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苍蝇——上海坐监六十六天

不知坐监几天后，一只苍蝇飞进房间。很难弄清它如何进入了这座牢笼，因为一切都密不透风。窗口有纱窗挡着，苍蝇是在开窗的那几秒越过屏障自投罗网吗？房门一直关着，是趁人出去做核酸或是交抗原的时候长驱直入吗？没有人知道苍蝇是怎样进来的，正如没有人知道抗疫战什么时候结束。

“请还没有做核酸的村民立刻做核酸。”

噪音是牢笼的伴生品。早上七点，装载着女性声音的大喇叭就出场了，“请村民立刻到核酸检测点做核酸”，“请村民立刻到核酸检测点做核酸”。身披红马甲的志愿者骑着自行车穿梭在村庄的小道上，大喇叭挂在车把手上，声音抵达各处边界。十点开始，装载着男性声音的大喇叭接班，“请还没有做核酸的村民立刻做核酸”，“请还没有做核酸的村民立刻做核酸”。话音更显急促，命令意味更强。

旧世界的生活通常这样运转：周一至周五早上八点起床，坐一小时地铁到公司，晚上七点到家，十二点入睡；双休日一觉睡到自然醒，做些自己的事。旧世界中的权力像灰色剪影布满各处，但上海的一种意义就是，它让权力显得没有那么无所不在。2021年一整年的生活体验，颇有“马照跑、舞照跳”的末日欢愉，来去自由，就连为了出行做的两三次核酸也不足为扰。3月28日，政府全面接管城市之后，时间和空间丧失了以往的提示作用。每一个清晨，如果做核酸就要忍受七点到十一点的大喇叭轰鸣，不做核酸就要忍受志愿者和楼长不定时的叫醒，出门拿抗原再把检测结果拿下去。日复一日无休止，时间就这样滑过去，没人知道什么时候会停止。村庄各个通道口的路障随着防疫政策的日渐疯狂，由可拆卸的绿色隔断网变成铁皮门。之前的绿色隔断网装上就会被村民拆除，换成铁皮门之后，门上挂着一块塑料纸盒做成的牌子，上面写着“私拆违法”。

政府的意思是，为了战胜奥密克戎，市民必须足不出户，没有人流动的地方病毒就不能自由传播。足不出户的市民在其他时间的确不能动弹，唯有做核酸时需要应流动尽流动，穿越重重阻挡去做核酸，放下所有事情去做核酸。密密麻麻的人类聚集在一起做核酸，张开嘴拉下口罩的时候间隔不到两米，抗击奥密克戎的时刻反而是奥密克戎最容易胜利的时刻。前一个月，每当有人在团购群内问“做核酸是不是很危险啊”，很多人激动且自发地回复“相信政府！做核酸没有任何坏处”。后一个月，群里已经时不时冒出几句牢骚，“人太多，我不去了”、“总是做烦死了，我现在都隔天一做”。政策拥护者的激情也不似以往，但还是会说“有个小伙子一直不做核酸，警察和志愿者每天去敲门带他做核酸”，所以“能做还是做吧”。

村委会似乎也意识到，越来越少的人在做核酸，于是下达指令给大房东，大房东转给二房东，二房东就在租客群和朋友圈里发布重要通知：“所有租客请注意，必须按照规定做核酸，如果不做的话会产生不良记录，对个人复工和村庄解封产生影响，应检尽检的时候不做核酸，立刻赋黄码！到时候不要找我，自己去解决！再说一遍，应检尽检的时候不做核酸，立刻赋黄码！”阴雨连绵，打着伞做核酸的村民原本很少，一被“赋码”恐吓，又熙熙攘攘地出去了。恐吓屡试不爽，源于人对自我处境的清晰认知：一旦不遵守命令，下至村委会也有权力改变人的健康状态，使其立刻失去行动权。

“公民不服从，奴才请配合。”

依靠制造恐惧作为治理资源的极权政府，深谙百姓心理，暗地里剥夺百姓的所有权利，明面上表示“人人都是抗疫奉献者”。“名正言顺”在“赋黄码”这件事情上有了全新的时代注解：已经失去行动自由的百姓，只要不被官方盖上不能自由行动的章，就不认为自己失去了行动自由。正如只要宣传口径不称足不出户为坐牢，那么在狱中的人也不认为自己在狱中而是在家中。百姓不愿追问或也没想追问，“既然我已经不能自由行动了，那么赋黄码又怎样呢”？为了防止追问产生，基于恐惧的治理术通过暴力在追问有可能产生的环节给出不容置疑的回答。

