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續性別不平等的社會機制：閱讀Cecilia L. Ridgeway後的筆記與反思】

過去這個星期，連續四天不是講課就是帶非暴力溝通工作坊，既充實，又疲累，昨天休息了一整日才稍稍回復一點精神。

我自覺十分幸運，自己的工作跟興趣幾乎完全重疊，每天都埋頭讀書，驚嘆知識的浩瀚，深深體會到學海無涯。同時，我有一個習慣，就是把書中提及的文獻翻出來細讀，往往一發不可收拾（書都買窮了）。

Cecilia L. Ridgeway是我讀Barbara J. Risman一篇期刊論文時遇到的。Ridgeway是Stanford University社會學教授，但她大量引用社會心理學的研究來建構社會學理論，解釋status生成的過程和機制，往後更將研究興趣延伸至性別不平等之上。

我在此將課堂的講義公諸同好，亦想試試用中文表達，這樣有助我自己的學習。因為是首年加入Ridgeway的著作，所以講義特別冗長、多字，通常過幾年後才會清楚學生最需要知道什麼。（其實這裡分享的只佔Doing Gender一堂一半的講義頁數，學生可能會覺得我瘋狂，其實我也這樣想自己，未來會朝向一頁不多於三句十個字邁進，請稍候）。另外，我沒有講義中所有圖片的版權，請注意。

性別不平等是壓根兒的位置不平等(status inequality)

Framed By Gender: How Gender Inequality Persists in the Modern World是Cecilia L. Ridgeway在2011年的作品。顧名思義，她想解釋性別不平等如何在現代社會中持續出現。有一種常見的觀點認為，性別不平等是舊有社會秩序或傳統的殘留物(residue)，假以時日，必然會在文明進步的洪流中消滅殆盡（學生最愛用儒家文化來解釋香港性別不平等，什麼都怪罪「傳統」 ... ... ）。

這種觀點其實有點道理。絕大部份負責生產和分配資源的組織都有內部分層，越上層的擁有越大操控資源的權力。以往的社會裡，男人佔據了絕大部份這類組織的上層位置，久而久之，位置上的不平等(positional inequality)導致了地位或身份上的不平等(status inequality)。

簡單而言，任何人只要佔據分層的組織裡上層位置(position)就自然獲得跟這個位置相連的權力和優勢。但是，當某一個族群的人長期都佔據上層位置，這個族群便會被認為有某些個人之處，並且跟另一個無法上移的族群相比，會獲得較多的社會榮譽和尊重(social respectability)，也因而被視為較能幹。所以，性別不平等似乎源於男女兩個族群在各類重要的社會組織中的位置不平等。換言之，性別不平等壓根兒是一種地位的不平等(status inequality)。

但問題是，從五六十年代開始，一些地方（主要指歐美等地）女人在重要社會組織的參與度和位置都有所提升，例如女人進入勞動巿場和女人參政的人數和比例不斷增加，甚至多了女人進身過往由男人主導的行業，例如醫療和法律，再加上人權觀念在歐美社會的普及、婦女運動的成就、科技的轉變，以至職場文化越來越強調平等與多元等價值，在在都削弱性別不平等的物質基礎。

若果男女的位置不平等(positional inequality)持續收窄，按理會促使男女的地位(status)發生改變，尤其是關於男女的特質、能力等定見理應會有所修改。然而，過去三十年的研究不約而同地顯示，性別刻板印象的改變十分輕微，一些關於男女是什麼、有哪些特質、誰較能幹、男女兩性各自應該做和不應該些什麼的性別觀念或信念(gender beliefs)仍然非常牢固，在內容和幅度上並沒有出現預期的變化。

此處補充一點，性別觀念常以三種形態展現：

1. 個人的性別觀念－主要指自我性別身份認同(self-perceived gender identity)
2. 描述性(descriptive)的性別觀念－一般的男人和一般的女人有哪些特質，以及
3. 規範性(prescriptive)的性別觀念－男人和女人應該和不應該有哪些特質和行為。

