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杖”将临，务必“逃走”

《孔子家语》中有一则关于如何应对“暴力”的故事，主角是那个后来说出“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一千古名句的曾参，他的父亲，是中学语文课本上《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一文里，孔子与弟子们谈及志向时，令孔夫子说出“吾与点也”的曾点。

这对父子都是孔子的学生。在“家语”的这则故事里，曾点完全失却了“侍坐”一文里那种烂漫洒脱的名士风度，成了一个脾气暴躁有暴力倾向的“严父”。

故事是这样的。

曾子耘瓜，误斩其根，曾晳怒，建大杖以击其背，曾子仆地而不知人久之。有顷乃苏，欣然而起，进于曾晳曰：“向也参得罪于大人，大人用力教参，得无疾乎？”退而就房，援琴而歌，欲令曾晳而闻之，知其体康也。

曾参与父亲一同在瓜地除草，一不留神，斩断了瓜苗的根，就遭到了父亲的暴打。他因为自己做错事惹父亲生气，心里很惭愧，不躲不避，跪在地上受罚，直至被打晕过去，过了很久苏醒过来，想到的却是打他一顿的父亲会有愧疚和不安，爬起来整理好衣冠，赶紧到父亲跟前行礼问候，希望他不要气坏了身子。等到回到自己房间，甚至还弹起琴唱起歌来，希望传到父亲的耳中，让父亲更加确认自己的身体无恙，可以安心。

如果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那这不过是为元代人编撰的《二十四孝》中许多“愚孝”的故事增加一点材料而已，现代人恐怕还会嘲笑这个曾参从小就有点“受虐”倾向。

重要的下面这段。

孔子闻之而怒，告门弟子曰：“参来勿内。”曾参自以为无罪，使人请于孔子。子曰：“汝不闻乎？昔瞽瞍有子曰舜，舜之事瞽瞍，欲使之未尝不在于侧；索而杀之，未尝可得。小棰则待过，大杖则逃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烝烝之孝。今参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既身死而陷父于不义，其不孝孰大焉？汝非天子之民也，杀天子之民，其罪奚若？”曾参闻之曰：“参罪大矣！”遂造孔子而谢过。

孔子听说了此事后，非常不高兴，对门下的弟子们说：曾参来了，不要让他进来！这是摆明了要他面壁思过，而“孝顺”的曾参却又不认为自己有什么过错。于是，就请了其他同学去向老师探问原因。

孔子便对前来请教的弟子讲了上古时代的五帝之一“舜”的故事，舜也是历史上有名的孝子，他生母去世的早，他的父亲瞽瞍，因为宠爱后妻生的儿子而仇视他。孔子讲，舜在侍奉他父亲瞽瞍的时候非常尽心，每当瞽瞍需要舜时，舜都能及时地侍奉在侧；但当瞽瞍要杀他的时候，却没有一次能找到他。舜为何要这样呢？孔子说，这样做，瞽瞍就不会犯下为父不慈的罪过，既保全了父亲的名声，舜也极尽自己孝子的本分。而曾参呢，侍奉他的父亲，却不知爱惜自己的身体，轻弃生命直接去承受父亲的暴怒，就算死也不回避。倘若真的死了，那不是陷父亲于不义么？哪有比这更不孝的呢？你难道不是天子的子民吗？杀了天子子民的人，他的罪该又怎么样呢？

当同学把孔子的话，传给曾参后，曾参一下子醒悟过来，感叹地说：我犯的错，真是太大了！于是就很诚恳地去向老师悔过了。

孔子讲的话里，有一句很关键，就是“小棰则待过，大杖则逃走”。（当是小的棍棒，能承受的就等着受罚；可如果是大的棍棒时，就应该先避开）这句话令人想起他在《论语》里的另一句，“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

不管出于什么因由，置身于面对暴力的情形，先要区分暴力程度上的“小棰”与“大杖”，再选择是“待过”还是“逃走”，这种智慧就是“权”，这意味着，在那种情况下，不能固守某一种原则或理念，要根据当时的环境与条件，权衡再三，相机行事。

后世的许多读书人，言及孔孟，论说儒家，大都喜好其“蹈仁而死”、“舍身取义”的理想主义面相，这其实就是“适道”，是一种阶段性的觉悟，或者是青年人意气风发以天下为己任的那种特质，一旦觉得自身的理念非常之正确，理想非常之完美，便往往从中获得了一种以生命祭之的勇气，近代如谭嗣同者，怀着“愿以颈血刷污政”的决心为变法而引颈就戮，多么令人唏嘘感慨。

我们无法知晓，若谭嗣同做了康梁式的选择，以他的才干，日后会对中国政局乃至学术的发展有何种影响，可当他的生命定格在33岁之后，我们知道的是，他身后的这个垂暮帝国仍在专制的漩涡中继续打转，走不出唐德刚先生所说的“历史三峡”，直至今天。

人生究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少青中老，此一时彼一时也，当日的慷慨激昂焉知不会变成他日的垂头叹息，这里面，最重要的还是“我”的存在，如此，才有检视当日以为的“正确”是否是真的正确，当时的“义举”，是小义还是大义，也才有践行大义，一以贯之的可能性。西哲有云，“人是万物的尺度”，“人是目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可以辟世、辟地、辟色、辟言，却不能轻易将整个生命献于一时一地一阶段之“理念”。

人生当然有大义，这种大义也值得付诸生命，但诚如孟子所说“大丈夫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面对暴力，如果“牺牲”是种充满勇气的选择，那司马迁式的选择不是更需要勇气吗？还是说，美好的理想最好由“我”来毕其功于一役？

“家语”中，孔子要曾参“小棰则待过，大杖则逃走”逻辑并不单在此，也有基于人类整体的关怀，受害者固然会引发众人的怜悯，施害者成为口诛笔伐的对象，但假如“暴力伤害”事件可以避免，受害者施害者，原本不过是一个整体中的不同分子罢了。而“伤害”一旦造成，在造就势不两立的同时，一方已成良善尺度上的永久罪人，“杀天子之民，其罪奚若？”这里的“天子”类似西人所说上帝在人间的代言人，也即在“道”的层面。所以，无论弱势或强势一方，从自身的角度，应考虑的当是避免罪恶在人间的发生。

良善之人，固然不能成为施暴者，也要尽量避免成为受害者。诚然，暴政的“小棰”每天都在发生，但在抗争时，一旦“大杖”将临，务必逃走，遑论牺牲。因为逃走，尚可卷土重来，而牺牲，这一原意为“祭品”的词，意味着，关于一种“理想人间”的追求已经彻底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