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记者老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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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记者·无奈观察·加速玩家·祖安狂人

留恋方言:我们在怀念什么

语言忠实地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文化, 忠实地反映了它的各种游戏和娱乐、各种信仰和偏见。 

——英国语言学家帕默尔


二零一八年六月底,一则新闻在网络上引发热议。事件的起因是沪教版上海小学二年级的语文课文第二十四课《打碗碗花》中的“外婆”全被改成了“姥姥”。关于这次修改有报道援引此前上海市教委对某问题的回应,称“姥姥”是普通话语词汇,而“外婆、外公”属于方言。

新闻爆出后,不少南方网民纷纷在网络上表达了不满,更有各种力证“外婆”之称比“姥姥”历史更悠久的文章在网络上出现,以图挽回“外婆”已去之势。随着时间发酵,6月29日,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提出处理意见,将该文中“姥姥”一词恢复为原文的“外婆”一词。

“外婆姥姥之争”背后蕴含着近年来颇受关注的方言式微问题,其中吴方言在近一二十年所面临的普及率降低问题,已成为了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网络上近来流传着一张备注为:“6—20岁暑期社会实践《各地本土出生人士方言使用情况调查》”的图表,图表显示吴方言在所有方言中掌握程度最低,其中上海的掌握率较高,达22.4%;掌握率最低的是苏州,为2.2%。根据华东师范大学的一份报告显示,2005年上海54.3%的中小学生自评能“流利、准确”使用上海话,到了2015年,只有28.1%的中小学生自评达到该标准。

此次事件发生在上海,正是方言保护状况最危急的吴方言地区,其中的讨论与争议恰恰反映出吴语区人群对于自己方言的不舍及方言流失断层的担忧。

 

  • 地域文化的表征

文化与语言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可以说语言是最重要的文化现象,人类在群体生活中最初的伟大创造是语音。语音和思维的产生使人类最后脱离了动物界,开始了人类文明史。文字的出现,与语音一道组成了完整的语言系统,人类认识自然、改造世界的经验得以传承,后一代人可以通过口耳相传或阅读省去不少弯路。

语言不但反映着文化的创造, 记录着文化的变迁,许多文化概念还成为人们思维的出发点和固有的定式, 经常在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可以说语言不仅仅记录着思想和感情,在它的记述中也用已有的概念与含义形塑着后来者的思想和感情。作为两个不同的客体, 语言和文化各有不同的结构、不同的习性和不同的发展规律。它们之间可以相映照、相联系, 也可以相背弃、相分离。说着同一语言的群体可以在短时期里发生重大的文化变革, 有时群体改换了语言, 文化传统并未发生根本的变化;同一个民族在不同的地方可以使用不同的语言, 不同的民族也可以使用相同的语言。可见语言和文化并非形影相随,互为表里的必然联系,也不是水乳交融、无法分解的浑然一体,但其中必然有着极其紧密的相互影响。

方言和官话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只不过方言通行在较小的地域,也正是其地域相关性局限性,让方言在不知不觉中充当了地域文化的表征这一角色。研究方言必须关注地域文化;换一个角度看,要了解民族文化或地域文化,透过方言这个载体也是一条便捷的途径。方言与地域文化主要有着以下几个方面的紧密联系:

方言与地方历史。方言是历史上形成的,现存的方言的许多特征只有联系地方史实才能正确理解。比如吴方言中有一特定搭配“死蟹一只”,特指人们在特定情况下的口头禅,表示事办不成了、路走不通了、问题没办法解决了、没希望挽回了的意思。究其根本,“死蟹一只”背后还有着一个精彩的历史故事。在明朝,嘉靖年间有一奸臣严嵩,位至宰相,自辅政多年,独揽大权。苏州老百姓很痛恨他,作了一首歌:“可恨严介溪(介溪,严嵩的字),做事忒心欺,常将冷眼观螃蟹,看你横行到几时?”后来,严嵩儿子被人举报,以“通倭谋反”的罪名逮捕下狱,严嵩也受牵连。嘉靖皇帝恶作剧,让他枷了木枷,并派人看押着四处乞讨。行至苏州,百姓拍手称快,有个秀才突发奇想,在其木枷上写了“死蟹一只”,意思是这个以前冷眼观螃蟹,横行一时,到现在终于成了死蟹了。从此,“死蟹一只”这句话就被传开了,大家都把那些作恶多端的人到了穷途末路任人摆布时,称为“死蟹一只”。从方言的角度去看地方历史,非但从侧面给地方历史提供了佐证亦或是驳斥,更能发现存在于方言中的独特记忆。