“检测为阳性真的需要住院治疗吗？”强制性转运。“楼栋居民签署联名书同意患者居家隔离，为什么不能居家隔离呢？”强制性转运。“为什么一定要接受转运？”暴力转运。“为什么警察可以强制居民离开家？”“你投诉来的还是我。”权力无限扩张，权利微不可见。在一个不保护人的地方，每一环都可以是权力的展演。家庭、学校、公司，小区，成为了汲取人力量的政治性工具。“对孩子动辄打骂的父母”、“对学生百般打压的老师”、“对下属极尽苛责的上司”、“对住户施加恐吓的居委会”，本质上都是权力的化身，他们看似在为自己言说，实则是为权力言说，权力的目的，就是要让身处牢笼中的人停止追问“为什么我被如此对待”，心甘情愿地认为“一切都是自己不好，我所能得到的只是如此”。教育、新闻、自媒体，大张旗鼓地做权力的传声筒，制造焦虑的信息洪流，逼迫人反诘自身，攻击同类，永远，永远，不要追问为何一切如此，而要充分相信，只能如此。

做核酸的牢骚渐少，没饭吃的牢骚又起。时隔一月，村委会终于想起应该发物资。于是滴水的包菜、长芽的土豆、有蛆的牛肉依次登场，即便物资状态较为正常，也会在分发时面临窘境，15户租户平分5包物资，三瓜两枣成为对现实的精准描述，我们通常要平分6颗土豆、30个鸡蛋和40根四季豆。这些物资更成为一种对比：连花清瘟可以每次都两包两包地分发到户，中药可以一整包一整包地领回家，物资却永远稀少。发放物资的时候群里经常有人说，要靠政府发的东西过日子只能饿死，这种时候只能靠自己。有一位大哥最初在群里召集人去村委要物资，被群里的爱国小将登时打成“行走的五十万”、“1450”。但事有巧妙，和大哥对峙的激愤群众逐渐发现，这个大哥似乎和能整到吃食的群主关系不浅，大哥再发言时，“间谍科普”类的文章和“把他踢出群”的声音突然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笑泯恩仇，什么都没有吃饭重要。

另一个团购群里，村民们较为实际地关注着这个城中村近年来房租的变化，提到当年来上海的时候花上900就能租到一室一厅独立厨卫的房间，如今2000都未必能租下同等条件的房间。“还不是二房东扰乱了租房环境啊，他们在村子里盘下毛坯房装修一下，转手再高价租出去，实际上这些房间都有不小的安全隐患。”“疫情结束后我们一起向政府举报，让他们这样欺负打工的人”。

“打死那个阳性。”

城中村的住户组成情况复杂。有快递员、外卖员、店员、工人、白领和本地人。本地居民大多有一块土地，种一些蔬菜。也因此，除去封控的前几天食物短缺，之后只要熟练掌握“走对暗巷敲对门”的技能，基本都能买到一些新鲜食材。拥有一个杂货店老板的微信变得格外重要，村委不一定能提供什么帮助，但只要有钱，杂货店老板无所不能。有一次我扒开铁皮网走进老板家中，发现叮咚、美团、每日优鲜上都买不到的李锦记薄盐生抽正安然坐在铁皮架上，当下大喜过望，狂拥两瓶。

但这个黑市发达的法外之地并不总是如此宽松。没有确诊患者时，小道上散步、遛狗、买东西的居民络绎不绝。连续做核酸后阳性患者频出，警车开始在主干道上巡逻，小道上紧急安置铁丝网，警察在村口和电话里的人说“我也不想管，有什么办法”，然后给村里一直行偷渡之事的杂货店贴上了封条。即便如此，真正想要出村干活的人总能找到办法出去。群里的人拍到几个钻狗洞进出的男性，大为震怒，斥责这些人“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着出去赚钱，不要命了吗？”一轮一轮的静默期过后，人们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松快一下，什么时候又突然买不到东西，只能在群里愤愤地说“真的好烦啊，真想打阳性一顿”，另一个人回复“打一顿有什么用，打死才好”，“哈哈，这就有点过了吧”。

没有黑市的地方显得更加悲惨。美团外卖的商家群里，到处都是人们的哀嚎。“已经连续吃九天八宝粥了”、“一天只吃一包泡面，吃完就睡觉，不敢动”、“老板今天开门吗？已经好久没有吃过热饭了，就等着今天能点到了”、“过去几小时了怎么没有骑手接单啊，太久没有吃烧烤了，都不知道什么味了”、“真的快饿死了”。

朋友所在楼栋有了确诊人员，居委会通知楼下会有保安进行看守。四五月的上海空气中仍有寒意，保安卷着一袭薄被睡在水泥地上，敲朋友的门问，“可以给一杯热水吗”？所有的愤怒在这声问句前都变得无力。理论上我们可以分析人是如何参与这套系统的，可实际上我们仍然在与一个个的人打交道。马路上的警察看到深夜在外偷渡的我选择视而不见，村委会七八十岁熬红了双眼的老年男性工作人员告诉我换一个警察看不到的出口取外卖，在群里抓间谍的群友现实生活中和我说“这家店菜很新鲜”。一个人参与了监管，但并不是全无善意和人性的。只是在极权的操控之下，人的善意和人性被扭曲为懦弱和不忠诚，在不被鼓励守望相助的社会中，人无法相信制度，也无法相信他人，只有随机性极强的善意偶尔闪现时，才让一个有可能更好的社会如空中楼阁般浮现一下而后消散。在很多时刻，释放和接收善意的人并不清楚，我们原本可以度过怎样的一生。

