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丹宇

La curiosité est un vilain défaut

都是凱薩獎惹的禍 — 淺論新女性運動下波蘭斯基的電影創作

2020年法國凱薩獎海報(源自官網)

選擇在3月8日寫下這些文字,有兩個原因: 首先,希望靜觀其變,等待事件過濾之後,有一個較為多方思考;然後就是國際婦女節,儘管這個節日早已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甚至不被關注。由於近期各類針對女性的暴力事件以及其引起的媒體效應,國際婦女節成為了一年現代女性維權最重要的一天。

筆者認為,基於波蘭斯基一事的複雜性,每個人的看法和立場都值得尊重,但如果事先說明自己是站在那個角度和什麼身份,這種明智的做法就避免了不少的誤會。就本人而言,首先是一個電影發燒友,同時自認是女權主義。

一戰後的20世紀人類最大的進步,就是女性通過爭取獲得在日常生活應有的權力是走向男女平等;儘管在最進步的北歐國家,無論在職場商場和政界,男女都在統一起跑線上,但自古建立的男權威望仍然無處不在,而全球經濟共同化的另一惡果就是個人財富的劇增強化了這原有的威望;以西方來說,男權的化身就是:白種人,擁有財富,且具備不可摧毀的獨裁權力。

如題目,本文意旨就法國導演波蘭斯基在2月28日獲得凱薩獎最佳導演一事,來探討藝術家的人格及其作品的關係。談論這個問題就必須設定一個時間和地域範圍:那就是在全球掀起的metoo新女性維權運動之下的法國電影界。至於其他前後人物事件背景恕不作過多的纍述。事件在頒獎後不斷發酵,法國上下由政界到平民,成為媒體採訪和討論的話題,也成為法國普通影迷關心的問題。無論各人立場如何,經過了2020年凱薩頒獎後,法國電影界從此一分為二。一邊是支持以藝術創作自由獨立至高無上,對面則是支持女性擺脫男權和其暴力的公民運動。本文圍繞一個問題:藝術家的人格和其作品是否可以分開評論?換言之,作為觀眾(或者平民),我們是否可以撇開藝術家的行為,單純欣賞他的藝術作品?這個問題牽動了一連串社會問題:如何在一個民主自由的環境下辯論?公民運動是否可以私刑?法治國家下的“無罪推定原則”就可以因為個人的指控言證就拋諸腦後,公眾審判的“有罪推定原則”因此成立?當曾經是分散而微弱的女性受害者走在一起,組成強大的輿論力量 和集體呼籲,她們可以理直氣壯且勇敢地咆哮,站出來指證那些高高在上賦有權勢的男性時,這種以賦能維權為理由的新女性公民運動是否可以剝奪他人的話語權,她們的憤怒和吶喊是否有權掩蓋對運動質疑的另類聲音呢?

再次強調,本文所討論的背景是法國,亦即是一個法治和言論自由的環境下。

00  兩位主要的主角

以波蘭斯基為切入點,就必須討論他的新片。

2019年9月初在威尼斯電影節獲得評委大獎的“我控訴”(J'accuse),11月在法國公開上映前後引起的騷動和爭議,讓人猜測,這一切是否已在波蘭裔法國籍導演波蘭斯基自己的預料之中?

電影講述是一件人們早已熟知的歷史事件:19世紀末,歐洲的普魯戰爭結束不久,法國東邊的亞爾薩斯-洛琳大省歸屬德意志帝國,兩國處於緊張的外交關係。法國發生了一件震撼全國的間諜案,那就是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案件。波蘭斯基的電影就根據這真實歷史事件改編,通過新任反間諜處處長皮卡爾(M-G Picquart)的角度,講述皮卡爾如何在他發現的蛛絲馬跡中,察覺德雷福斯的冤情,繼而向不同等級的法國軍隊和政界,甚至文壇學術界四處奔波,企圖為被流放在北美法屬圭亞那的孤島魔鬼島監禁的德雷福斯申冤和翻案。百科對此事件提供了全面的描述,不再累贅。

電影海報

電影的第一場戲是1895年1月13日,法國巴黎軍事學院的廣場上,在四千名學員和軍官的見證下,被判叛國罪猶太裔上尉軍官學員德雷福斯在眾目睽睽之下,被扯下身上的徽章和帽徽,軍刀被折斷,旁觀的民眾大聲呼喊:叛徒,懦夫,處死卑賤猶太人!一直暗湧的反猶情緒在法國街頭得以宣洩。