方言与地理环境。方言作为某一特定区域人们的通行语言,其与地理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不同的环境决定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反映在方言中则有不同词汇的称述。比如南方多种水稻、用牛拉犁、爱吃大米,因此很多南方的方言中,有关水稻耕作的各种名物、农事、主副食品名称等的词语名目繁多。用大米制作的粉条就有“粉、米粉、粉干、米线、稞条”等说法;北方以小麦、杂粮为主要粮食,喜面食,故有关杂粮面食的词语颇为丰富。

方言与地方文化心态。方言还可以反映出一定地域里被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即文化心态。比如历来被称为拥有海派文化的上海,其方言中多带有“洋”字,如“洋火、洋机、洋油、洋装”等等。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这类带有“洋”字的物品暗示着一种较好的商品质量、较高的生活品质,甚至于较优越的生活条件,这其实与上海人精致讲究有腔调的心态殊途同归。

方言与地域之间的种种联系,使其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地域文化的典型表征,其中的文化价值无可置疑。

 

  • 方言之衰

语言与社会的发展存在着共变关系,社会因素是自变量,语言是因变量。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与社会的发展呈脉动状态。

方言掌握率目前阶段在我国的普遍降低,是一个综合多种社会现象的结果,分析其原委,大致可以分为人口迁移、政策宣导和现代化要求三个方面。

人口迁移对方言保护带来的不利结果是显而易见的。我国正经历着一个巨大的人口流动潮,大学求学、产业集聚以及追求更高更好的生活质量,共同引导着越来越多的人向发达城市迁移。外来人口数量增多直接稀释着当地方言掌握人口的比率,进而言之,掌握方言的本地人口可能会与外来人口组成家庭,这就动摇或改变了原本人们在家庭中使用主导语言的方向。家庭作为方言传承最小也是最有效单位的模式被打破,直接影响下一代的方言掌握状况。

政策宣导的作用就更为直接。随着 1992 年,国家语委对推普工作方针的进一步调整,作为教学用语、校园用语取得了重要的进展。教师普通话掌握并使用一定水平的普通话,是教师必备的职业素质。很多幼儿园、小学的走廊和教室门上都挂上了“请讲普通话”的标语。许多孩子因为在学校中普遍使用普通话,回到家中如果没有刻意调整,往往仍然会选择用普通话和长辈交流;另一方面,孩子的父母受自己生活、工作中交往语言的影响,在和孩子交流时干脆就运用普通话。有的父母为了让孩子尽快适应托儿所、幼儿园的集体生活,在孩子牙牙学语的时候,就采用普通话和孩子交流。在家庭和学校的配合之下,孩子和家长很好地配合了政策的宣导,但当意识到这样的行为正无形中摧毁着自己故乡的方言时,一切似乎为时已晚。

现代化要求对方言的消解作用较为隐蔽。借助于高科技通信、发达的交通运输等现代化配套物质条件,地球村业已成为现实,再也不是一个虚渺的幻想。为了更好地与不同地域的人沟通,人们不知不觉中已经默认了普通话拥有更高的沟通效率与适用性。更深层次来讲,使用被更多人能够理解的话语作为交流手段,绝大多数情况之下可以获得较广泛的认可与威望。