因為性／別小眾運動在過去廿年蓬勃發展，給予一種錯覺以為性別秩序已經出現翻天地覆的轉變，其實第二和第三個面向的性別觀念變化甚微。這種只著重或歌頌個人層面的性別身分認同的解放，令性別研究和運動大幅度傾斜認同政治而忽略結構。關於這個批評，可參考Barbara J. Risman的"Limitations of Neoliberal Turn in Gender Theory": (Re)turning to Gender as a Social Structure"。此篇收錄在Gender Reckonings: New Social Theory and Research (2018)，是對Raewyn Connell的學術成就的致敬。Risman在同年亦出版了她的研究－Where the Millennials Will Take Us: A New Generation Wrestles with the Gender Structure (2018)，將宏觀的結構分析重新帶回性別研究之中。

同時，受益於Connell、Risman和Ridgeway的論著，我對於自己過往在性別運動的參與和言論也有點慚愧，當時急於為社群充權，對性別越界常常給予過度浪漫和簡單的分析，直到近年多讀了從博奕理論、社會和認知心理學分析社會規範的文獻，才明白到社會規範本身具有彈性，容許越界以維持自身的穩定（有興趣可參考Cristina Bicchieri的The Grammar of Society: The Nature and Dynamics of Social Norms (2006)和Norms in the Wild: How to Diagnose, Measure and Change Social Norms (2017)）。 Bicchieri結合了博奕理論、社會心理學和哲學，而她更跟聯合國合作，推動童婚、女性割禮等由社會規範推動的集體行為的改變。往後會分享Bicchieri的作品。）

及後重讀Judith Butler的作品，見到她以艱澀的語言討論類別(category)、身份、性別、規範(norms)和顛覆(subversion)都會搖頭嘆息，慨嘆她很多臆測都可以從其他學科中得到解答，並且更精確、更有解釋力。例如，她認為要有穩定且連續的性別才能被視為文化上可被感知(intelligible)的人，為了解釋這個過程，她轉向Freud和Lacan求助，繼而陷入了原來就已經模稜兩可的Freud和Lacan的解讀和再詮釋。

其實，性別為什麼是基本分類框架早在社會和認知心理學已有研究，而且準確到可以分辨在哪些具體情境下性別這個框架會發揮哪些作用，以及預測這些作用的強弱程度。欠缺這些知識，我們便很容易陷入不著邊際的討論，例如究竟drag是顛覆或鞏固性別秩序。下筆至此，我想我過去幾年的學習和探求，已經將我帶離了廣泛而言可被歸類為後結構主義的理論取向及其論著，亦跟性權派從此分道揚鑣。感謝啟發和栽培，同時我要走了。

描述性和規範性的性別觀念變化甚微的原因

講左太多無關要旨嘅嘢添，回到本來談及的問題：為什麼男女在重要社會組織內的位置差距已有相當程度的收窄，性別觀念(gender beliefs)－尤其是描述性和規範性面向的性別觀念－仍然非常牢固，在內容和幅度上並沒有出現預期的變化呢？

Cecilia L. Ridgeway的研究正正解答這個難題。她認為性別不平等之所以在現代社會持續，是因為社會裡有一些社會過程(social processes)不斷跟另一些削弱性別不平等的社會過程互相拉扯，但前者稍占上風。 具體而言，這個不斷複製性別不平等的過程就是我們持續使用性別作為協調行為的框架所導致的。（學生心聲：「嘩！佢講緊乜呀！」）

基本協作難題與基本類別的之用

這裡，她帶我們從博奕理論(Game Theory)來理解這個過程。人類是群居而生，我們的基本需要的滿足終究都依靠別人，反之亦然，是故，人類的基本生存狀況是相依互存的(interdependent)。這意味著我們經常會合作，共同完成任務。然而，所有合作都會遇到博奕理論家最感興趣的問題－如何協調(coordinate)彼此的行為。具體而言，合作時，一方會依據對方的行為來決定做出哪些行為。同樣，對方亦會依據另一方的行為來做選擇。如此，我們便會陷入「彼不動我不動」的困境。

為了解決協調問題(coordination problem)，我們會溝通，但即使溝通，它本身都是一種行為，所以還是會遇到該如何開始溝通(initiation problem)、怎樣溝通才能確保一方發出的訊息另一方穩妥收到等問題。故此，溝通也無法徹底解決協調的根本問題(the fundamental problem of coordination)。博奕理論家發現解決方案只有一個，就是想協作的人共享一套指導行為的知識(common knowledge)。這套知識不單是人人共享，更重要的是任何人都會知道任何人都知道的一種知識(everybody knows that everybody knows)，以致令參與協作的人可以有所依據，彼此能夠準確地估計對方的行為，也就是令彼此的行為變得mutually predictable。