在法國近代歷史上,德雷福斯案是一件分化整個國家的重大事件。無論是事件發生的時代背景,涉及國家軍事秘密和法國軍隊榮譽在真相和謊言之間的選擇,以及當時法國人知識分子良知的審問和極力提倡的批判性思維精神,開啟了法國前所未有的社會公民運動,為後來獨樹一幟的公民教育(Education Populaire)奠基了理論基礎。

波蘭斯基以法國文豪左拉一封於1898年1月14日在“晨旦報”刊登的公開信“我控訴”為片名,以反間諜處處長皮卡爾,由法國演員讓杜雅爾丹( Jean Dujardin)扮演的人物角度出發。通過他的調查和個人不幸遭遇,將整件歷史事件展示在觀眾眼下。改編歷史事件的電影具有一定的敘述難處,容易陷入“早已知道故事結局”的困境。波蘭斯基選擇皮卡爾作為切入點,通過他的視角去跟蹤事件進展,屬於該片成功之處。根據法國歷史學家的研究,帶有反猶本性的皮卡爾本人的確為德雷福斯翻案作出了不少的貢獻,至少他對真相的探究精神值得讚賞。不過,法國史學家並未對此人留下太多的資料,他屬於被歷史遺忘的英雄。皮卡爾後來更因不停向法國軍方上級提出翻案的要求而被流放到北非,令他身敗名裂。在波蘭斯基的電影中,杜雅爾丹飾演的皮卡爾是一個活生生的主角,英俊單身漢的情人是法國外交官的妻子,由艾曼紐爾塞涅爾(Emmanuelle Seignier)扮演。這個片子唯一的女性角色為整個講述法國政壇和軍隊的歷史事件添加了不少柔和的氣氛。

觀眾跟隨者波蘭斯基在全片使用的中鏡和近鏡,緊貼著主角皮卡爾的舉動和面部表情,以跳躍式的敘述,抽絲剝繭地找出最終的叛徒,且將橫跨12年的事件還原在螢幕上。導演有意將其他重要的著名歷史人物,如作家左拉,以及後來成為總理的克列孟梭,甚至是主角德雷福斯都成為影片的配角。波蘭斯基在工作中的細膩和認真在行內是知名的,平穩的鏡頭,演員的調度,嚴謹的架構,適度的節奏,細節的講究,為觀眾提供了高度的娛樂欣賞。多場軍事法庭的審訊都以準確真實的對話起落,通過鏡頭下逼仄的空間了展示軍隊官僚和虛偽令人窒息的感覺。選擇這宗歷史事件,波蘭斯基認為:一個人被冤枉指控而成為代罪羔羊的故事,永遠都是引人入勝的電影題材,再加上反猶背景,正逢當下反猶情緒在歐洲各地膨脹,這個故事更具有現實意義。

借助一宗歷史冤案雪恥的故事,波蘭斯基通過電影來向世人揭露女權運動對他毫無證據的指控嗎?這種嫌疑的確讓人揮之不去。今年86歲的波蘭斯基,至今被五位女性指控強姦,最後一位是法國女演員兼攝影師莫妮兒(Valentine Monnier)。這位攝影師的親身遭遇在11月13日波蘭斯基新片即將上映的前兩天,由法國巴黎人報詳盡報導出來,導致原本計劃在週二12日在巴黎拉丁區舉辦的首映場,也被示威者霸佔門口而取消,接二連三是所有的宣傳活動都被迫停止了,包括杜爾雅丹到電視台黃金檔新聞聯播的採訪,波蘭斯基與學生組織的見面會等;但法國觀眾卻是忠實的,一週後的票房紀錄是超過50萬人次(全國共有545個螢幕上映),這個票房比波蘭斯基在2002年奪下奧斯卡最佳影片的“鋼琴家”(近38萬人次)還高,而且外省有幾個城市因受到壓力而臨時取消上映。

