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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個救火的少年」:香港反修例運動中的恐懼與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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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於2020年二月份出版《人類學視界》第二十六期


「原來人生是像一片薄如蟬翼的玻璃那麼脆弱。」這幾個月來讀著香港的新聞,我常常這麼想。

香港從2019年六月以來發生的事,對我而言似乎定格在一些難以抹滅的畫面。在這篇文章中,我想記述一下六月份的幾個畫面,還有一些之後的想法。

在六月九日的百萬人大遊行之後,香港政府深夜宣布,六月十二日會依照既定時間表,在立法會開始逃犯條例修訂的二讀。為了阻止會議的進行,有不少的市民,特別是年輕的學生,從前一夜開始,就在立法會和附近的政府總部大樓及添馬公園以野餐、唱聖詩等等創意的方式聚集。

六月十二日那天早上,是我第一次走進香港的反修例運動中。

六月十二日金鐘夏愨道附近聚集的人潮

在下著雨的添馬公園草地上,有一個穿著簡單拋棄型雨衣的年輕女孩,就那樣躺在濕漉漉的小野餐墊上睡著了。手裡還緊緊的握著一隻手機。看著她身上點點匯聚的雨珠,以及身下一小攤一小攤的積水,忍不住對那個身影感到好奇和不捨。是不是已經在立法會一帶守了一整晚呢?是什麼樣的決心呢?我再走近幾步,專心的看著那隻上臂枕在頭下而伸出的手。女孩的手心朝上,手中緊握著的手機同樣已經覆滿水珠。匯聚的雨水,過一會兒,就像流星般一道道地滑落。

我一直猶豫著:「要不要叫醒她呢?」最後我什麼都沒做。

六月十二日下雨的添馬公園草地上三三兩兩的人群

雖然金鐘附近聚集的人很多,在沒有遮掩的添馬公園草皮上,人卻是三三兩兩的。在相當近的距離,專注地看著她幾分鐘之後,我慢慢地意識到自己行為的怪異。於是我默默但迅速地走遠:經過放在草地上自主設立的垃圾分類回收站、經過在細小的涼亭下整理物資的救護員、經過不遠處武裝帶著盾牌的警察依然平和的目光。有時回頭,掛心地看著那隻手。

這是什麼樣的決心呢?

放在草地上自主設立的垃圾分類回收站

六月十二日那一天正好是菲律賓的獨立紀念日。我在下午三點多時離開金鐘,準備回家換衣服,參加當晚的國宴。就在我走進太古廣場準備搭地鐵時,玻璃門外傳來一聲不特別響亮的砲聲,遠處的天空煙霧四起。香港警方發射了第一顆催淚彈。我慌慌忙忙地又拉開門走出來,尖叫著的人群從統一中心後方飛奔而來,紛紛以不知哪來的矯捷身手翻過分隔的水泥牆,洪水般往我的面前湧進。就在我瞠目結舌時,更讓人吃驚的事情發生了:隨著煙塵慢慢淡去,剛剛才拼命翻過馬路分隔牆的人群,又一邊大叫著「返嚟(回來)啊!」一邊真如潮水般,再次翻過牆往催淚煙的方向奔去。必須走的我,沒有隨著人群往前。心裡很震撼,很難過。

為什麼有這樣的決心呢?

那天晚上的菲律賓國宴,就在連接著太古廣場的飯店舉行。我穿著帶有菲律賓國服誇張蝴蝶袖的衣著,又回到金鐘。因為封路的緣故,我從灣仔的大樓進入連接地鐵站的通道,往金鐘的方向走。迎面而來的是許多穿黑衣戴口罩,像是中學生和大學生的年輕孩子。他們互相招呼著,除了男孩,幾個年輕的女孩也一人搬著一大箱的瓶裝水等等沈重的物資。他們應該是剛從添馬公園和立法會附近的混亂中撤離,拿著那麼重的東西,走了不算短的距離。但那步伐比踩著高跟鞋的我還要穩定;臉上的表情冷靜、泰然。他們在電扶梯的底部停下來,暫時放下物資。我近距離的看了一下他們:好乾淨好乾淨的眼神。

到底是哪裡來的決心呢?

六月二十一日那天,我再次回到添馬公園。這一天,發起活動的團體目標是包圍政府總部大樓,希望政府能夠回應運動的幾個主要訴求。也是在這一天,擔心運動的參與者受傷和被捕,而開始有了 Be Water 的運動口號。

我靠在添馬公園港邊的玻璃牆往回看,有幾個年輕人在前面不遠處,認真地準備著補給品和看著救護站。那一天的天氣特別好,豔陽高照。藍天白雲配上港島的高樓天際線與維多利亞港,慢慢給了我一點錯覺:彷彿這些一邊說笑的孩子們是在這裡出遊。一位化了濃妝、頂著紅髮明日香造型的女孩,從我的左前方越過。她身邊的男性友人們仔細地為她撐傘遮蔭。迎面另外三位頭髮染得漂亮的女孩,雖沒有濃妝,但每個人都仔細地畫了眉才出門的。草地旁蹲著幾位金髮男孩,還有額上貼著退熱貼坐在塑膠墊上的女孩。看他們有時說笑的眉眼和肢體動作,全都像是我在校園中會看到的學生。