“上海的人怎么这么不配合？”

5月31日晚上，我在室外狅走了一个半小时。平时光秃秃的废土地上长出了茂密的绿植丛，路砖的缝隙处杂草丛生，小树变成了闪着耀眼绿光的大树。上班的时候想，有机会一定要坐在地铁进出口处的墙墩子上，什么也不做，只是坐着。这个晚上我坐在墙墩子上，看到在外跑步的人、行动的车、穿梭的滑板。突如其来的解封命令是强权的再现，人可以立刻、再次走到户外，可是心理创伤不会突如其来地消失。自由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恩赐，出狱的人无权向任何部门、以任何方式追责，正如流传着的说辞那样，“上海从来没有封城，是市民自己把自己封在家里”。无耻即为如此。

6月1日，微信群里流传着上海很快又要再次封控的消息，我连夜打包，次日逃离上海。身份证、户籍地，外来人口，一个又一个的名词讲述着人在中国毫无尊严的生存实况。车站外都是打地铺的返乡人员，我坐在广场的长椅上，第一次明白什么叫做“逃难”，什么又是“流亡”。高铁上一位男性打着电话说“这两个月死了多少人你不知道啊，工地开不了工，房贷车贷还不上，只好去跳楼了”。死亡变得轻描淡写，深重的伤痛隐藏在口耳相传中，隐藏在不可见的截图中。

但很快，这些心情又变成了一个还有些自由的人的伤春悲秋。在老家隔离点，我再次体会到什么叫做“上海已经是中国城市治理的天花板”。在上海可以选择十几天不做核酸，应检尽检的时候不做核酸也不会赋黄码，赋了黄码还能下楼活动。而在老家，如果不完成必要的核酸检测，村委会、网格员每天登门进行骚扰，所谓的网格员更可以毫无界限地肆意侵犯隐私，利用返乡登记表上的信息不断进行骚扰。隔离酒店门口挂着“防疫重地，闲人勿入”，四周被绿色铁皮网包围，真正做到了酒店牢房化。做核酸必须在早上七点前，双采双检的时候第一次体验了鼻拭子，捅到鼻腔的不是棉棒，而是暴力。各个层级的防控电话层出不穷，每天确认个人信息，而父母不断嘱咐“不要让防疫车辆送你回家”，过街老鼠莫不如此。

经历过武汉封城又经历了上海封城的前同事评价上海人说“为什么上海人这么不配合，他们居然还要团购还要吃外卖，我们当时都没有的”。酒店打电话让我配合去“健康驿站铁皮箱”完成剩下几天的隔离，我说“我不接受”，很明显感觉到对方愣住了，隔了几秒又回复我说“你不接受吗”，我说“是的，我不接受”。这个愣住的时间长度让我感觉，似乎在这么长的时间段里，没有人说过“我不接受”，他们完全没准备好回复这样的答案，于是只能重复我的回答。网格员一轮一轮发来骚扰信息后，我问“你这样是在侵犯隐私权吧”，对方回复“你怎么会这样想”。如果说在上海进行反问，需要考虑的是怎么进行拉扯，那么在老家，首先要面对的是权力机关人员对“不接受”、“隐私”这类词汇的茫然无知。

“最后的苍蝇。”

苍蝇的嗡嗡声很烦人。一只苍蝇飞进房间就有更多苍蝇飞进房间，最多的时候，三只苍蝇在房顶飞到一起又四散，三倍的嗡嗡嗡等于三倍的心烦意乱，但很快，一些不得不被观察到的事情就出现了。

最开始飞进房间的苍蝇音量最大，不停围绕着人的头顶活动，但在房内一天比一天声音小，第三天已经飞不动，只能在平地上爬，这个时候就是打死苍蝇的最佳时机，一击毙命。第二只飞进房间的苍蝇就会取代第一只成为最烦人的苍蝇，和人不断对峙，直至声嘶力竭一命呜呼。而第三只苍蝇，通常不在任何时候出现，静静地待在角落，即便要飞几圈制造点声响，也很快安静下来，继续当只隐形的苍蝇。很多天后，我才发现窗户的角落处有一只苍蝇的完尸。从第三只苍蝇后，其他的苍蝇再继续进来也只是重复前人们的生命轨迹，很快我已经能够和嗡嗡声共处一室并安然入睡了。因为很显然，嗡嗡嗡不是最扰民的声音，大喇叭、警笛声才是扰人之王。

苍蝇的命运多么像墙内的命运：不要发出声音，谁的呐喊声最响谁就第一个被解决，即便不解决，在一个不适合生存的环境中，飞翔发声的力量自然而然会减弱直至死去。不出声可以苟活，但还是要死去。

人又是那么的健忘和容易适应，只要苍蝇一直存在无法被消灭，那么终有一天能与其和平共处，最后在烦闷的日子咂摸点乐子和感悟出来。有的时候不得不想，从哪一天走到了这一步，在有可能的历史选择中，为何这一种变成了现实。“就让事情终结在我这里”，就让事情终结在我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