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國豪是記者、間諜還是民族英雄？如何理解他在機場的矛盾言行？

香港機場的捉鬼風波已然過去數天，其中一位懷疑是深圳輔警的徐錦煬先生，如今已然銷聲匿跡，身份不明，傷勢未知，平白成了一名被打的“內地遊客”；另外一名自稱遊客實為環球時報記者的付國豪先生，被示威者捆綁和攻擊的他，如今則轉入深圳醫院休養。一方面他被內地媒體渲染、塑造為“民族英雄”，一句「我支持香港警察，你們可以打我了。」被廣為傳頌；另一方面坊間則訛稱此人為內地間諜。這中間的誤讀和誤會不可謂不多，我想講講這一場喧囂背後的幾個問題，也嘗試分析付國豪在現場的心態問題。

• 付國豪是假記者嗎？

作者本人曾和付國豪在港有過一面之緣，於是很多人問我付國豪是假記者嗎，我可以肯定地說，不是。付國豪曾是世華萬向（多維新聞網）負責港澳的記者，2018年便轉去了環球時報，料同樣負責港澳新聞。而環時總編胡錫進在8月13日當晚也立刻證實了他的身份。實際上，作者通過多方渠道求證也確實可以證明付先生的記者身份。然而外界質疑並沒有休止，網上有傳他北京的住址是國家安全部所在，而實際上當天他的任何證件都沒有這一地址；筆者更見到將一張，將北角福建幫打人現場相同頭型的人士移花接木到付先生的圖片，同樣不實。不過付先生在現場的頗多行為外界仍然難以合理解釋，放在後面談。

• 付國豪當天的採訪身份和狀態有問題嗎？

有，首先付國豪當天身穿記者反光衣，卻無法出示記者身份，之後便發生了示威者後續的非法拘禁行為（為免爭議，在此不強調因果關係）。實際上，根據中國記協發布的《中國新聞工作者職業道德準則》，記者「要通過合法途徑和方式獲取新聞素材，新聞採訪要出示有效的新聞記者證」。經過筆者查證中國記者網，環球時報胡錫進的名字赫然在列，付先生卻查無此人，則可以確認付國豪並沒有國家承認的記者證。《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新闻采编人员从事新闻采访工作必须持有新闻记者证，并应在新闻采访中主动向采访对象出示。但實際上，內地媒體的操作簡單，認證工作卻繁複，一般入職一年後才能申請。雖然法規嚴格，很多哪怕是官媒記者也都不得不在沒有記者證的條件下工作，而這樣的爭議在內地屢見不鮮，最近的就有“格力假記者風波”，更有華夏時報因允許無證記者採訪，2018年被廣電總局罰款警告的案例。但官方並不視之為問題。

另外，由於環球時報承認付國豪當天在香港進行的是採訪工作，同時有證據顯示環球時報曾經刊發過付國豪在香港採訪的文章，然而證據顯示付國豪是以旅客身份來港，也就意味著有“打黑工”的嫌疑，根據《入境條例》，所有來港旅客在未獲入境處處長批准前，無論受薪與否，均不得從事任何僱傭工作。違例者會遭檢控，一經定罪，最高刑罰為罰款五萬元及入獄兩年，協助及教唆者亦會被檢控。不過入境處方面責稱不評價個案。

• 付國豪事件顯示香港沒有新聞自由了嗎？

事件之後，在8月14日的大陸輿論中「新聞自由」被多次提及。《人民日報》微博發表評論稱：「一名關注香港前途命運的記者，遭此非人道待遇，新聞自由何在？法治何在？人性何在？」

實際上，任何人都有權力在香港境內進行採訪，甚至早前有日本的10歲小妹妹親身來香港機場了解示威，而任何阻撓採訪的行為都是要被譴責的，但是付國豪在現場從來沒有表示過自己是記者，實際上並不涉及新聞自由問題。而更重要的是，外界能夠充分了解事件的大量細節恰恰就證明了香港的新聞自由，這是被很多人有意無意忽略的。

• 數萬人在機場，香港示威者為僅僅何針對付國豪動粗？示威者涉及哪些可能的罪行？

自6月12日後，很多示威者都帶口罩，而拍大頭照成為大忌，因為有傳官方正在用大數據收集示威者的樣貌。不論香港人、大陸遊客或者媒體，都曾經因為拍攝示威者被要求交收電話刪除照片。而不拍示威者大頭照，也成為示威者之間及媒體與示威者的一種默契。當然，示威者任意盤查可疑人士的行為，並不值得鼓勵，之後的“濫用私刑”的行為更涉及違法。在8月16日警方更於葵涌拘捕一名十九歲姓賴男子，涉嫌「非法禁錮」、「非法集結」及「傷人」。