在法國,莫妮兒指控的性侵事件超過了法律起訴時效性(成年受害者是二十年,未成年是三十年)。那是1975年,她才18歲,在瑞士的一個滑雪勝地被波蘭斯基強姦。儘管她指名點姓當年的證人,且證人願意出來到法庭見證。由於超過了時效期,她的親身遭遇也只有通過媒體揭露。在無法通過法律程序審理的情況下,不少民眾特別是女權主義者認為莫妮兒的行為是勇敢可嘉的,因為對方完全可以以“惡意中傷”的名義控告她。

自稱半個世紀以來一直受到無證指控迫害的波蘭斯基,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騷擾和麻煩,他本人沒有出席2019年威尼斯的頒獎典禮,由她的太太賽涅爾代表領獎。電影公映前,他沒有接受任何採訪。在製片公司將宣傳降到零的情況下,直到12月10日,影片公映一個月後,波蘭斯基唯一的採訪在“巴黎競賽”週刊刊登出來。 聲稱自己對莫妮兒的指控毫無記憶,因此純屬虛構。面對每次出現類似的指控,波蘭斯基從來沒有正式當面與“受害者”見面或辯駁,也沒有任何的道歉。他一直對外的態度就是:謊話說一百遍就成了事實。

在#metoo的運動之下,2019年11月初,法國女演員阿黛樂昂奈樂(Adèle Haenel)通過媒體Mediapart公開自己曾在2001年拍攝第一部電影“魔鬼”(les Diables)時,被導演盧加(Christophe Ruggia)長期的精神困擾和性侵,當時她才13歲。作為當下有威望的女演員,阿黛樂認為自己應該站出來,為其他沒有發言權的受害者發言。在接受美國紐約時報的採訪時表示:法國的大部份電影的敘述都是傳統的,其特徵是以男性為主,白種人,及異性戀者。很快,阿黛樂就成了法國這次在metoo氛圍下法國性侵受害者的代言人。

這位當下灸手可熱的女演員同樣選擇媒體,原因是她不相信法國的司法制度,她擔心訴諸司法只會徒勞無功。對metoo運動質疑者則表示,阿黛樂的做法是走捷徑,不願意拿出證據對簿公堂, 企圖推託法律程序上的“引證責任”。半個月後,事件公開獲得了大部份民眾的支持,阿黛樂還是報案,選擇了司法。盧加被司法部進行調查;有待後續。

值得一提的是,阿黛樂主演的“燃燒女子的肖像”一片在2020年的凱薩獎獲得最佳導演和演員等九個提名。

“燃燒女子的肖像”進入2019年坎納電影節主競賽單元;主要演員阿黛樂昂奈樂(左二)和導演席安瑪(中) 照片源自Europe1

01  頒獎前

在電視機前觀看第45屆法國凱薩電影頒獎典禮直播,就如看懸疑片:你知道最壞的情況會發生,但不知會是什麼時候,也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當然造成這種懸疑的因素就是“我控訴”獲得十二項提名(最多的),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導演,主角及配角等。這就是一個定時炸彈。

之所以擔心現場出現混亂,爭執或謾罵等各種無法預測的事情發生,就是因為一個月前,當凱薩獎學院公佈這部電影獲得如此多的提名後,各類反對的聲音就迭起不斷,各種女性維權組織宣揚會到時在現場示威,不擇手段地阻止這部電影獲獎。理由是:至少五位女性站出來,指控波蘭斯基曾在她們10至18歲時強姦她們,如今頒授獎項給他,就等於為對女性施暴行為背書,等於全盤否定所有曾遭受性侵的受害者。

關於凱薩獎提名和投票, 根據凱薩獎學院的官方網站,2020年計有220部長片競選最佳影片,4313名學院內正式會員通過電子或郵件方式,就選舉21個獎項進行兩輪的匿名投票。接近頒獎晚會的前兩天,波蘭斯基本人宣布缺席盛會。前一天,獲得提名的整組攝製組包括演員和技術人員都同樣選擇缺席。或許這樣,無論是凱薩學院還是耗資舉辦當晚頒獎典禮的電視台Canal+都大大鬆了一口氣,晚會應該順利進行,至少被踩臺和被吹噓的機會減少了。