然而，這種知識的版本不能太多（太多會降低效率），而且得依靠簡單、可見和容易使用的特徵。只要看一眼，我們便能大概知道我跟對方在這個處境裡有哪些關係(relations)－我相對她／他而言是誰，而她／他相對於我而言又是誰，以及可以預期對方會有哪些行為。要滿足這些條件，這些特徵必須是顯著、簡單和二分的差異，幫助我們在極短時間內分類(categorize)彼此和建立期望，繼而才就當下處境的任務再進行較仔細的劃分。實驗發現，性別、種族和年齡是我們見到別人時自動將彼此劃分的基本類別(primary categories)。書中提及幾個實驗，我選了其中一個放到lecture slides裡，請欣賞。

性別作為建立社會關係(social relations)的基本類別

為什麼性別是其中一個基本類別，而它又如何令性別不平等在現代社會裡持續，即使男女的社會位置(social positions)正在進一步收窄？

性別是其中一個基本類別的原因：

1. 即使生理性別(biological sex)不是截然二分，例如有雙性人的存在，生理性別仍然以bimodal的形態展現。例如，男人的高度成正態分佈，女人的也如是，兩者有重疊之餘前者平均而言較後者高。

雖然個人層面上男女在絕大多數的心理特質、傾向、能力和行為只有很小甚至毫無差異，但當男女共處，這些差異會變得顯著。Janet S. Hyde長年從事這方面的研究，並在2005和2014年分別刊出性別差異(gender difference)的meta-analyses，總結了同行的研究成果。

她發現很多可見的性別差異都是在男女互動的過程中才會出現的。

例如，個人而言，男人比女人稍為願意幫助別人，但是當有他人在場時，男人幫助別人的意願會大幅提高，若沒有旁觀者，男女願意幫助別人的意向又會回復相約，亦即沒有分別。她的研究成果跟Candace West和Don H. Zimmerman早在80年代初提出的Doing Gender有異曲同工之處，亦即性別差異是在互動情境下才由參與者的具體行為建構而成的，所以gender是一種doing。用她們的原話：性別是"an emergent feature of social situations"。

這些研究提醒我們，尤其是關心性別平等的行動者，不要動輒聽到別人說男女在某方邊有差異就指控對方有性別偏見或歧視（雖然不排除有這個可能）。我們可以不滿和嘗試改變生產性別差異的底結構和性別觀念（下文會有分析），同時可以承認有些性別差異在特定情境下的確存在（由男女共構），而且頗為顯著（即使我們不想它們存在）。所以，輕言否定性別差異的存在，或以少數性別越界的例子（例如：「唔係呀，我識有啲女人／男人都唔係咁」）來掩蓋統計上存在的性別差異，容易令其他人覺得性別平等的倡議者和行動者只以意識形態先行，罔顧事實。

1. 
   
   同時，只願承認男女相同，否定差異的思想取向，背後可能有個錯誤的見解，以為承認差異就等於支持（至少在性別圈中）令人聞風喪膽的生物決定論(biological determinism)或本質主義(essentialism)。其實，生物決定論或本質主義只是其中一種－雖然依然相當流行－對性別差異的解釋，不同意這些解釋（我也不同意）不等於要把在特定情境下由男女基於性別觀念而共構的性別差異視若無賭。Ridgeway正正嘗試解釋這些差異的來源和影響，同時避免了生物決定論和本質主義的陷阱，也無需否定肉身。
2. 性別之所以成為促進協作的基本框架(primary categories)的第三個原因是，它的確與某些人類基本需要相連，例如性和生殖的需要。跟第二點相同，性和生殖的需要不會「決定」社會形態，但社會怎樣「處理」(deal with)和「回應」(respond to)這些需要會對男人和女人，以至整個社會裡各項安排都有很大的影響。

