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记者老油子

杂志记者·无奈观察·加速玩家·祖安狂人

“苏联解体后,苏联的金灿荣、张维为们怎么样了?”

早晨醒来,摸索手机关掉闹钟后的片刻,脑海中莫名想起昨日被抗疫志愿者打死的k基,谈不上感伤,但确实有一种无望的情绪。

质言之,当下的每一个国人,其实都是一个资深中国人。我们都深知生存的重要性,无论这种重要性来自于本能的求生、求荣欲望,还是来自于天理亲情,其中都诉说着在大时代下个体的“理性”与“无奈”。

有意思的是,在如此的环境之下,人与人还是出现了某种分野,人们似乎喜欢用“底线”一词来概括这种分野。

据闻深圳抗疫期间,为不得不隔离人员的宠物提供了单独的隔离场所,而光荣的上海,选择了某种“扑杀”。这也许就是底线不同,但本身我们无法用自己的底线去指摘他人的底线,问题是当底线侵犯他人时,也许最终只能出离愤怒。

一个有趣的例子,当纳粹暴行如火如荼之际,犹太群体中往往是艺术家等知识分子最先选择自杀,也许就是他们的底线定的太高了,无法接受他们所谓“非人的生活”,当然,他们也躲过了那“集体洗澡”。

那我们能有底线吗?外交部常常警告丑国不要触碰底线,但是每次又把底线往下面移动一点点,仿佛之前的敬告与锐评不复存在。

吾等当然要以伟岸的国家代表的言行为高标,所以吾等还是不要有底线了吧。

但这又有个问题,如果没有底线,我们应该能做到举报自己的父母,甚至批斗自己的父母。就像苏联的名言“没有举报自己家人的少先队员,应该受到怀疑。”思忖一下,这个暂且来说还是有些难度,毕竟小时候学校又老是给我洗脑,要尊老爱幼。

想说点什么,但也不知道在说什么。每次写东西一来是怕长期不写手生,二来也算是留存一点生活记忆,但写的时候吧,又不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当然这也得怪罪于底线不够低。易中天也说,他不敢写日记。姜文的《邪不压正》说,正经人谁写日记。

但是呢,其实只要底线够低,你是可以畅所欲言的,说不定还能说得很爽。

在一次访谈中,有人问前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苏联解体后,苏联的金灿荣、张维为们怎么样了?”秦晖怔了一下,回答道,“苏联还没有这么无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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