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菊生
吴菊生

东亚模式神话的破灭

如今的人们似乎还在谈论所谓的亚洲世纪,谈论“东亚神话”,大量的全球资金也在不断涌入,欧美的资本界普遍把亚洲地区看做是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救星”。殊不知,东亚模式已经走进了它的末日,神话的破灭已经指日可待。股市是一个大众参与的市场平台,长期而言是无法操纵的,其中的很多规律通常具有普遍性意义。比如,市场人声鼎沸之时,通常就是见顶之日。现在世人的普遍看好亚洲看好东亚神话(现阶段就是中国神话),恰恰也是此一地区经济模式发展见顶的信号。

毋庸讳言,今天的东亚模式出现的很多问题都带有这一地区的共同特点。比如人口的持续减少问题,还有就是下一代劳动人口的普遍“不思进取”,反抗“996”、过劳死等等。这些问题的后面都彰显了东亚模式的不可持续,以及神话破灭时代的来临。这个地区用一代人的时间赶上了西方工业革命二百年的历史成就,其中“时间的压缩性缺失”、发展过程中某些环节的空白,可能是造成现在的很多问题的根源。最后人们终于发现,原来该走的时间进程,该出现的发展环节,一个也不能少。你这一段时间走得过快,就会在下一个时间段内长期踯躅不前,爆发式的经济繁荣,最后将以长期的经济萧条来回报。

东亚模式始于日本,随后韩国、台湾、新加坡以及香港地区紧随其后,最后压轴的是中国大陆以及晚了一拍的越南。这个模式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制定政府主导的追赶式经济发展战略,围绕GDP高速增长这一目标,调动一切资源,最大限度地压缩劳动力成本、发掘人口红利,从而在地区国别竞争上压制超越他国他地区,最后形成所谓的“东亚繁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没有独立的“中国模式”,所谓中国模式仅仅只是东亚模式的一个分支,一母所生的几个面目稍有不同的孩子。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以及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现在都已经进入发展瓶颈,之所以其中有些国家地区貌似还在进一步发展,其实都是拜东亚最大的经济体中国繁荣所赐。中国目前来看,将是最后进入发展瓶颈的国家,也是东亚模式东亚神话最后的落日余晖。

去年,曾有一位知名的中国经济学家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说到,现在的中国大陆经济发展阶段约等于2013年的美国,百年经济繁荣可期。有一位朋友问我怎么看。我立即回答:这个人是胡说八道,他连基本的经济学常识都没有;金融时报的编辑也是瞎了眼,竟能发这样的文章。美国从二十世纪初一亿人口持续增长到世纪末的三亿,这才是美国百年繁荣的根本原因。反观中国,联合国世界银行等权威机构普遍的预测是从现在的十四亿人口逐步降低到世纪末的七亿。一个人口长期低迷走下降通道的经济体,怎么可能会出现百年繁荣?经济的长期发展繁荣其背后的真正动力就是人口数量增长。

中国大陆正在面临三大转型,其中的每一项转型都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可以找到它发展的动力,也会发现其中蕴含萧条时代来临的密码。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它的这些转型过程中隐含的未来经济萧条的因子。

一、乡村向城市、农民向市民的转型。

东亚模式的城市化,从外形来看,就是城市高楼林立,中国大陆也没有例外。这种模式的城市发展集约化程度高,粗粗一看的话,短时间就可以收到极大功效,貌似一片繁荣。但是这种繁华大都市的发展道路最后几乎无例外地带来生育率低下,人口负增长。从东京到汉城到香港到新加坡,乃至上海北京广州深圳,这些城市的生育率大都在一左右,即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孩子,不婚不育的现象也非常普遍,城市发展时间越久,生育率越低。这方面相关的研究已经不少,但并未引起真正的警醒。试想一个孩子在这样的逼仄居住环境下长大,恐怕对自己的童年时代不会有什么好印象,潜意识中已经留下了恶劣的童年记忆,不婚不育少育成了他们的自然选择。既然这样的童年不快乐,为什么还要让它不断重复?现在这些城市还能靠外来人口补充,一旦外源枯竭,未来几乎不能想象。也许三五十年后,这些高楼林立的城市不是繁荣的象征,更大的可能是一片“空中棺材”,无声无息地死去……这种城市化道路的选择最终付出的代价可能是社会无法承受之重。等到那时候一切悔之晚矣!欧美哪个国家的城市化道路选择了这种模式?没有。且还不说这种模式造成的高房价把社会成员普遍压的透不过气来。