02 頒獎現場

該發生的事情最終還是會發生,至少沒有想像中的糟糕。當晚,獲得過半數提名的電影“我控訴”為晚會罩上了緊張的氣氛。如果是“我控訴”獲獎,現場出現的尷尬如何處理?結果,該片獲得了最佳服裝和最佳劇本改編,幾位台上的頒獎嘉賓都非常淡定地說:凱薩學院會將獎座送到獲獎者手上。直到宣佈最佳導演的時候,主辦方特意邀請了法國兩位著名女導演上台頒獎,克萊爾丹尼(Claire Denis)及艾曼紐爾貝爾克(Emmanuelle Bercot)。當波蘭斯基的名字由貝爾克的口中宣讀出來的時候,現場來賓和電視機面前的觀眾都清楚地看到女演員阿黛樂和女導演席琳.席安瑪(Celine Sciamme)等人當場離開。阿黛樂大聲說:“好樣的,孌童狂” « Vive la pédophilie! Bravo la pédophilie! »。

阿黛樂離場/攝影:Berzan Nasser/ ABACA

女導演丹妮翌日在接受巴黎人報的採訪表示:“ 我和貝爾克預料這情況(授獎給波蘭斯基)會發生;如果我們不願意接受這事實,就不應該答應學院的邀請.....當我們打開信封,看到他的名字時,我們相互交換了眼神。貝爾克非常清晰地讀出波蘭斯基的名字。我們上台的任務時宣讀一個經過投票的結果,我們不是宣讀法庭判決。”丹妮表示:“他獲獎是符合邏輯的,最多提名的影片,要不就不准在影院公映,否則無法排除獲獎的可能性。”作為一個資深的女導演,對於台下阿黛樂的反應,丹妮說:“我在台上看到她。希望有一天我們可以坐下來,好好談這個問題。” 是的,法國電影工業需要調整,改革和創新。

頒獎現場外面非常熱鬧,近百名示威者與防暴警察對峙。在巴黎市中心的一個餐廳,波蘭斯基及其攝製組所有成員及家屬共八十多人聚集在電視機前,一起觀看整個頒獎實況。

03 頒獎後

由頒獎已結束到未來的一週,所有的媒體焦點都聚集在波蘭斯基身上,完全覆蓋了其他獲獎影片和獲獎者的風采。話題都圍繞著是否應該將一年一度的最高榮譽給予一個“身敗名裂”的導演,儘管他獨具才華?通俗地說,擁有什麼樣人格的人才有資格代表法國電影界最高榮譽獎項?電影藝術獎是評審藝術成就還是同時需要考慮其為人和名聲?

一個藝術家的人格存有污點,其作品是否仍有欣賞價值和學術價值?在歐洲學問藝術圈裡,這沒有結果但永遠是話題的問題不乏先人:上世紀法國反猶大作家塞利納(Louis F. Celine);德國反猶哲學家黑德哥爾;卓别林被控孌童(涉嫌與兩位16歲未成年少女發生性行為並導致懷孕);天才詩人蘭波是靠販賣軍火生活。如果我們對已逝者抱有尊敬和較為寬容的態度,那麼對於較為近期的公眾人物就有道德的限制,例如昆德拉被控曾背叛且揭發自己的戰友,伍迪艾倫被指於性侵養女,韓國的金基德的性侵指控等等。當metoo運動使得受害女性可以勇敢站出來,當眾公開指證自己的屠夫的時代,直到目前,電影界只有韋恩斯坦一案由美國法庭正式審理,其他的個案都出現雙方辯駁的現象:受害者的個人遭遇被媒體和社交網路放大,“涉嫌性侵者”全盤否認。

一波不平一波又起。法國著名出版集團Hachette預計於今年4月7日在美國及29日在法國出版伍迪艾倫的自傳“Apropos of Nothing”, 在轟動的反對聲音之下,美國出版社在3月6日宣布取消出版和發行,所有版權回歸作者。

整件時間的巧合和反差,足以體現在當下公眾審判壓力下的結果。這邊廂,3月6日傍晚在法國電台Franceinter的採訪中,法國出版社Stock (Hacehette的子公司)負責人卡爾卡松訥(Manuel Carcassonne)表示 :“艾倫和波蘭斯基不一樣。前者經過法庭的審理獲得清白,後者仍處於個人指控的狀態”。並強調:“負責編輯和出版這本回憶錄的公司編輯人員都是幾位年輕的女性。她們自然支持當下的女權運動,但都表示閱讀完回憶錄後,完全改變了自己的想法”。所以公司最終決定出版這本書。