• 付國豪為何不出示記者證？為求自保為何卻公開政治立場？

根據報道，有示威者指付國豪起初用英文自稱旅客，也沒有出示記者證，並稱持有的記者反光衣是朋友贈予。在現場一直沒有公佈真實身份的他，其後被問到當時為何不公開記者身分，他回答是「为了自保，为了自保」，其後便匆匆離去。

按照港人的邏輯，如果確實是記者，公開亮明身份定然是最好的選擇。畢竟近兩個月以來，無論是大公文匯還是蘋果南華，都會刻意把記者證掛在反光衣上明示出來（以防警察“誤傷”為主因），但無論怎樣的媒體立場，也罕見記者如此被示威者圍攻的情形。不過，來自環球時報的付先生卻並不會這麼認為。首先，他確實無法拿出哪怕僅僅是在內地才能合法採訪的記者證，甚至名片也見不到。也就意味著，他在現場沒有任何方式可以證明自己是個記者。更遑論他很清楚自己在香港的採訪工作可能涉嫌“打黑工”問題。

其實看過環球時報的報道方式，大家都知道作為環時記者出現在現場的工作是什麼，無非就是尋找和報道示威者的黑材料，送回北京人民日報大院編輯部進行宣傳處理。只要是報道現場發生的，其實無可厚非，環時的立場必然決定了記者的工作並不比大公文匯的記者有多少區別，示威者當天所有非法禁錮的行為也並沒有估計任何傳媒。然而很明顯，付錯誤的認知了自己的工作方式，也就是是在一個可以公開訪問的空間使用了隱藏身份的“放蛇”的方式來進行採訪，這很明顯讓他無法合理化他的行為，也引發了後續的懷疑。

更進一步，作為記者，卻在如此危急的情況下明確表示出與示威者相左的“撐警”立場，感覺得出來，他是個很剛毅勇猛的人，甚至不怕遭到示威者的報復，似乎沒有什麼“自保”的顧慮。講完後，甚至留下了“遺言”。——你覺得這些太具有表演性了嗎，不，他應該是真的。也許在那個瞬間，他真的有了“死”的念頭，源於現場，也源於他內心。數小時前，他目睹了一名混入示威者當中被發現的疑似輔警被拳打腳踢。他被抓到的那個瞬間應該也是明白自己可能的下場。（示威者方面“抓鬼”的心態也是如此）而更重要的可能是對自身身份的認知與對示威的理解偏差，首先，他在那個場合如此明確的表達立場，很明顯已經放棄記者的專業性，反而可能是一個準備“毅然赴死”普通的中國內地公民。誠如人民日報所言：「一句『我支持香港警察』，喊出了近14億人的心聲，做出了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應有的樣子」。其實對於很多內地人來說，港人的這一場抗爭，確實是“你死我活”的仇恨：要求解放軍入城的有之，支持警察加強鎮壓的有之，環球時報作為煽動情緒的急先鋒，其記者難免受到這種影響，認為示威者逃不出這個以暴易暴的螺旋，並一定會將觀點對立的記者“置於死地”。其實我想付先生本人應該很清楚自己在中共龐大宣傳機器中的位置，而我想無論是將他捆綁的示威者還是他本人都有了一個嚴重的誤區，也就是在示威者和中共嚴重對立的當下，付先生成為了宣傳體系和特務體系的“替罪羊”，示威者將他“非人化”地傾瀉敵意，而他本人似乎也將這些“聒噪”（付先生本人應該不太聽得懂廣東話）的示威者，視為了對他有人身威脅的敵人。

本質上來說付國豪這種對示威者根深蒂固的偏見，與網上傳言所有官媒記者都是特務的偏見並無二致。

事後央視對他有一段採訪很有意思，記者問付國豪有沒有想還手，付國豪說自己如果還手就一定會被“不論是正常的媒體還是不正常的媒體拿去拍照，然後起一個標題‘中國內地記者打人’”。我想如果能理解付國豪“正常媒體、不正常媒體”的敵我之別，也許能夠對他當時的心態有所了解，他認為自己的工作不過是在“平衡”那些“不正常”媒體的“偏頗報道而已”。