人口迁移、政策宣导和现代化要求的多重作用之下,方言普及率不断降低,直至今日被大众担忧。伴随着关注与担忧,一轮以方言为对象的造神运动正在慢慢展开。


  • 作为神话的方言

“必须多讲XXX(某地)话!”“联合起来,只讲XXX(某地)话。”“是XXX(某地)人,就讲XXX(某地)话!”在当今的互联网上,这样的言论并不少见。为了保护本地方言,人们纷纷抱团取暖,振臂高呼。

任先生来自苏州,是一位积极提倡保护苏州方言的年轻人。“我觉得身边讲苏州话的人太少了,很多苏州孩子除了和父母以及很熟的朋友之间,都不再说苏州话了,这让我觉得很可惜。”任先生告诉《检察风云》记者,“我觉得应该从我们每个本地人自己做起,在遇到陌生人时,可以先用苏州话做试探性的交流,如果对方表示听不懂,那么再用普通话好了。不光是讲,我在网络聊天时,也经常会打一些苏州方言的谐音字来交流,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苏州话不仅是一种语言,也是这个城市的一部分。”

不难看出,任先生是新生代保护方言的典型代表,他们以自己的城市为荣,以自己作为该城市的居民为荣,以该城市的方言为荣。以至于方言被推至一个神话的位置,而神话的背后,是文化认同、身份认同与自豪感。

认同感是个人对与自己相同的东西产生的赞同、接受的心理。在一个群体中,人与人之间相互认可,群体的每个成员都认可群体共有的某些特质,认同关系也是人与人、人与群体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一种关系。文化认同是基于文化所产生的认同感,使用相同的文化符号、遵循共同的文化理念、秉承共有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便是文化认同的根据。在身份认同的判定中,因其是确认身份的最简单最易得方法,方言所带来的文化认同直接映射到土著民的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往往会给人们带来某种精神上的愉悦。“他乡遇故知”“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即是这种情绪的典型代表。

身份与文化的认同与所有认同感的实现方式一样,首先必须要通过自我的扩大,把“我”变成“我们”,确认我们有共同的身份;其次认同的过程必须包含着某种排他性,即划分一个限定,把“我们”和“他们”区别开来,划清二者的界限。试想,只有“我”,没有“我们”就没有了认同的主体,只有“我们”没有“他们”,就没有了认同的参照体,认同也就失去了应有的意义。

文化认同与身份认同的必然排他性,决定了文化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产生的原因在于人们的身份认同差异。由于有着不同的身份,排他性相互作用,会导致强化人们文化及身份认同的结果。

纯理论的叙述也许枯燥,我们试着想一想某些发达城市所谓的“排外问题”,其矛盾发展路线恰恰便是该模式的具体演进。发达城市由于吸收了过多外来人口,本土文化被不断荡涤,原住民也许仅仅是出于对城市文化与历史的关注,讨论起方言保护等问题,但在无形中却形成了一个排他性的身份认同圈,外来人口面对种种难以融入的局面,唯一的方法就是强化自己的身份认同以求慰藉,久而久之,矛盾也夸大了。

 

除了方言,我们还能有什么

留恋方言,归根结底我们留恋的是每一个城市所特有的文化与历史。

在单纯的语言层面,任何方言与其他语言别无二致,由语音和文字组成。但透过方言的外在,去观察每一个城市所蕴含的独特历史,也许这才是方言的真正价值。

除了方言需要保护,有关城市文化与历史方面,还有许多值得去关注的地方。方言之所以被当作了城市文化与身份认同的纽带,其原因是易得与零消耗:一个在童年时期学会了方言的本地人,自然可以简单且方便地用方言来展示自己的身份,这样的过程不需要花时间去学习,更不需要花时间去践行。所谓,方言在手,故乡我有。

我们当然可以选择向着现代化大踏步地前进,头也不回,更别去考虑那些不能带来生产力的种种虚幻,当然包括方言;还是停下脚步,找到自己真正需要的事物,坚守属于自己的生活,即便得不到认同,却仍可以做一个自我主宰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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