六月二十一日那一天,艷陽高照。維多利亞港的藍天白雲,讓人看了出神

早上十點多的添馬公園側,基本上沒有佈置警力。唯二的保安員,其中一人還和來支持的民眾聊得很開心。似乎就是一個美好的夏日。

十一點多,我走上海富天橋準備離開時,正好看見群眾開始佔據夏殼道。我驚訝於他們執行的速度:五分鐘左右的時間已經完全截斷了有五線車道、川流不息的東行車流。顯然已有了一套合作的模式:有人以穩定的速度漫出車道、有人站定高舉雙手、有人佈置下交通錐,還有人前後奔波和司機們說著什麼。偶而有一兩聲的喇叭,但多數忽然之間被定格的車子並不鼓譟。等到車流被截斷、道路被順利佔領之後,他們又打開一線車道,指揮被堵住的車子循序離開。這好像變形金剛的戲法。我在筆記中寫下:「在這座城市,道路會隨時變成一堵牆。地鐵站也可能瞬間消失。」年輕人用這樣的方式提醒,我們其實已經瀕臨失去日常了。

但如常化妝戲謔說笑的他們,並沒有忘了曾有的生活。頂住當空烈日,他們堅定無比,正想盡一切辦法要把我們從無法回頭的非常中拉回來。

這是什麼樣的決心呢?

七個月後,站在2020年的起始往回看,那個六月份的運動,還充滿了正面的戲謔、 義憤、質疑和希望 。雖然在六月十二日的警察武力使用與政府「暴動」定性之後,已經開始有了黑警和下台負責的說法。但和其後出現的荒謬、血腥、暴力與決絕的對立相比,已經是恍如隔世的一段時光。

慢慢地,抗爭的一方,體認到這不是一場可以預見終點的運動;明白需要發生的不僅僅是五大訴求,而是對生活習慣和信仰價值的全面檢討。「連儂牆美術館」以視覺的方式面對暴力時,也為大家熟悉的地下道,過街天橋,公車站牌等公共空間,描繪出新的可能性和美感。「黃色經濟圈」提醒大家去反問自己:為了追求財富與方便性,我們是不是一切都可以犧牲? 透過造訪非連鎖小店,也重新建構在地的聯繫與社區關係。 「新工會運動」則反映了公民意識的崛起。一方面不同行業別發現自己面臨不同的打壓風險,一方面意識到自己在運動中各自可以扮演的角色。透過工會串連個體的力量,積極的以一個一個的社團為單位,去組織、討論,和建立起新的社會。這是更積極地擔負公民責任。在暫時無法期待政府的情況下,不放棄繼續往理想前進。

這一些痛定思痛的反省和行動,每一項都將需要很長的時間去摸索和等待開花結果。每一項都可能要放棄原有的慣性、安穩或自我。每一項其實都不比街頭對壘的抗爭容易。我是在這些漸漸累積出來的、不同路線的努力中,更感受到香港深刻的決心。而這些決心的端倪又似乎早已在六月的那些片刻裡。

「這些決心究竟是哪裡來的呢?」好多個月以來,出於一個在運動現場的人類學者,對於奇特的事情純粹的好奇心和佩服,我三番兩次的問自己這個問題。坦白說,我也還沒有一個清楚的答案。但有一個模糊的理解和猜測。讓我先從獨立音樂圈研究中觀察到的現象來說明。

在我的獨立音樂的相關田野裡,也有一個讓我不解的現象:年輕人的厭世感。所謂的厭世代指的是一群覺得「人生索然無味,所有的努力最終也只會白費,有了夢想也不會到達什麼美麗的終點,不如就不做什麼努力的苟活吧」的年輕人。我對厭世代好奇心的最高點,出現在2018年九月份,台灣的老王樂隊第一次到香港演出時。老王樂隊上台時,This Town Needs 的舞台前擠滿了香港的年輕人,他們隨著熟悉的樂曲又哭又笑的唱著跳著「給我一瓶酒/再給我一支菸/說走就走/我有的是時間」。我尷尬地看著他們,心裡好奇:老王樂隊裡有一位演奏者拉的是大提琴,其他人對樂器的掌控也十分精湛。樂手們都是大學畢業生,台下的聽眾看來也多有相若的背景。大膽猜想的話,他們多數不是匱乏或受歧視的社會邊緣人,是一代人中比較有資源,比較「有未來」的一群吧。為什麼厭世呢?