• 付國豪是被誰救出來的，警察在哪裡？

立法會議員張超雄等曾經到場營救，但是被示威者趕走。最終付國豪是被急救人員抬走，警方過程中沒有營救行動。

• 環球時報方面有沒有問題？

明顯有問題，環球時報的首要問題便是讓付國豪以遊客的身份進入香港工作，明顯有違“一國兩制”精神。其次，付國豪身上連一張可以證明他身份的名片都沒有，不知道是環時沒有給他配發還是什麼原因，明顯沒有想讓付國豪在香港進行公開的訪問。另外，香港衝突已經兩個月了，所有的港媒前線記者都有配發安全帽、眼罩等防護用具。付國豪在僅有一件反光衣的情況下進入示威前線，其實環球時報在事先並沒有手段保證前線記者安全。

• 付國豪是特務嗎？

難以證明，但我認為不是。從環球時報的報道來看，實際上現場還有該媒體的其他記者，主要任務也不外乎觀察情況，尋找示威者衝擊的畫面等，應該和香港親政府媒體的工作相似。雖然內地國安和各路官方媒體有著緊密的溝通聯繫，甚至會要求記者為他們撰寫“內參”，而這些行為本質上和前一位疑似深圳輔警的工作是很不同的。實際上，早有大量內地國安系統人士來到香港“收風”，這並不是什麼新聞，而他們往往都是以隱蔽的方式在工作，反而不會如付先生一樣如此公開的拍攝示威人群。

誠然，內地官方媒體的在境外的記者從來都或多或少的涉及情報系統，要知道中聯辦的前身中國共產黨港澳工作委員會，其公開的招牌便是新華通訊社香港分社。然而付先生的工作常駐北京並非長期派駐香港，而哪些統戰、收風、參與煽動等工作，哪一樣是不諳廣東話的付先生可以做得來的呢？

之前有媒體稱，付先生本人的北京住所與國安有關，本人認為消息不實，因為現場沒有任何他本人的北京地址。

• 親歷了一次中國媒體“民族英雄”的塑造，我們應該怎樣去理解付國豪這樣的現象？

和新疆、西藏不同，香港近期的衝突是中國輿論少數允許報道、允許大肆討論的內部事件，當然這些報道和討論仍是有嚴格方向把控的。自六月以來，整個內地的輿論戰可謂如火如荼，單方面渲染示威者暴力行為並將問題簡化為“港獨”的策略調集了內地對港的仇恨情緒；同時也造就不少政治冷感民眾對“香港亂了”的認知。

而抽離事件背景的暴力衝突畫面可以瞬時調動內地觀眾的情感，甚至自動且迅速的在民族主義盛行的中國渲染開來。付國豪事件便是火上的一把猛油。

示威者將付國豪捆綁並施以拳腳的畫面是能夠引發充分情感想象的，對基督徒來說可能是“受難的耶穌”，對內地民眾來說可能就是那些如李大釗、劉胡蘭這些革命先烈的英雄形象。之後一切操作在官方媒體和民間公眾號的簇擁之下都變得自然而然：“付國豪真漢子、民族英雄”，付國豪「我支持香港警察，你們可以打我了」被做成圖片迅速傳播、還有英文「What a shame for Hong Kong」等等。香港似乎成了一個網紅賬號，任何民族主義宣誓都可以成功獲取流量（PV），而官方媒體只需要順水推舟，便完成了對香港的輿論導向。名利雙收者便是《環球時報》。

於是乎，央媒獲得了付國豪的獨家訪問權，地方媒體則不失時機的訪問了付先生的父母、同學。在這壟斷之下，網上關於質疑付國豪記者身份和赴港工作問題的文章一改被刪除，港媒可能也不再會有機會與付先生當面對質了。

付國豪在現場從發出誓言、留下遺言、到準備慷慨就義，有人質疑付先生“革命英烈”的姿態是不是“戲太多”，配合了中共宣傳的“大龍鳳”。其實若各位看過近期對付先生的採訪，可以看到他的言論是頗低調沉穩的，並沒有摻雜過多口號類的言語，甚至官媒記者在他父親口中也沒有拿到什麼有宣傳價值的bite，他僅僅是告誡兒子「一定要體現自己的素質」。知道記者訪問到他的老同學才有了些宣傳意味，報道引述付國豪的中學同學表示，付國豪學習成績很好，喜歡助人為樂，一直是班裡的前幾名，而且長得「很帥很清秀」，性格從上學時候就很「剛」。

付國豪作為一名普通的官媒記者，本應站在鏡頭後面的他突然成了矚目的焦點，也無可避免的被外界所質疑、更要被全力開動的官方宣傳機器所裹挾。喧囂過後，既非烈士也非英雄的他，期望他能夠對自己的身份和行為有更清醒的認知，以記者身份面對更多關於他所愛的香港的是是非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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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為前香港01、蘋果日報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