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教会的无奈与契机：新冠肺炎的挑战（一个马来西亚信徒的反思）

如今，当教堂成了无人问津的建筑，当华美的摆设成了累赘，对我们而言，现今教会的城墙是什么？哪里才是我们的露天布道会？而谁又是那些被遗忘的人们呢？

               2020年，世界面临了“史诗级”的浩劫，新冠肺炎肆虐，全球国家被迫进入半封锁状态，实行居家隔离，停止一切的非必要聚集，而宗教性活动基本上都无法幸免。基督教作为一个看重日常聚会的群体，更是受当其冲，不止周日的崇拜无法在教堂进行，以活动为导向的祷告会，小组，团契等也被迫取消或转往线上。这波疫情导致今天世界各地的教会被迫进入新形态，打破传统华人教会的“不可停止（实体）聚会”的约定俗成，似乎也带领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在笔者的教会里，教会也开始了宗派性的联合线上崇拜，然而最近笔者关注到一些反馈，听闻教会对每周线上崇拜人数的持续下降忧心忡忡，不断的在反思教会群体去了哪里？为何没有崇拜等？笔者认为这样的反思，纵然有很多的技术层面。比如一家人同时使用一个视讯来参加崇拜，没有电子设备及网络欠佳等因素，若要反思这个立场，我们必须要探讨清楚流失的人去了哪？我粗略的把这些人分成两种。

　　第一种的人是一群“被迫”来教堂崇拜的信徒。他们从小在教堂长大，家人都是很虔诚的信徒，他们在成长过程当中被赋予去教堂的任务及习惯。他们本身在崇拜里多数时间在发呆或玩手机，对讲道兴致缺缺，最多是敬拜赞美可能比较活跃。这群人在MCO期间发现现在并没有人会发现他们的缺席。这个反映了人数的流失吗？不尽然。若我们重来就没有寻得他们，何谈失去呢？我们必须正视，我们无法牧养不愿意被牧养的群体。

　　第二种的人是一群“游牧型”基督徒。他们游荡于各个教会的崇拜，寻找最好的资源。这个现象其实在前MCO时期已经发生了。时有耳闻会有信徒“跟随” 某位讲道非常有魅力的牧师到，每周到不同的堂会听到。这样的现象在网络里被放大。如今人们不再被地域跟教会职位及服事岗位“缠累”，可以随己意到各个不同的堂会线上崇拜体验或得到牧养。当然这当中我们可能会批判这些人是消费主义等。但是我们难道不应该从更正面及积极的角度看待及反思吗？这些信徒若渴望得到牧养，而如今在这时代，他们能够获取及采纳其他教会良好的资源，而不在被地域限制，难道不是教会之间的相辅相成。约翰衛斯理也说过，“我知道如果我自己在同一個地區传道一整年，我相信我會使我自己和会众打瞌睡，我也不能相信神的旨意是每個会众只能有一個老師，在長期和经常的试验后，我发現经常变换老師是最好的做法，每位传道人都有不同的恩賜。」（致渥克牧師，1756年）

　　当然，我明白这种处境对崇拜人数下降的教会并非是好事，对教牧同工们也是非常难受的，但是我们必须接纳这个互联网时代带给我们的挑战，才能够从中去思考如何的去牧养信徒。但是若我们不能反思我们的牧养模式是否符合信徒的需要，我们终将在时代的发展中停滞不前，甚至被淘汰。因为纵然真理再怎么美好，也有要被传开，才能被听见。因此，我认为教会领袖乃至教会群体应该更加积极的看待线上崇拜人数的减少，一方面固然我们要反思我们在那些地方做的不好，同时我们也要积极的回应时代的需要，提供愿意被牧养的群体更适切（relevant）于这个时代的牧养机制。

　　在短文的最后，我以我对卫理宗的发起人，卫斯理约翰（John Wesley）的生平的一点感想作为总结。在18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生造成了贫富悬殊的问题，社会分化严重。当时的英国国教圣公会是高教派，走形式主义的路线，注重礼仪。但是作为建制教会，高教派圣公会无力回应社会问题，特别是劳工阶级的困境。作为圣公会牧者，他突破了固有模式（status quo），开始在公开场合举行露天布道会，开办小组，鼓励信徒领袖牧养小组，面向当时被遗忘的劳工階級。在高教派背景下，圣公会对卫斯理的攻击可想而知，也丝毫这对卫斯理而言是有很大的张力的，要同时兼顾圣公会牧师的身份，也牧养一群在圣公会体制内得不到喂养的信徒。然而他并没有因此妥协，事实也证明，他成功的打破教会画地为牢的城墙（固有模式），提供了时代更适切的牧养模式，成就了基督教会的一代大觉醒运动（Great Awakening）。And the rest is history.

　　回到我们的时空，如今，当教堂成了无人问津的建筑，当华美的摆设成了累赘，对我们而言，现今教会的城墙是什么？哪里才是我们的露天布道会？而谁又是被遗忘的人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