二、家庭保障向社会保障的转型。

这又是一个人口数量不断趋于减少的制度性原因,甚至可以称它为“现代化陷阱”。传统社会的个人保障是由家族提供的,对特定家族来说,人丁兴旺是家族传承的大事,多子多孙就成为一种理性选择。当然,农业文明时代也需要大量的体力劳动者。现代社会的保障来自于社会,家族已经失去了它原来的保障意义,于是多子多孙便也成为一种不符合理性算计的生育行为。你生很多的孩子,客观上是为社会全体成员提供保障出一份力,而你却要承担生儿育女的经济付出,这明显是一种利他行为。谁愿意全心全意为他人付出呢?所谓“毫不利己 专门利人”,就是一句口号而已,那是用来忽悠傻子的(现在恐怕连傻子都忽悠不了了)。城市生育率低下,除了高楼林立不符合人性外,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怕是功不可没。以上海为例,由于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早,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起,就几乎全民自愿生养一个孩子(那时还没有提倡“只生一个好”)。上海市普陀区有一个甘泉街道,最新的数据表明该地区户籍人口中超过六十岁的老人占全部居民数量的48%。也就是说,如果不是这几十年来从外省大量移民,上海的现有老人几乎占了一半,比日本还厉害,经济低迷的惨象可想而知。上海从总体上来看,比中国其他地区先走了大约十至二十年,上海的今天就是全国的明天,这个未来是看得见的。上海如今正在从全国各地抢人,最新消息准备新建五座百万人口的新城。此之蜜糖,彼之毒药,那些人口被“抢”的地区就倒了大霉了!从全国来讲,这么做实质是一个零和游戏,人口长期衰减的大趋势已经无法逆转。

三、人口数量超载向人口数量平衡的转型。

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号称世界第三大国土面积的国家,这个没错。但是能够养活人口数量的土地必须是宜居土地,也就是可耕地。中国的人均耕地仅仅是1.4亩(其中恐怕还有一部分并不属于可耕地),世界的平均水平是3.5亩,美国是10亩,法国是5亩。如果中国达到世界平均耕地水平的话,就只能承载五六亿人口,进一步达到法国水平的话那就只有四亿不到了,美国就免谈了。土地是陆上生命之母,没有一定人均数量的土地,是不可能达成一个富裕社会的目标的。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没有谁可以长期支撑它的粮仓。中国现在拥有的巨量贸易盈余也许用不上多少年便会消失的无影无踪。所以,中国把人口数量大幅降下来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和刚性约束,否则它就不可能走上集体富裕的光明大道。

以上的三大转型,每一个转型都在在预示了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前景不容乐观。基于此,我在2014年写了一篇文章《百年萧条与中国未来》(早已被封)。本文最后引用那篇文章的最后一段话作为结束语:

“萧条未必一定是坏事,就像过去三十年的繁荣大多数人未必满意一样。萧条期人们才可能真正静下心来,琢磨如何使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合理,具有更多的人文关怀,追求更多精神层面的美好。政治家们也才能够不必总去追求GDP,而是踏踏实实地做好民生工作,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到那时,相信当今全国人民极为愤慨的官场集体腐败也将绝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也将在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萧条期内完成,中国人民将在22世纪彻底融入国际主流社会,成为整个人类大家庭的光荣成员!我在上一篇文章中曾提出,未来的“百年萧条”是对中华民族的真正的历史考验,我想,以中华民族的集体智慧,只要保持定力,沿着既定的目标,努力精进,凤凰涅盘一定出现在神州大地上!”

(北京的两会正在如火如荼中,代表委员们对未来一片乐观和喜气洋洋。我这样观点的文章与之显然格格不入,这恐怕也是我无法参加两会的根本原因)

(吴菊生2021年3月5日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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