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园

律师,武汉人,现居纽约 偶尔写诗,偶尔发牢骚

有关方方日记的几个迷思:”微观悲剧“,”部分事实“和”反华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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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日记要在国外出版了。朋友圈里有力挺的,更多的是质疑。有的说方方日记失之偏颇,记录流言,散播恐慌,抹黑国家;有的说当时看过,当时也觉得有价值,但无论如何,“家丑不可外扬”;有的说翻译出版的时间线不对,肯定是外部势力推动,早有预谋(已辟谣计划8月才出版)。不假装中立,本文就最常见的几个论点展开批驳,跟大家分享为何我不反对方方日记在国外出版,即使它真的刻画了让很多人难受甚至难堪的“微观悲剧“,即使它真的只掌握”部分真理”,即使它真的会让更多英文/其他语言读者知道在武汉发生过的种种丑陋。相信方方日记曾在很多人(包括我)最艰难的时候提供过慰藉,为它写这一篇大概也是应当。

在此先定义一下探讨范围:日记的思想高度和文学水准在讨论范围之外;阴谋论咱们就更不费口舌了啊。

一. 方方的日记“无限放大微观悲剧”

一篇10万+阅读的文章《为什么很多人对方方的态度改变了?》摘取了方方日记中列举武汉“灾难”的一段(疫情初期,尸体塞满车,一家人灭门,无法与去世的亲人告别等等)评论说:”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样无限放大微观悲剧是主流,因为每个人都害怕自己被忽视,都害怕自己成为那个‘家人都死光了被拖走的人’... 这样的描写是对是错,我不评论.... 就算如某些人说的,那其中有些夸张性描写(吐槽:夸张描写在哪里,请指出来?)在当时反而能倒逼政府更高效的工作。但也仅限于当时的环境下,是有时效性的。" 这段话可引出几个疑问。

  1. ”微观悲剧“是什么?取《南方周末》一篇文章的标题,大概就是武汉人”900万种心碎“的局部剖面。是报导里的常X,柳X,李XX,XXX的故事;是没有在报导出现,只在网上呼救过的人;是连上网呼救都没有条件,可能每天与你活在折叠城市的人;也可能是你的朋友、家人,或你认识的人的朋友、家人。与宏观数字不同的是,微观悲剧把化为数字,甚至连数字都没能算上的人,还原成人本身。它逼迫置身事外的我们凝视风暴中心,尝试感同身受。
  2. 它真的能被“无限放大”吗?对于有同理心的人来说,“无限放大”微观悲剧这种说法不太成立。毕竟,”女孩追在运尸车后跑着叫妈妈“这句话能表现出的,怕不及当事人绝望的万分之一。纵观方方日记,最多是克制的记录,我甚至没有看过稍微带点文学性的描写和铺陈。将本就存在的悲剧剖面集合展现,怎么就成了”无限放大“?
  3. 我们在当时为何需要对“微观悲剧”的描写?分个人层面和社会层面说说。疫情中的个人,大概有两个需要微观悲剧的理由。身在湖北的,多把它作为心理疗愈:既然自己恐慌又无处诉说,那么若有一个能发声的人诉说我们共同的委屈和安慰,会让人觉得好像自己能被听到一样。不在湖北的,大概是出于最基本的人道主义好奇心,想要了解封城之后的武汉人,为全国安全做出巨大牺牲的”英雄“城市,究竟生活在什么样的境况中。社会层面大概也有两点理由第一,无关政策,集体是需要记忆的,而集体记忆中的个体太容易流失。微观悲剧就是记忆自身;方方对微观悲剧的描写,至少是在尝试留存个体记忆。第二,也许真的有“倒逼”政府决策的功用。不局限于湖北/武汉政府的魔幻操作,也提醒着全国,在”不惜一切代价”打这场所谓“战争”的时候,其实有一些人被当做代价牺牲掉了,而这也许本可以避免。他们本可在民间的哨声或媒体的提醒下早早戴起口罩,本可在更落到实处的政府援助下不至于被活活饿死,本可在更人性化的限制令下居家隔离,而非被恐慌推向医院交叉感染,甚至本可在合理的安排下被转运至有空床位的外地接受治疗,捡回一命。大国抗疫的成功光芒下,这些个体是阴影。方方皱着眉告诉我们,虽然他们不是你,也许也不是你认识的人,而且别国可能也有相似的故事(北京热不代表美国不热),但他们的悲剧依然存在于这座城市中,不论你高不高兴。
  4. 那么“微观悲剧”放在现在和未来就是”不合时宜“的吗?以上让“微观悲剧”在疫情之中有意义的理由,现在还成立吗?当然。即便个体层面的即时理由失效,社会层面的依然长远。从集体记忆的角度,它让我们避免放下报纸就开始起立鼓掌,庆祝春天。从政策的角度,它能给下次决策提供强有力的提醒——强力政策背后的“代价”究竟是什么。不是数字,是人。数字不能体现,甚至方方日记的”微观悲剧“也不够,但总比数字好。如果这些被遗忘,那么下一次决策就无进步的空间。这次是武汉,下次会轮到你的城市吗?
  5. Bonus question: 与”微观悲剧“相对的是什么?从字面上来讲,当然是”宏观喜剧“。这个黑色幽默就不展开了。 

