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左翼公知（年末随想）

前几天有一位七零后的朋友专程从苏州赶来上海，找我聊天（之前并未见过面）。他在微信里一直没告诉我什么目的，我也一直有点纳闷。等见了面才知道他找我几年了，就因为看过我涉及美国政治中基督教作用的几篇文章。他在大学毕业时就加入基督教，在中国的家庭教会系统是一个很活跃的人，跟王怡这些人都有来往。近年来因为川普的原因陷入困惑，始终得不到答案。他们实在看不惯川普这个人，又奇怪为什么中国基督徒如此疯狂地挺川普？他跟他太太都是基督徒，好像还有一大批跟随者。我跟他们夫妻聊了四个小时。他告诉我曾经在他们的团契活动中讨论过我的文章，并且还希望我能够给他们的教友上上课。

我跟他们比较详细地介绍了美国基督教特别是福音派的现状以及福音派采行的保守路线暨背后的利益动机。中国的家庭教会基本都属于美国的福音派系统。福音派在美国虽然有点日薄西山的况味，但是最近这几十年来却在韩国、中国大陆以及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据说仅中国大陆家庭教会系统成员就不下三五千万之众。美国的福音派教会领袖跟共和党内保守右翼的政治勾兑其实是赤裸裸的利益主导，一拍即合、两厢情愿、各取所得。这一点恐怕是中国家庭教会系统的绝大部分基督徒都不很清楚的，可能也是他们中保有“良知”的一部分成员感到困惑的根源所在。

我最后跟他们说了一席话，大意是：过去的几十年，受整体的世界形势影响，特别是来自美国的右翼思潮左右，中国知识界整体右翼化了，这是中国出现大批川普支持者的的思想根源。从现在起，这个时代已经结束了，川普一役，将中国大陆的右翼公知几乎一网打尽、全军皆墨。未来中国将会出现一批左翼公共知识分子，这是一个时代的呼唤，是社会的需求端发生了变化，刺激思想供给端相应地发生一个蜕变，尽管中国官方非常不乐意见到这种局面的出现，但它们最终无力阻挡！

过去的几十年，若要给它们取一个定性，就是美国大力推行的以“新自由主义”为标志的全球化运动。在中国则以“改革开放”的旗号展示出来。这是两个不同的国家采用的不同的称呼，实际上是同一个历史进程，可以称之为“同期共振”。这个历史进程极其深刻地重塑了整个世界的面貌，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是好是坏，很难几句话讲清楚。但至少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世界范围内一场资本的狂欢。盛宴结束，留下的是一地鸡毛……美国是这样，中国也一样。未来的世界经济包括中国经济将陷入长期的低迷不振（具体理由这里就不说了）。做大蛋糕的时代结束了，接下来人们将开始关心如何更合理地“分配蛋糕”。当一个人的收入今年五千、明年一万的时候，他不会介意社会分配是否合理。只有当收入多年不进反退，甚至就业难保的时刻，他们才会思考“这个社会怎么啦”？做大蛋糕的时代右翼当道有它的合理性，而如何合理分配蛋糕才是左翼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当下，无论美国还是中国，这一时代都在向我们走来。美国的80后已经不同于他们父兄一代。初看上去，他们的种种政策主张有几分激进的成分，但很快人们就会发现这种主张十分正常，顺应了时代要求。现在就连当选总统拜登都已经提出“全民医保是一种人权”，这在过去的美国是不可思议的提法。中国社会也会出现同样的政策主张。须知，过去几十年的经济狂飙突进时期，中国和美国一样，都是以牺牲“平等”作为代价的，一个追求效率的时代，左翼确实很难有它的生存空间，尤其中国这种一味追求GDP高速增长，随意打压民众正当需求的经济体。美国的基尼系数在西方主要国家中是最高的，2015年就已经达到0.48，经过2017年的减税，现在恐怕更高。而其他主要的西方国家，如欧洲、日本、加拿大、澳洲等都在0.30左右。中国政府过去公布的基尼系数总是比美国略低一点，现在它们知道已经没人相信这种数据，不好意思继续“作弊”，索性不再对外公布。而民间的调查，比如据西南财经大学前些年的统计数据则为0.61。分配不平等到了这种地步，社会想要保持稳定也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中国历史上王朝倾覆的根源都在社会的分配系统出了大问题，难以为继，“革命”或者“造反”随之爆发！近些年来国内维稳措施的日趋严厉，是对这种局面的一个反衬性的证明。

不平则鸣，是一个普遍的人性，也是基本的社会常识。个人如此，社会群体也一样。要求社会经济分配政策走向合理和平等，将成为未来很长时间内的社会呐喊。在这样的时期，左翼公知的出现就是一种必然，是“应运而生”，也具备时代合理性。民众需要他们的代言人，需求决定供给，左翼公知必将“如约而至”，官方再怎么打压也没用。

今天的中国社会，由于川普以及知识界川普支持者的大量涌现，右翼公知的普遍表现令人失望，以致给社会大众造成某种普遍的印象，即“公知污名化”现象。这种现象也会随着左翼公知的逐步批量出现，而得到一定意义上的“正名”，即社会需要公共知识分子，民众需要自己的代言人。此一时，彼一时，轮到左翼公知登场了，右翼公知一边歇着去吧，或许三十年后时代会再次呼唤你们。谁知道呢？我在以前的文章中曾经表达过这样的想法，中国的50后到70后知识界，整体上已经“被右翼化”，未来属于80后的那一拨人。这在美国也一样，美国正在登上政治舞台的也是这样年龄的一批知识分子。从这一点上来看，中美两国还真有一点“难兄难弟”的味道。好在美国毕竟有言论自由的空间，即使未来左翼当道，右翼知识分子还是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避免社会思潮走向极端，以致带来社会大幅动荡。中国当局如果足够聪明的话，应该学习美国，这是一种社会管理“技巧”。

比较悲哀的是，就在最近的这几年，国内知识界还有大批的朋友，如“飞蛾扑火”一般，争先恐后加入保守右翼的队伍。在他们看来，当下中国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安全”的，至少在体制内不会受到打压，或许还会受到官方“或明或暗”的鼓励和支持，何乐不为？传播学上有一个普遍的规律就是，当趋众现象出现时，基本上也就是这一趋势的“黄昏时刻”来临。昨天还看到一则消息，今年高龄88岁的鲍某“为老不尊”，圣诞节期间声嘶力竭地为川普呐喊。据说这种“老来右”在中国还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鲍某仅仅是一个代表人物。对此，只能还以一个“深长叹息”！

最后需要明确的是，我这里所说的左翼是国际意义上的左翼，不是很多国人印象中的“毛左”。中国的毛左队伍实际上是权贵利益集团的“政治帮凶”。当然，这支队伍中的很多人属于“病急乱投医”，并非无药可治之人。希望其中的一些朋友能够勇敢地跨出一步，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左翼，这对中国而言，是一件好事。

（吴菊生2020年12月26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