一直到2019 年的七月一日,當我看到新聞照片中,進入香港立法會的抗爭者在圓柱上留下的字句「是你教我和平遊行是沒用」 [1] 時,忽然明白了一些事。

我想到社會學理論中對「風險社會」的討論,不論是 Anthony Giddens [2] 或是 Ulrich Beck [3] 的論述都提到所謂現代社會對未來的經營與對風險管控的執著。也想到清華大學的人類學家方怡潔在研討會中論述過的:不確定性究竟是風險或是機會,其實與階級有關;只有對安穩的中產階級,不確定性才是不好的。我一再地看著那句已經成為運動名言的話(「是你教我和平遊行是沒用」),慢慢突發奇想:也許對這個世代而言,他們是生活在一個一切都被安排好,保護好,沒有風險,沒有歧路,沒有驚喜,也因此活不出特別的滋味的世界裡,「厭世」其實不是一種逃避;是一種從一成不變的生活中奪回自己的努力。而在運動中不再退讓的決心(例如:面對催淚彈,不逃避而是拿水瓶裝起來,拿交通錐蓋住或是拿網球拍回擊),也許也來自這些同樣深層的無力感。反對逃犯條例、堅持獨立調查、為暴動定性氣憤難平,這些當然都重要;但行動的果決和堅持下去的決心會不會是來自這類,對一步步邁向歐威爾式操控社會的反省與行動?

六月二十一日那天我從金鐘離開之後,在筆記裡寫著:「(雖然和 612一樣)現場同樣是以年輕的學生為主,但四處或站或坐,可以看到三三兩兩的中年人,廁身期間。 雖然也沒做什麼,但就是感覺到他們隨時會補上。一張海報沒貼好,附近的中年人就靠過去安靜的貼好,那樣地補上。」之後,也曾在媒體上看到中年人,老年人或聲淚俱下,或懊悔感嘆:過去我們什麼都沒做,今天的年輕人才需要承擔這些。 這些感嘆除了直指中國與香港之間歷史上的協商契機之外,是不是也指生活的逐漸失去自主性呢? 香港的青年運動領袖之一的岑敖暉在2019年六月七日曾經在臉書寫下 :「逃犯條例不是關於甚麼,而是僅僅關於恐懼和自由」[4] 。 在面對暴力的恐懼與失去自由的恐懼間,什麼時候我們開始覺得後者比前者更值得警惕?究竟如何走出一條路呢?

運動進行了超過七個月的時間了。「非常」早已成爲「日常」。

在香港生活,我們都有意識地選擇了對運動的參與程度、知道如何尋找「黃店」來為每一項消費做出選擇,熟悉萬一被捕時要注意的事情和程序,行有餘力的時候可以用什麼方式互相支援等等。我發現自己愈來愈常看著大海,天空,樹木花草等等發呆:真好,這世界還是有人類不會改變的事。清洗道路的灑水車經過時,細小的水珠讓我覺得很真實。公車站對面的運動場,傳來中學生大聲互相加油的聲音時,也覺得好有活力好實在。然後,我會像一個盡職的人類學家一樣抽離,慢慢品嚐這些「日常」中的複雜滋味。一方面,很想跟世界說,作為一個抗爭的前緣,香港的生活其實還是有很安靜美好的一面;至少這個社會上還是有許許多多在自己的角色上努力盡責,讓人尊敬的人。另一方面又擔心在這些依然美好的日常細節中,忘了這是一個抗爭中的社會。我提醒自己不要忘記的方式,是選擇兩個讓自己非常不方便的做法:一是在每天的長途通勤中不再搭乘地鐵,另外一個是每天抱著一大包零錢,不再使用八達通卡。選擇這兩個目標,一方面是想要有意識地透過消費脫離「省時省錢」的思維;另一方面讓自己在無處不在的不方便中,記得自己身處於一個日常與非日常辯證的皺摺。

我不確定這麼做最終會走到哪裡,只覺得此刻必須這樣才安心。

這也是對未來取向的挑戰吧。在香港的標誌性樂隊達明一派的歌中,我最喜歡的一首是「十個救火的少年」。歌詞說:有十個少年出發去救火,後來有七個人因為不同的原因,中途回了頭。於是最後的三個少年再也沒有回來。我想當十個少年都不回頭時,日常與非日常應該會再次合而為一。晴空會再次就是晴空。

「原來人生是像一片薄如蟬翼的玻璃那麼脆弱。那麼美。」這幾個月來讀著香港的新聞,我常常這麼想。


[1] 立場新聞。2 July, 2019. 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破壞公物梗係唔啱/?fbclid=IwAR3FwpcedZmgHdebc57WzmTw6i7KgOXxJ374_pea5cmSTKMgpe153TOXGzc

[2] Giddens, Anthony and Christopher Pierson (1998) Making Sense of Modernity: Conversations with Anthony Gidden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3] Beck, Ulrich (1992)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Sage Publications.

[4] Shum, Lester (2019) 【逃犯條例其實不是關於甚麼】https://www.facebook.com/825244965/posts/10158707267124966/?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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