二. 方方的日记”只说了部分事实“; 他们”只允许自己写悲惨,但不允许别人写悲壮“

这篇文章引用某知乎用户,继续写道:”...关键其实不在方方们有没有造谣,而在于他们只说了部分事实。他们只会写医院没有床位收治病人,但不会写各大医院已经满负荷,火神山、雷神山、方舱医院应收尽收应测尽测,没有医院就尽快造一个出来。他们只允许自己写悲惨,但不允许别人写悲壮。

  1. ”部分事实“指的是什么?方方有可能写”全部事实“吗?顾名思义,”部分事实“指的是不全面的信息。除了全知全能且绝对公正的上帝,没人能记录全部事实。包括方方在内的任何人、媒体,或组织,掌握的事实一定都是部分的,能记录的事实亦是。
  2. 当大家都只掌握部分事实,写作者应该做什么?当大家都只掌握”部分事实“,其实重点在于写作者记录下的事实,与她在能力范围内掌握的事实,是否是尽量靠近的。换句话说,是否真诚。文章似乎在暗示方方没做到这点:第一,枉顾某些消息的不可靠(造谣传谣);第二,只写消极和批判。其实二者都是莫须有的批评。
  3. 方方散播谣言了吗?日记其实很难得地承认了绝大多数信息的局限,也厘清了信息的来源。在我读过的篇章中,方方从未将流言当作事实讲述;相反,针对任何二手信息,她会告诉大家这是听人说的,并摆出来源——例如朋友,同学,亲人,网络,医生——供读者参考。鉴于疫情初期媒体的长时间沉默与官方信息明显的不可靠,像方方一样的普通市民自然会去主动寻找信息——到底发生了什么?到底多严重?而当有公信力的报导被堵住,许多当时当地的信息也只能变作小道消息流传,再正常不过。自己去探寻事实的人,自然免不了收集不完全、不准确的信息。自己去事后求证的读者,就能自信掌握了所有真相吗?
  4. 在谣言面前,方方与你我的职责是什么?”谣言“满天飞,是因为多数对真实的探求都无法成为“官话”。在”谣言“和”官话“都真假掺杂的时候,一个写作者的良心在于尽力甄别与忠实记录,而不是因为怕说错上午vs下午而自我审查、自我阉割。一个读者的良心,则在于多看,多思考,不盲从。对摆事实的,尝试确认事实的来处并承认确认本身的局限;对写情绪、喊口号的,尝试弄清情绪和口号从何而来。对弱的声音多加支持;对强的声音多加怀疑。不诛心,不阴谋论,将心比心。
  5. 方方日记中的不确切之处,真的那么可恨吗?若确定是不确切的,在出版前勘误当然更给作者加分的做法。但在此之前,让我们看看文章们都批判了方方日记中的哪些”谣言“,其批判背后的核心又是什么。常见的,例如方方将湖北红安饿死的16岁少年”误“说成”孩子“(法律上16岁的确是孩子,许多报导里也的确以孩子称呼逝者),例如方方说柳帆护士全无防护殃及全家(准确消息是殃及了弟弟常凯和两人的父母,而配偶们都幸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则称”要求“了全面防护)。这些论调放在任何语境看,都是吹毛求疵。且不论把当事单位的说辞当作真理多荒唐,它们背后的逻辑,很难不让人想到这些:李文亮等被训诫的医生,因为说了肺炎是SARS而在某段时间内被舆论批判(其实国际医疗界对此病毒常用的名称正是SARS-cov-2);微博辟谣盛行时,发微博的病人家属因名词不熟悉,误说自己替亲人插上了呼吸机而被评论中的医学生抠字眼攻击,最后被逼着晒出死亡证明;几个用户叙述自己亲人的遭遇,竟完全一致,被网友讥讽为“共享亲人”,后来证实他们说的就是同一个人,而不同的人真的可以有同一个亲人。在武汉封城初期“造谣”、“辟谣”的拉锯战中,这些让人哭笑不得的“辟谣”其实是审查者最好的利器。上午说成下午?造谣。姐姐说成妹妹?造谣。SARS病毒说成SARS?造谣。明明一家只死了一半,被你说成灭门?造谣。“造谣”几次?你带节奏,别有用心,显然受了境外势力操纵。至于官方死亡数据少了几个人?这怎么可能。工作还是要继续,我们努力就好了嘛。
  6. 方方只写消极批判了吗?任何读过多于十篇方方日记的人都知道,日记里的愤怒、难过中,往往夹杂着暖心的安慰和挣扎着向前看的求生欲。具体比例不重要,重要的是,作为时刻关注疫情的武汉人,我认为这些情绪都非常真实,能代表普通武汉人的心理波动。(当然,是否能代表全国人民的心理,这个存疑。不过我不认为其他地方的人民有资格对他们不了解的东西指手画脚。)一月底忽然封城,人人自危,惨叫传遍全网,乱像横生。那时候的日记也是悲伤和愤怒居多。二月底拐点到来,一切似乎步入正轨,方方写了很多”好消息“。例如专家预测乐观,年轻志愿者暖心援助,方舱医院条件不错,测试、隔离与收治渐有起色,病床不再吃紧,春天慢慢到来,英雄的援鄂医疗队在武汉人的感恩中完成任务。疫情后期,日记中更多的是反思、悼念、对幸存者心理的担忧,以及自己肉眼可见的疲惫。具体请自行翻阅。
  7. 方方“不允许别人写悲壮”了吗?如前文所述,如果“悲壮”指的是悲剧中的安慰和温暖,那么方方日记里不缺悲壮。如果“悲壮”指的是一些激动人心的宏大叙事,虽然方方没有写,但她真的有能力“不允许别人写”吗?唯一能做到不允许别人写东西的是谁?说方方”不允许别人写悲壮“的,能看到另一些人不允许(且成功禁止)很多人写悲伤吗?