那邊廂,幾乎同時在地球的另一邊,在法國集團美國紐約分社Grand Central Publishing大樓廣場上,出現逾70多名員工示威抗議出版回憶錄的情景。起因是艾倫和米亞法羅的養子羅南法羅(Ronan Farrow)揭發他妹妹帶黛藍( Dylan Farrow)被養父性侵,伍迪艾倫一直否認甚至經過法庭審理,清洗了罪名,但法羅全家一口咬定艾倫的罪行。羅南在 3月6日呼籲杯葛且要求停止出版艾倫的自傳,很快便引起出版社員工的回應及引發抗議。“雖然停止出版艾倫回憶錄是一個非常困難的決定,但為了提供一個良好的工作環境,美國出版社決定停止出版工作,版權回歸作者”這是該出版社發出的聲明。

紐約出版社員工抗議出版伍迪艾倫回憶錄(源自網絡)


法國出版社的負責人在翌日表示:美國公司的決定影響了法國的出版,原因是版權歸回了作者。如果法國保持初衷,就需要重新與作者就版權問題商榷。換言之,法國的出版也遙遙無期。

04 法國電影界的分裂

2020年法國電影界將出現涇渭之分,一方是支持新女權運動,另一方則是挺波蘭斯基,他代表了遭受公共審判的藝術家。口誅筆伐 ,最貼切不過來形容近期的情境。

影迷們不會忘記2002年的“鋼琴家” the Pianiste (又譯戰地琴人)。這部電影述說波蘭鋼琴家華迪史洛·史匹曼在二戰的經歷。當年橫掃坎納,奧斯卡,凱薩等各大獎項,波蘭斯基可以說拿獎拿到手軟。法國製片人現任坎納電影節主席拉斯邱(Pierre Lascure)在2017年的一個電視節目中談到:史匹伯格在拍攝“辛德勒的名單”之前來找過波蘭斯基,希望他能執導該片。波氏拒絕了。兩個原因,首先是拍攝地點:波蘭的克拉科夫市,最大的猶太集中營所在地;第二點就是他認為自己沒有準備好。當波蘭斯基在千禧年之際來到法國投資電影製作最多的電視台Canal+,為“鋼琴家”一片尋找合拍公司的時候,拉斯邱用非常清晰甚至有點哽咽的語調說:“我當時是這家電視台的主管,我毫無猶豫地答應他。至今,我沒有半點的悔意。”

在此講這段插曲,目的是想說,那是2002年,距離metoo這場公共輿論運動爆發的2017年尚早,而對波蘭斯基的指控由1977年起從未間斷,但性侵醜聞此起彼落,真假難辨 (其實現在也是),卻沒有妨礙他的電影創作。

無可否認,電影工業是一個典型權力結構的行業。作為電影起源之地的法國,其電影工業在男女地位失衡的現象非常嚴重,舉兩個數據:2017年第71屆坎納電影節,5月12日那天走在紅地毯的是清一色女性,包括導演,技術人員和演員,她們一共是82人。這數據並非偶然,而是代表了自1946年創辦以來,只有82部女性導演的電影進入了競選單元,相對的共有1688部的男導演作品,這點明顯地說明了:我們在電影中看到的女性,完全是透過男性的視角下的人物。

第二個數據就是,女導演電影的製作費用平均是260萬歐元,而男導演的平均製作費650萬歐元。在 2017年,時任法國文化部長尼森 (Françoise Nyssen)建議,凡是參與製作的團隊在男女兩性數目上達到平等的電影,在申請國家電影中心(CNC)拍攝資助的時候,可獲得15%的額外獎勵。自此,法國電影工業是否在男女平等問題上得到了改善呢?這個問題需要另文解析。2020年凱薩頒獎上,獲得本年度最佳電影的“悲慘世界”,作為處女作導演拉吉利(Ladj Ly)和製作人上台領獎,並且叫上團隊的主要製作人員和主角一起上台,我們可以看到,台上12人,清一色男性。

“悲慘世界”製作組上台領獎,導演拉吉利致謝/照片源自Premier


凱薩獎意外發生後,從影者談波蘭斯基,顯然就是一個“陷阱”,連大咖演員也無法逃脫媒體的質問,在此列舉兩位。

茱麗葉比諾什(Juliette Binoche)在3月3日為新片宣傳時,被不停問到如何看待藝術家及其作品這問題時,逐漸聰明地回答:波蘭斯基的才華是無法取代的。但問題本身非常複雜,每個人有自己的判斷標準。

