政上,地方上政策的執行官僚、地方上的強人與國家領導人之間的相互妥協,導致國家機器被地方上的強人俘獲,進一步強化了社會控制的碎片化,形成了所謂的“強社會與弱國家”。

這樣的理論似乎聽上去很抽象。Migdal用Harik所研究的埃及一個村莊作為案例來說明這種強人對國家機器的俘獲:“另一個富農家族科羅斯……作為村中最大的僱主,他們控制著村長的職位和村理事會、國家聯邦的分支機構,直到後來ASU(阿拉伯社會主義聯盟)的二十人委員會……建立起一個聯合機構,包括健康診所、獸醫中心、職業技術中心、學校和托兒所。”由這種強者制定的分配原則經常使貧民遭受苦難,但他們受到這些強人的控制和影響顯然更加直接和有效。國家機器的地方執行官員往往只能和這些強人妥協與合作,當國家政策不符合這些強人利益的時候往往難以執行。這些強人的控制力量和興趣往往只限制在某個地方,他們不足以威脅國家領導人的政治生存,但卻足以威脅地方執行官員的政治生存。

Putnam不同意Migdal“強社會、弱國家”的論斷。他的理論基礎是建立在1970年意大利地區自治改革實驗,以及此後近20年他所進行的大量相關調查、數據收集乃至測試實驗的基礎上。通過這些資料,他發現意大利的南方和北方的地區,在改革後的政府績效上存在十分明顯的差距,北方明顯優於南方。是什麼造成了這樣的差異呢?Putnam追溯1000年前的意大利歷史,當時意大利南方為諾曼人所建立的封建王朝,而北方卻是大量的自治共和制城市。因此南方形成了封建式的垂直庇護-附庸傳統(即“恩庇-侍從”,我在這裡尊重本書譯法),而北方則保存了公民之間橫向互助的共同體文化。後來南北方因戰爭、瘟疫等因素都經歷了繁榮和衰弱,但傳統卻保留了下來。北方的公民文化,孕育出更多的基於人與人之間橫向聯繫而形成的共同體組織,諸如互助會、合作社等等。而南方垂直的庇護-附庸關係,則演變成剝削壓迫、家族利益和人與人之間的互不信任。

Putnam指出,在工業與後工業時代,人們為了實現利益最大化,需要克服集體行動的困境。廣泛的共同體觀念與信任感,即“社會資本”的累積,有利於產生有效的制度和規範,鼓勵人們相互合作,減少交易成本。互不信任與相互背叛,同樣也會強化反向的制度和規範,造成惡性循環與發展停滯。垂直式的庇護-附庸關係,雖然也能解決部分集體行動的問題,但效果終究有限。規範與實踐相結合,社會資本更高的地區,也能通過規範的建立和運作,進而累積更多的社會資本,形成“強者愈強”,最終造成意大利南北之間的巨大差異。

如果我們仔細檢視二者的理論,就會發現他們之間並無衝突。Migdal的理論,是立足於第三世界國家在二戰後(乃至當前)的社會狀況,其所指的地方上的強人,很接近於Putnam所說的垂直的庇護-附庸關係中的恩主。Migdal理論中最大的亮點,在我看來,是明確區分了國家和社會中不同行為者,以及他們的利益與互動過程上的不同,而不再將國家或社會看成某種同質性的存在。強人與貧民同為“社會”中的組成部分,可是當強人取代貧民與國家機器互動時,會對國家機器造成完全不同的影響。政治領導人、國家機構的領導人與地方上的政策執行者,雖然同為“國家機器”的組成部分,卻也需要為各自的政治生存而算計。Migdal所指的“強社會”,恰恰是碎片化下某種強大的垂直式的庇護-附庸關係。

Putnam所考察的意大利並非第三世界國家,但其內在的南北二元差異性也很獨特。Putnam的研究更側重於社會文化對政治制度運作效能的影響。如其所言,意大利的地區自治實驗,是將相同的政治制度移植到不同的社會文化上,由此產生的差異驗證了社會文化對發展的強烈影響。由此,Putnam主張“強社會、強經濟、強國家”。然而也須看到,其所主張的“強社會”,是指“公民之間橫向聯繫所形成的社會關係”,與Midgal所指的“強社會”,雖然都屬於“社會”,卻有著本質的不同。同樣,Migdal的論述中,雖然以以色列為例說明了“強國家”是如何建立的,卻過於執著在對社會控制建立的分析上,而忽略了社會文化與社會關係特質的影響,造成了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在建立國家機器的結果上的差異。

兩本著作,皆為大師的經典之作,遠比新近的許多嘩眾取寵但學術價值有限的著作來得重要,強烈推薦必讀。我這裡所閱讀的《強社會與弱國家》2009年的簡中版,翻譯質量一般;《使民主運轉起來》2001年的簡中版是原編譯局的俞可平老師組織翻譯的叢書系列之一,品質還是有保障的。只是兩本著作後來都各自出了新的簡中譯本,相信質量應該會更好,強烈推薦大家購買收藏。對於不願花錢的朋友,這兩本書在網路上也有免費的電子書資源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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