三. 方方的日记现在发表在海外,会落入反华势力的手中,”对我国不利“

另一种常见的批判似乎来自一些说自己以前看过也支持过方方的人(是否真实存疑)。他们说,日记虽在中国有意义,但一旦翻译成外文发表,就是往别国手里"递刀子"、”递把柄“, 助长帝国主义反华势力亡我之心不死的气焰,”对我国不利“。这大概是最常见的一种批判,也很有意思。

  1. ”反华势力“指的是谁?第一也许指喊着"China should pay"的别国政府;第二也许指吃饱撑着厌恶中国的境外“乌合民众”。第二种其实不用讨论,小老百姓讨厌中国就讨厌吧,人家其实多数时候也讨厌自己的政府和官员。更何况屁民手无缚鸡之力,自己还要担心头顶的屋檐和身体健康,别把白痴投上台呢,哪有能力对中国政府搞破坏。能对中国政府或人民产生任何影响的”反华势力“,只有可能在外交上占便宜的别国政府而已。
  2. 方方日记会帮到那些真正可能对中国造成影响的“反华势力”吗?如果觉得一本日记就能给别国政府”递刀子“,未免也太低估人家的情报工作能力了。比如,美国的情报机构早在11月就掌握信息,预测武汉将有疫情。如果人家想,连几倍的死亡数据说不定都能给你有理有据地算出来发在柳叶刀上。如果真的有一天中国要和别国政府在谈判桌上追责,那是需要双方拿出有力度的筹码的时候。对方要缺,真的会缺一本从未隐藏其主观性和民间性的日记吗?
  3. 那么“方方日记”在海外出版,对中国人和世界读者有什么价值/负价值?首先,有趣的是,大家似乎只注意到方方日记对政府的批评会落人话柄,却没有注意到方方自己就是中国人,她笔下那些痛苦又可爱,悲伤又乐观,迷茫又善良的疫区人民,也是中国人。这本日记出版,其实相反能帮助对中国普通人的”去妖魔化“。那些推特上大骂中国人吃野味贻害无穷的种族主义者,现在也能买到一本通俗易懂的书,书里说中国人也是人,也是疫情的受害者,也有巨大的牺牲、恐慌、愤怒、感动,也在事态丑陋中迸发出了人性之美。第二,在全世界都面对巨大焦虑的今天,方方日记的现实意义其实更明显。世界人民也是人,也面对着疫情中各种困境,包括恐慌,扭曲甚至仇恨。比如疫情初期,美国种族犯罪冒头,华人在一段时间内几乎人人自危。方方日记或许能通过对弱者、他人、社会的关照以及贴近生活的叙述提醒大家,疫区人也是人,隐形人也是人,而越是在人人自危的时候,越需要把人当人看,用同理心战胜偏见和自私,去反思自己。另一方面,作为疫区民众较为实在的心理记录,方方日记或许能为其他疫区人可能遇到的相似心理问题提供独特的内部视角。方方和武汉人从艰难困苦里熬过来了,世界人民需要我们的经验。
  4. “方方日记”在海外是否应该出版,只取决于它对中国人或世界人的利害吗?退一万步,方方完全有不考虑对国家的利害,以任何语言出版作品的权利,尤其是当此权利不能在祖国、用母语被实现。这一点其实最根本,但对此我没什么想要论证的。

四. 人们对方方日记的态度,真的变了吗?