伊莎貝拉于佩(Isabelle Huppert)也無法逃脫記者的提問。她又點尷尬地表示:作家福克納說:私刑本身就是色情的一種示範。所以無法在這個問題給予一個公正的看法(un avis juste)。

頒獎典禮後,法媒又挖出較早前(2014年5月在坎納)阿黛樂的採訪。當法媒Télérama的記者問及她個人最喜歡的法國作家,她毫不猶豫地說是塞利訥。公認為法國現代小說最傑出的作家之一,塞利納的法西斯反猶思想一直以來是文人和讀者對在欣賞其作品時的詬病。顯然,作為讀者身份的阿黛樂,沒有將自己代入“受害者”的角色,可以在欣賞文學作品時,將作家的人格和作品完全區分出來。這又回到本文一開始就提出的立場和角度的問題。

05 公共輿論和法律。

在科技和網絡發達的今天,在metoo如火如荼的背景下,討論這個問題就顯然難上加難。在此即無野心也無能提供一個準確答案的前提下,不妨提出幾個想法以供有興趣者參考。

新女性Metoo運動的影響在網絡世界的推動和協助之下,公共輿論就如湧流般淹沒我們的日常生活,我們是避之不及,躲之不切。就以波蘭斯基一事,完全體現了公共輿論的兩大特點:複調性和可再激活性。

在波氏事件中,之所以引起知識分子和各界的強烈反應,大多基於他的藝術造詣和影響。儘管五位女性的控訴聲淚俱下,在沒有經過司法程序的審理之下,為他辯護的人不少。其實更多的廣泛民眾是不希望將他個人行為和藝術創作混為一談,很多人認為:“你的痛苦是真實的,但不應該影響我對藝術的欣賞”;“你們爭取女性平等反對暴力,我們支持藝術創作的絕對自由,兩者不應該二元對立,反而應該相輔相成”等等,這類的辯詞層出不窮,共同存在同一個公共輿論的空間,因此造成了複調性。

再者,只要一天沒有通過司法程序,”孌童狂“這罪名永遠伴隨著波氏。不過事實也說明了,儘管伍迪艾倫經過了司法程序,對他人格的攻擊和作品的閹割仍舊不變。有人指責波氏沒有勇氣面對自己的過去,相信他也由衷告訴自己:不要自討苦吃,被貼上的標籤是永遠撕不下來,因為這個社會需要代罪羔羊。這種公共輿論審判在他的身上在過去30年的生活斷斷續續。打從開始選擇法國生活,這個國家就成了波氏的避難所。對他控訴的女性不斷,願意為他的電影製作和為他的電影買票進場的人從未減少。公共輿論的可再激活性就在他的身上表露無遺。

輿論懲罰 — 污名化會帶來身敗名裂的後果?在法國,至少在波蘭斯基身上,輿論的作用處於再激活的狀況下,只要它的名字不是很明顯地出現在宣傳或新聞頭條上,基本上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例如波氏後期幾部電影的海報,都將他的名字寫的很小,也不以此作為宣發的理由。2017年1月初, 凱薩學院宣布波蘭斯基將會是該屆頒獎典禮的主席,消息一公佈就惹起爭議。最後在波氏的同意下,學院臨時改換了。同年底,作為電影殿堂的法國電影資料館為波氏舉辦為期近一個月的回顧影展。開幕當天11月30日晚,數十位女性示威者企圖阻止開幕儀式,被在場的保安人員即時制止。波蘭斯基出現在台上感謝眾位來賓。那一次,應該是他最後一次公開出席這種大型的聚會。但他的電影創作從未間斷,幸好!

