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写意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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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心修炼

一个边缘女权主义者的自述

关于“自述”

我计划写这份自述已经很久了。最早想好的标题是“一个中国女权主义者”的自述,改掉不是因为这个标题太“大”——尽管难免会造成这种印象,但我自己的理解是这个标题代表个体的记录。最终改掉是因为我自己是个实实在在的边缘人物,不拒绝主流,但也不想进入任何一个“圈子”。比起“自述”,更多的可能是记录。我自己的生平并不值得书写,但我希望记录自己对当下中国女权主义发展的思考和作为“边缘人”参与一次次舆论事件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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撕裂、撕裂、撕裂。


Mia告诉Izzy,有时候你要焚毁一切才能重新开始。烧掉房子的Richardsons,真的start over了吗。

2020年,或许是我接触女权主义六年来最撕裂的一年。

在这一年里,我的一些朋友“转型”成了女权主义者。终于,这条路似乎可以走得不再那么孤独了。六年里,我未曾加入任何一个女权圈子、群组。我有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但我们的交流方式似乎仅限于默默关注着对方,偶尔互动那么一下。我喜欢孤军奋战。

我也不喜欢孤军奋战。

我母亲对我的“女权主张”是极其不屑的。争取性别平等对她来说是非常遥远、与自己无关的事情。她的否定方式是“你做得到么”。是的,我做不到,但这不妨碍我去做。每当我给出这样的回答,我们的对话总是戛然而止。其他人要么觉得好笑,要么觉得无法理解。

我奶奶是唯一一个特例。她也不懂“女权主义”,但她总是特别支持我常说的“平等”,她也支持我选择“不婚”。或许是因为她的婚育生活实在太苦了。如果非要剖析原生家庭的影响,奶奶的经历,奶奶的脆弱,奶奶的眼泪和歇斯底里都是我坚持为女权而战的理由。

在很多生活场景里,我都是那个“刺头”,说着奇怪的话,固执地抗争着自己都说不清的东西。“女生去健身房练美腿练腹肌也是为了男生喜欢”“为什么必须要变成男生喜欢的样子”“因为现实就是这样啊”。这是大概两年多以前大聚会上,发生在我与室友的男性友人之间的对话片段。

两年过去,“女权主义者”的阵营似乎壮大了。揭露厌女现象的微博下面,认同和进一步反思的声音逐渐盖过了“女人太上纲上线”的指责。我曾经的室友也成了女权主义者,不断在社交媒体上发声,生活中遭到性别歧视会毫不犹豫地反击。

或许是我不够有远见,也或许是我太悲观,无论是六年前,还是两年前,作为一个正真意义上在朋友圈子里孤军奋战的女权主义者,我都不曾想过,现在的微博上几乎每天都会有那么多关于女权、性别平等、性侵维权的话题。但这似乎也证明了我们的处境有多难。维权难,做学术难,发声也难。总有人说“键盘女权”不过是动动嘴皮子而已。只是这么简单的事背后,删帖炸号成了日常套餐,网暴也是配菜。男性用户们有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有的对着女权无差别开炮,有的顶着“平权主义者”的名头鉴定真假女权,有的持续散发厌女气息。少见“男性女权主义者”也不时做出一些迷惑行为,令人心生怀疑的同时对“he for she”愈加悲观。而微博之外的社交平台,厌女氛围还是压得人喘不过气。门户网站的评论区永远都不忍直视。我们搞了那么多年的女权,却依然免不了与现实世界脱节的尴尬境地。毕竟,国内的性别教育就是滞后、脱节的。而女性领导者、执法人员的缺失和底层女性常常被忽视的困境,都是这个困局的关键链条。现在,这个“我们”内部的撕裂、矛盾、甚至斗争也在一次次议题和舆论战中被不断放大。

“婚驴“究竟是对男权话术挑战还是本质厌女,“骂醒”究竟是父权爹味的复刻还是无奈而坚决的反击?我收到过来自所谓“路人”的反馈——“会导致逆反情绪”。但我对女权运动的“路人”身份一向警惕,很多人的逆反心理早在接触这些术语的当下就埋下了种子。但作为话题中心的边缘人物,做一个“indie(独立)”女权主义者好像并不可行。比起“路人”这个标签,我对日常生活中的“厌女”现象更警惕。当我开始学着反思自己身上残留的厌女痕迹时,也比以前更留意日常生活里不那么显眼的“厌女”行为。我喜欢Kate Manne教授对“厌女”的解读。把厌女行为的机制剖开看,其源动力在于维护父权制度。而辱骂、贬低挑战传统父权价值观的女性就是这套行为逻辑最直接的体现。厌女让女性不自由。然而,当拥护妇女解放的女权主义者把矛头指向“已婚女性”的时候,也不自觉地给一部分与反婚反育理念“不兼容”的女性套上了枷锁。做家庭主妇是她的错,不争取/争取不到冠性权是她的错,休产假进一步挤压职场女性生存空间是她的错,生孩子是她的错,结婚是她的错。从某个时刻起,“她”从需要被解放的对象变成了这场革命的敌人。如果说对不婚/单身女性的攻击是毫无疑问的“厌女行为”,那么对“已婚女性”的攻击就不是吗?

做女权主义者真的很累。这六年里,大部分时间为面对的都是旁人的不解、沉默和尴尬笑容。“化妆这件事应该全凭我的个人意志,我不想做就应当有权拒绝”“你太激进了”。女同事的评价平淡无奇,而我甚至没有把自己激进的一面表现出来。搞女权有多不容易,我太懂了。

“把炮火瞄向造成性别压迫的父权体系”听上去好像太过空泛,“推动立法、监督执法”做起来又太难。似乎揪出女性群体内部的“害群之马”,性别平权运动就可以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了。然而当我们放弃思考(或者倾向于不去思考)大批女性愿意在如今的性别秩序下走进婚姻的深层原因时,平等的对话无法进行,思想不够”先进“的弱势女性依然会前仆后继地走进父权制婚姻的牢笼,这场运动永远都只能是女权主义者自己的狂欢。在女权主义者活跃的微博平台之外,还有许许多多真正意义上的底层女性,她们不具备选择“不婚”的经济条件,也没有反抗意识。无论她们“当牛做马”的生活现状里有几分是“自作自受”,她们都是性别不平等最直接、最脆弱的受害者。当一场以追求平等和群体解放为目的的运动把矛头指向部分弱势群体时,这场运动的初衷或许早已被人遗忘。

很多年前爷爷看完某一集“柏阿姨”之后那句意味深长的感叹:家有怨妇,必有悍妇。伯伯在一旁笑出声,而十五六岁的我,向爷爷投去了一个理解的眼神。这注定是一个让我后悔一辈子的动作。大概这就是我对“厌女行为”如此警惕的原因。但也许这一次我又错了。也许这一次,“骂醒”真的是唤起受压迫者反抗意识的唯一途径,毕竟改变落后的性别教育是那么、那么的难。只是,作为一个悲观的边缘人,我还是坚持我的选择。我想和所有愿意接纳我的女性站在一起——单身、不婚、已婚或者“顺其自然”,用我自己的方式,为她们、为“我们”努力做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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