不想对话谁说服谁,最后一段说给自己,也说给方方(们)。

  1. 言论的此消彼长和审查机制被忽略的功用。疫情以来相信很多人都发现,网络言论此消彼长非常明显。什么意思呢?立场不同的人,往往不止说的话不同,说话的时机更是基本不重合。某个负面报导出来,一两天内你的社交网络是这一批人活跃;某个正面报导出来,霎时间完全换了一批人,在庆祝相反的观点。只取某个时间节点,你会误以为所有人都持同样的观点,但实际上只是某一方在气焰上被对方盖过,暂时蛰伏,所以显得没有两方交战。为什么会这样?我想大概是观点的极化让大家早就失去了和对方辩论的耐心,互相觉得对方是傻X,不可救药。而当有效对话无法进行,辩论不再实质,发声的意义何在?我想,第一是为了鼓励同路者,让他们知道自己并不孤单;第二也许是为了传递信息给那极少数还未完全选定立场的人。这就牵出了审查机制在控制内容本身之外,另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社会效果:为一方人为制造黑暗而让人自动沉默,为另一方人为制造热闹而让人自动发声。审查一出,持”有害“观点的人会以为没有人和自己站边,于是愈发不愿意说话,形成恶性循环;持”有益“观点的人会发现自己周围多了不少支持的声音,于是愈发活跃,进而引来更多同道者。当审查长期保持某种弄意识形态偏向,一方沉默的人虽本来不少,却会越来越沉默,于是失去传递观点的机会,人数进而真的变少了;另一方被允许(和手动加持)发声的,则会越来越大声,吸引更多原本中立的人加入阵营,也让历史成为了这一方的历史。回到开头提到的那篇《为什么很多人对方方的态度改变了?》。问为什么之前,先要问是不是。人们对方方的态度真的在一夜之间大变天?其实人哪有那么善变:一本日记,你认为写得好就是好,恶就是恶,与它出不出版,在哪出版,有半毛钱关系?更可能的是,本来就讨厌日记的人蛰伏过了前两个月的舆论低谷,现在看到抗疫基本成功,火烧到了别国,于是春风得意马蹄疾,坐地日说八百句,再加上网警节后开班,更是烈火烹油。本来喜欢日记的人则相较显得孤立无援,于是选择了沉默。面对这些,我们能做的,大概是意识到我们周围的黑暗不一定真实,而更勇敢地发声;或意识到我们周围的热闹不一定热闹,更理智地发声。
  2. 贯穿疫情的“小黄人方方”们。作为漂泊在外的武汉人,我最难熬的是刚封城的那一两周。当时,我们知道的是政府压制言论,公布假数据,以及事态已经严重到需要封城(封城当天,确诊不过四百多)。我们不知道的才是最可怕的黑洞:到底有多少人感染,这个病到底有多可怕,医院到底有多少人,到底有多少人不能确诊不能住院在家死去,封城之后供应能不能保证,医疗用品有多缺,公交停摆后那些要上班的医护人员怎么办。脑子里的问号一个接着一个,正经答案却几乎没有。媒体集体缄默,新媒体尚未开始发声。微博上一片哀嚎,也许是网警放假,也许是求助信息删都删不过来。那一两周几乎是没有安稳觉的,也没有白天黑夜。天天捧着手机浏览,明知道大部分的消息看不到,还是生怕错过任何一条。随着最初的恐慌过去,另一种更深层次的害怕开始席卷我——这些东西可能疫情过去后都会被忘掉,忘得干干净净。第一,每个人本身都健忘,这是人性,且PTSD甚至会加速人的遗忘。第二,这样的记忆并无系统性留存的空间。显然没有人来得及用纸记录下所有,甚至没有人能看到所有,拷贝下所有。而在网警到达的那刻,网络上这些单薄的记录也会销声匿迹,就像从未存在过一样。在这种恐惧下,我每天都要存几十个长截图,虽然明知是沧海一粟。很快,我发现了很多同样恐惧的人。他们开始在网上开荒垦地。有的在GitHub上把深度媒体报导系统性地存档,归档(现在目测已有上千篇),有的把微博上的呼救一条一条地重新发出来,有的收集整理了几千条豆瓣、微博上的个体片段叙述,有的建立疫情互助网站,整理疫情数据、捐款渠道、外地湖北人接待信息,等等等等。每一个项目背后都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他们是匿名却强大的“小黄人方方”:他们不写日记,却在用自己的方式留存那些本会消逝在404中的事实。我也加入了其中一些,学会了用wayback machine存档,在GitHub界面上鼓捣来鼓捣去,就为了发出几个符合格式的issue,建立小引日记的条目。在巨大的恐惧和绝望中,除了现实中行动的民间组织,是这些网络小黄人方方给了我有限却重要的安全感。谢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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