我們出生後在一歲之內便會用性區分別人，到了大概兩歲半時更會用性來區分自己和他人，及後便會習慣用性來區分跟性可能沒有直接關係的情境。要注意的是，關於性別的文化內容是後來才通過學習慢慢補上的。換言之，嬰兒還未知道性別是什麼時就已經會用最簡單且最外顯的性別特徵將人分類。為什麼？因為用事物之間的差異做分類是學習的基礎，幫助我們為複雜的世界建立認知捷徑(cognitive short-cuts)和基模(schemata)，不用每次都重新觀察、分類、選擇，省時省力。然而，分類必然帶來簡化，所以偏見揮之不去。

連同上述提及的第一至第三點，自動且無意識的性分類(sex categorization)令性別成為其中一個基本類別(primary category)，在社交開始之前為彼此提供基本行為的指引和期望。與此同時，絕大部份的社會交往(social encounters)都有屬於自己獨特情景的角色，這些角色會比基本類別提供更詳細和具體的行為指引和期望。例如，在學校裡，有學生和老師兩大角色，各自有在這個場景中預設好的行為指引和期望。學生會對老師有某些共享的想法，而且不論學生本身是否同意這些想法，她／他們都會知道這是共享的，亦即學生會假設其他人－包括學生和老師－也對「老師」是什麼、有什麼特質、應該和不應該做什麼有十分相似的想法，而且所有人都期望所有人有如此的想法。

所以，在絕大部份的社會情境中會有至少兩個類別：

1. 基本類別(primary categories)，例如性別、種族、年齡，以及；
2. 屬於那個情境的獨特類別(situational/institutional roles)。前者就展開互動提供籠統的指引和期望，後者就當下的情境提供詳細和具體的指引和期望。

問題是，當兩個類別－primariy categories + situational categories/roles－疊加時（幾乎是必然會出現的情況）會產生什麼效應？基本類別會如何影響處境性角色(situational/institutional roles)的表達？基本類別的影響力會跟隨處境中哪些變項而增強、減弱或消失？這些問題都可以在實驗中找到答案。

性別作為基本類別內含性別觀念／信念（性別刻板印象）

Cecilia L. Ridgeway的進路是：如果性別是一個基本類別，而我們與他人相遇時，又無可避免地以這個類別來初步劃分你我、設定關係和調節期望，那麼，這個類別內含有哪些關於男人和女人的觀念(beliefs)，而這些觀念又如何影響我們扮演處境角色(situational roles)呢？

首先，因為性別作為基本類別(gender as a primary category)必然建基於一些關於男女差異的假設，這些假設就是我們的性別刻板印象(gender stereotypes)。

性別刻板印象其實是一組關於性別的觀念或信念(beliefs)，有些是關於一個普通的(typical)男人是怎樣的、一個普通的(typical)女人是怎樣的，以及他們有哪些特質、取向和行為。這些性別觀念就是上文提及的描述性觀念(descriptive beliefs)。

與此同時，性別刻板印象亦內含了關於性別的規範性觀念(prescriptive beliefs)，亦即男人和女人應該和不應該有哪些特質和行為。更重要的是，性別刻板印象原來還有一組觀念，對男人和女人的特質和行為給予有高底之別的評估，亦即能力(competence)高低的評估和地位(status)高低的評估。Ridgeway認為性別刻板印象中這些關於男女地位和能力的假設對性別不平等的延續起了關鍵作用，令到男女合作時女人的能力被低估（男女從家庭到工作間都有大大少少的合作），以至被編配到在分層的組織中較低的位置，於是享有較少的資源和能力。即使女人排除萬難，攀上組織的較高位置，她的成就也會獲得（相對於其他條件一樣的男人）較少的肯定。

為什麼會這樣呢？

期望地位理論(Expectation States Theory)的啟發

要回答這個問題，她轉向她有份發展的expectation states theory（期望地位理論）。這套社會學理論想解釋為何走在一起合作完成任務的人總會建築起人際之間的地位階梯(interpersonal status hierarchy)。早年有實驗反覆證明，即使性別、年齡、階級相同的人走在一起，共同完成指定任務，他們很快便會有分工，並且會出現領袖(leaders)和跟隨者(followers)兩類地位有所差別的群組。