在此,有意選擇了法律專業人士多波氏事件的看法。在3月8日法國世界報,刊登了一份由114位女性刑事律師的論壇文章,其題目為:令人擔憂的有罪推斷過於頻密地使用在性侵指控。

“有罪推斷”即是法律上“無罪推斷原則”的相反,即時只要有人指控,對方便被“定罪”。這篇由自認女權主義的律師聯署的文章中,作者強調了兩點法律的原則:一是,無罪推斷原則是維護一個法治國家的奠基,指控(言證)不代表證據(法律承認的證據)。我們可以相信或者不相信女受害者的指控,更重要的是需要強制自己不能輕信一面之辭。文中強調:女性受害者強制性的指控(l’accusaiton arbitraire)只要通過推特和社交網絡的傳播,“施暴者”就立刻被公共輿論定罪。作為守衛法治為己任的的律師必須站出來,譴責公共輿論法庭帶來的惡果。

第二個法律原則,就是對案件起訴的時效性(prescription)。在法國,無論很多人認為,性侵行為訴諸法律的時效性的侷限對受害者不利。作為律師,她們認為時效性本身就是法律存在的條件。文中以荷馬的一句名言來為時效性定義:時效性的存在阻止了一個可朽的人去保存一種不朽的仇恨(« la prescription interdit à l’homme mortel de conserver une haine immortelle »。(筆者譯)

114位女律師的聯署文章中強調:metoo引起的爭論和平等的訴求有存在的價值,但這種公共輿論不能剝奪其他質疑者發聲的權力。

公共輿論的存在是民主社會的溫度計,並司法制度共存且不可相互取代,兩者之間微妙的關係和處理的均衡體現了民眾和專業人士的冷靜和智慧。

因波蘭斯基引起的爭論不會休止。新女性平權賦能運動不斷茁壯,這是人類社會的進步。無論是讀者,影迷和受害者,每個人有自己立場和出發點。有人說,沒有看過波蘭斯基的電影的人,就沒有杯葛或指責他的權利;也有人說,你不是性侵擾受害者,當然偏袒他;作為女演員會說,電影本身就是整個父權社會的縮影,電影工業是強暴文化(culture de viol)的同謀者;也有人說,藝術的偉大和永恆,在於它超越了時代的道德和世俗的教條的束縛。

停筆之際,得知法美雙籍女導演及劇作家托涅馬歇爾(Tonie Marshall)於2020年3月12日病逝,享年68歲。她是唯一獲得凱薩最佳導演的女導演。2000年,“維納斯美容院”(Vénus Beauté)一片在六項提名中獲得四項大獎,其中包括最佳年度影片獎,最佳導演獎,最佳劇本獎,最佳女角新人獎(Audrey Tautou獲得)。2017年法國推出馬歇爾最後一部作品 “第一位女性” (Numéro Une),故事探討女性在當下社會的地位。在此,向這位女導演致意!

托涅馬歇爾 / 攝影:Lionel Bonaventure


延伸閱讀:

  • 關於複調性和可再激活性,學者林垚做出了詳細的解釋。可參考:Lin, Yao, “我也是”:作为集体行动的公共舆论运动 ('Me Too': Public Opinion Movement as Collective Action) (March 13, 2019). 思想 [Reflexion], Vol. 38 (2019), pp. 253-324.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3463859
  • 關於“鋼琴家”這部電影競選奧斯卡,在近日“虹膜”推出一篇文章中提到一個軼事;https://mp.weixin.qq.com/s/lunitHDrzqOOwcSkTU-qhg


資料來源:

https://www.nytimes.com/2017/10/03/movies/roman-polanski-rape-accusation.html

https://www.nytimes.com/fr/2020/02/24/movies/adele-haenel-metoo-francais.html

http://www.leparisien.fr/culture-loisirs/cinema/cesar-decerne-a-polanski-on-s-est-dit-voila-c-est-arrive-confie-claire-denis-29-02-2020-8269884.php

https://www.franceinter.fr/culture/woody-allen-n-est-pas-roman-polanski-l-editeur-francais-des-memoires-du-cineaste-new-yorkais-se-defend

https://www.gala.fr/l_actu/news_de_stars/video-isabelle-huppert-reagit-au-cas-polanski-le-lynchage-est-une-forme-de-pornographie_44410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LRyJ3xPj74 

https://www.culture.gouv.fr/Actualites/Le-cinema-se-mobilise-en-faveur-de-l-egalite-femmes-hommes

https://www.lemonde.fr/idees/article/2020/03/08/justice-aucune-accusation-n-est-jamais-la-preuve-de-rien-il-suffirait-sinon-d-assener-sa-seule-verite-pour-prouver-et-condamner_6032223_32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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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 BY-NC-ND 2.0 版權聲明

“我也是”:作为集体行动的公共舆论运动(第一节:何为MeToo?MeToo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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