社會學家想了解這個interpersonal status hierarchy是如何建立的；我們是依靠哪些標記在短促的時間內就能互相判斷誰在上誰在下、誰帶領和誰跟隨呢？（這個理論及實驗都證明「無大台」幾乎是不可能的。當行動者深信「無大台」並且在情感上討厭「大台」作為政治身分認同的基礎（i.e., 無大台／拒絕大台＝我不是「左膠」的憑據），在合作過程中必然出現的地位階梯很有可能產生政治理念與實際操作之間的認知矛盾(cognitive dissonance)，引發「手足」之間的張力和衝突，有機會滋長無力感和瓦解凝聚力）

Expectation states theory的論者認為，在合作完成任務的情境中，我們都會暗暗地判斷，相對於我而言，其他在團隊內的每一個人可以給予比我多還是比我少的貢獻。注意，這是每個人在有共同目標(goal-oriented)或任務(task-driven)都會做的評估，以確定自己和他人的「表現期望」(performance expectations)。課堂上，我邀請學生回想跟他人合作完成功課的經驗，有沒有不自覺地出現interpersonal status hierarchy。

問題又來了，如果每個人都按自己來評估合作團隊裡其他每一個人相對於自己的能力，而如果每個人使用的標準都跟其他人不同，按理會出現多個並且互相衝突的status hierarchies，那麼，是什麼原因我們好像可以不假思索又不需要大費周章的討論就能神奇地達成一致的共識，建立出interpersonal status hierarchy呢？

原來，左右「表現期望」評估的其中一個因素，正正是基本類別（其餘兩項是對方獲得的社會獎賞，以及團隊裡成員之間的互動。為免文章過於冗長，現在已很冗長，有興趣的朋友可自行閱讀比這篇文章更冗長、徹底違反製作講義原則的講義圖片）

正如前述，性別是其中一個為數不多的基本類別，是人類賴以快速將彼此分類、建立關係和形成大概期望的工具。沒有它，協作(coorindation)便無法實現。同時，類別本身並不中立，因為它內含了很多對於被分類的人的假設。以性別為例，這些假設以性別刻板印象(gender stereotypes)的形態存在，分別載有針對男人和女人的描述性、規範性、能力高低和地位高低的信念(beliefs)。

當我們進一步分析性別刻板印象中有關男女特質、能力高低和地位高低的信念時，會發現男性被認為普遍擁有的特質跟較高位置(higher status)的人被認為擁有的特質十分相似，例如：有行動力、有主見、果敢的(assertive)、有自信的、擅於使用力量的。

更重要的是，男女各自被認為正面的特質並不等價(not equivalent)。其中一個實驗請參加者為男女各自的刻板但正向的特質打分數，由-3到+3，負數代表欠缺地位和權力，正數代表擁有地位和權力。

結果發現，男人刻板但正向的特質的平均值介乎0.9至0.99，亦即相當接近1。相反，女人刻板但正向的特質則介乎0.26至0.48。換言之，即使一個女人完全展現社會認為一般女人有的正面特質，這些特質為這個女人增加地位和權力的幅度，都不及男性刻板印象那麼大。亦即是，男人只要展現到**一半**的男性刻板印象，就能獲得等同於女人「做盡」（完全表現女性刻板印象）後所帶來的地位和權力的提升。如果男人再給點力，表現得更貼近男性刻板印象，便會超越女性刻板印象帶來在地位和權力上的增值。

由是，男女的刻板印象並不對稱，是一個Ridgeway稱為ambivalent的結構。男女在刻板印象各自都有被視為正向的特質，但是，男人的比女人的更正向，為擁有這些正向特質的男人提供較大倍數的地位和權力增幅。與此同時，男人的刻板特質往往被視為有較大的使用價值，亦即在多個場境中都有用處，而女人的刻板特質則只有在相對較少的場境（例如照顧他人）中被視為較具優勢，但即使如此，這些特質帶來的地位和權力的升幅都比較弱。

有種庸俗但相當流行的觀點認為，男女已經「平等」，因為男人和女人各自都有被社會贊許的正向特質。然而，這種見解忽略了男女正向的刻板特質本身的價值就有高低之別，即使兩者皆為正向，但男人的比女人的特質更正向。其二，男人的正向特質的適用範圍或情境較女人的寬闊並多出現在社會認為重要的事情上，例如工作、生產知識。最後，性別刻板印象內含一個概括性(diffuse)的性別觀念：一般而言，男人的能力比女人強。

性別刻板印象與表現期望的評估

好了，討論過性別作為基本類別，以及性別刻板印象內藏的性別信念如何左右我們合作時形成自我和他人的「表現期望」後，我們便回到上述的一個問題：

如果性分類(sex categorization)無可避免（因為這是解決協作問題的方案）... ...

如果性別是基本類別(primary category)而這個類別載有關於男人和女人的性別信念（性別刻板印象），其中的信念會左右我們合作時（在goal-oriented和task-driven的場景中）對男人和女人能力高低的評估，以至按這些評估決定誰主導、誰跟隨（interpersonal status hierarchy的形成） ... ...

如果自動且無意識的性分類(sex categorization)會令性別刻板印象在我們的意識中浮現(cognitively available) ... ...

• 
  
• 那麼，在意識中因為性分類而浮現的性別刻板印象，以及它載有對於男女的各種籠統信念，如何跟特定情境中的角色和每個角色的具體行為指引與期望交疊或糾纏(nest)並影響這些角色的最終行為表現呢？例如，在學校這個具體的情境中，性別如何影響女老師與男學生的互動？（以及男老師與女學生、男老師與男學生、女老師與女學生、女老師和女學生）

Ridgeway的實驗發現，處境性角色(situational roles)以及它們附帶的具體行為和期望引指對扮演這些角色的人有最大的影響力（這點不做實驗都會知道的哩）。性別的影響不是完全決定(determine)而是修改(modify)這些角色的具體行為，它帶來的修改力度會隨當下的處境而時而增強、減弱或消失。

故此，sex category並不如"Doing Gender"的創建者West and Zimmerman所言，是omnirelevant（無所不關）的。相反，性別往往是一個後台的身份或類別(background identity)，暗暗地在特定的情境下影響前台身份(foreground identity)的發揮。

Ridgeway的實驗跟其他社會心理學家的實驗進一步發現，性別的影響力取決於它在當下的情境裡有多突出或有多相關(salience)。性別在以下兩個情境會特別突出，以至對處境性角色有較大的修改力度：

1. 男女混合的情境(mixed-sex settings)，因為在如此的情境下，性別差異成為判別自己跟別人對完成任務有多大能力的一項指標；
2. 當情境中要完成的任務涉及性別刻板印象中屬於男人或女人的專項能力。例如，如果共同合作的任務是決定購買哪款車子，性別會較大程度上影團隊中自我跟他人能力的評估，繼而影響interpersonal status hierarchy的建立，導致男人會成為主導，（其他條件相約的）女人會變為跟隨者的合作局面。

具體而言，在為共同目標而合作的男女混合情境之中(task-driven mixed-sex seetings)，若要完成的任務是性別中立的(gender neutral)，基於性別刻板印象假設男人比女人有較高的能力，男人會比其他條件相約的女人較有優勢，亦即較容易爬上地位階梯(status hierarchy)，享受較多的權力、資源和尊重，而且較多發言、較多獲得階梯下層的人的關注(attention)、出現分歧時會擁有較大的影響力(influence)。

若要完成的任務是sex-typed並且根據性別刻板印象是屬於男人的工作，男人會比其他條件相約的女人有特別高的優勢。

如果同樣是為共同目標而合作的男女混合情境，但要完成的任務換為female-typed，亦即按性別刻板印象被視為女人的專長，女人的地位會不會遠遠高於男人呢？（即所謂「今鋪仲唔威返次？！」）答應是不會的。

女人只會比其他條件相約的男人有多一些優勢，原因是女人的特質帶來地位與權力的增幅不多，同時性別刻板印象仍然假設男人比女人有較高的能力，故此互相抵消下，女人在這個female-typed的情境下只享有些微的優勢。

要留意的是，expectation states theory只適用於為共同目標或任務的合作，但是，除了一些地方有嚴格的性別分工，以致男女完全或局部分隔，在絕大多數地方，男女即使有所分工但依然有恆常且緊密的合作，所以，男女常常處於男女混合且有共同目標或任務的情境，令到性別變得salient從而發揮修改處境角色的能力。

按性別而建立的地位階梯帶來的影響

根據這個理論，被編配為地位階梯(status hierarchy)上方的人和下方的人會展現截然不同的行為，而這些行為會導致兩者在資源、權力和影響力上有高低之別，繼而令長期處於下方的人陷入困境，無法往上流動。這些因應地位不同而展現的行為包括：參與率、提出建議的次數和被他人接受的程度、語言使用的方式（率直或猶豫）、面對分歧時力排眾議的影響力、獲得他人正面回應的次數、個人意見有多大程度被重視、得到正面評價的機會，以及成功是出自個人努力(effort)或能力(ability)的評估。

具體而言，佔據interpersonal status hierarchy的一方會較主導、她會獲得較多下層的人的關注、她的建議會較多被認真看待、她的貢獻會收到較多正面評價、她的成功會較被視為來自她自己的能力而非努力、出現分歧時她的意見較有一錘定音的效果等等。在階梯佔下方的人則會出現剛好相反的行為表現。

如果男女經常在同一個情境中合作，無論在家庭、學校、工作場所，因為性分類(sex categorization)而激活的性別刻板印象，以及其中有關男女能力和地位的信念，就會影響合作中的男女對自己和他人的能力評估，而根據這個理論的預測，女人往往會視自己的能力較遜（除非要合作完成的任務無關性別，又或是這個任務被視為屬於女性的專長）而男人則會視自己的能力較強。同時，處於地位階梯上方的男人會展現上一段提及的行為，讓他較易累積財富、權力和影響力。

而且，根據Ridgeway和其他人的研究發現，在職場中被視為重要的特質－領導力(leadership)和權威(authority)－一般都被視為男性刻板特質的一種，同時，它跟女人刻板印象中規範性信念直接抵觸，這些規範性信念認為女人「不應該」展現「霸道」(domineering)（在女人身上展現的「領導力」、「權威」和「堅定自信」(assertiveness)往往被視為「霸道」）。

所以，當女人登上高的位置時，例如當老闆或CEO，她一方邊會被期望展現高位者擁有的「領導力」、「權威」和「堅定自信」，同時這三個特質又與刻板印象中的規範性信念－「女人不應該霸道」－發生衝突，令女人即使爬到組織裡的最高位置(position)，其地位(status)仍然不及男的老闆或CEO。

為了減輕「霸道」帶來的地位貶值，研究發現很多處於高位的女人都會在職場較多展現「正向社會情緒行為」(positive socioemotional behavior)，而「語帶猶豫的說話方式」(tentative speech)正正是「正向社會情緒行為」的其中一種表現。

所謂「語帶猶豫的說話方式」就是在說話時，尤其是發表個人意見、給予回饋(feedback)和回應批判或分歧時，多使用「可能」、「或者」、「好像」等字詞，又或是使用問句而非陳述句，藉此營造不確定(uncertainty)，令自己的說話聽上來較婉轉、間接和輕盈。雖然這樣可以緩和當女性領導者展現「領導力」、「權威」和「自信」時，違反性別刻板印象帶來的地位貶值(status diminishment)，但也同時令其他人覺得女性領導者長氣（tentative speech比assertive speech需要更多時間）和欠缺自信。

於是，不單女人較難爬到組織高位，即使爬到，也往往兩邊不是人，因為無論展現得較像男性的刻板特質，又或是展現較像女性的刻板特質（「正向社會情緒行為」有明顯的性別差異，女人比男人在任何情境裡都較多展現這類行為），都會被扣分！

這些由性別刻板印象引發對男女在職場裡能力高低的評估，令女人進入勞動巿場和參政的人數和比例即使不斷增加，甚至有更多的女人進身過往由男人主導的行業，也會被卡在其中，獲得較少的正面評價，繼續被視為能力較條件相約的男人遜色，結果是企業會傾向提昇男人進入管理層。現實的確如此，根據2020年Fortune 500的統計，首500強的公司，只有37位是女性，佔全數的7.4%。

我一口氣由朝寫到晚，為的就是想引介Ridgeway的理論和研究成果，豐富當下關於性別的辯論，並且點出性別不平等的終結仍然長路漫漫。稍後，我會補充Ridgeway基於她這個理論提出哪些推動改變的可行方法。

謝謝閱讀！

感謝閱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