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泉忠

日本國立東京大學法學博士,現任香港大學香港亞太研究中心研究員、武漢大學日本研究中心執行主任、香港《明報》(筆陣)主筆。歷任歷任日本國立琉球大學國際關係學系准教授、日本國立東京大學兼任准教授、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富爾布賴特學者、北京大學歷史系客座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國立臺灣大學兼任副教授。

「放棄改變中國」與拜登的「非新冷戰」思維

者欲提醒的是,倘若因主觀上不樂見「新冷戰」的出現,而將3年來且仍在持續的中美之間愈演愈烈的對立與衝突,誤讀為因特定的時空或美國國內環境因素的變遷而一時產生的矛盾,那麼就很可能無法到位地透視出白宮真正的戰略思維,從而制定出一套有效應對「遏制中國」的政策,其影響將是巨大的。

就「崛起」時代中國與美國之間的對立關係所引發的國際關係上的現象,近年來最常見的用語是——「新冷戰」(New Cold War)。然而,弔詭的是,當事者的中美兩國政府都傾向否認「新冷戰」的說法。

守勢的中國,一直強調中美應該竭力避免「新冷戰」,且不斷呼籲兩國唯有「相向而行」,始符合中美兩國的共同利益,也符合世界的利益。攻勢的拜登(Joe Biden)雖然不買中國的帳,卻也一而再、再而三地表明當下美國應對中國的挑戰,並非要發動「新冷戰」。最近白宮國安顧問蘇利文(Jake Sullivan)更進一步闡明拜登政府已經「放棄改變中國」,並接受「中美共存」的現實,引發廣泛的討論。

為何中美都否認「新冷戰」?

儘管國際媒體與國際學術界對「新冷戰」的用法已呈現普遍化的趨勢,不過中國學者則仍傾向避免使用,甚至直接否定「新冷戰」的說法。究竟「新冷戰」是經不起時間考驗的「花哨名詞」,還是基於中美當下的對立態勢以及未來走向到位觀察的合理概念?中美兩國政府不約而同對「新冷戰」的迴避,雖然各自的考量南轅北轍,又折射出哪些當中不為人所知的策略思維?

無可否認,中美近年對立關係的激化,就其歷史發展的過程而言,始於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中期的2018年。多年來面對來勢洶洶「中國崛起」的氣勢,特朗普團隊或基於對維繫了40年的美國對中國「接觸政策」(engagement policy)效果不彰的「醒悟」,或基於特朗普「連任」的個人需要,該年開始,一改前期對中國的「綏靖政策」,而推出一波又一波的「敲打中國」(China bushing)舉措,並從貿易戰、科技戰,擴大到外交戰等多個領域。

值得一提的是,特朗普團隊對中國的「敲打」,雖然的確也呈現亂箭齊發的特徵,然而在理論上卻亦並非毫無建樹。彭斯(Mike Pence)副總統於2018年、2019年10月連續兩年發表堪稱「新冷戰檄文」,涵蓋多領域對中國的指控。到了2020年7月,充當特朗普「敲打中國」急先鋒的蓬佩奧(Mike Pompeo),也特地選擇尼克遜(Richard Nixon)總統圖書館,舉行矚目的演講,宣告美國正式告別1972年尼克遜訪問北京以來長年奉行的「接觸政策」,為特朗普中後期對中國開打的「新冷戰」進一步鋪墊了理論基礎。

其後,特朗普的快速下台,確實一度引發了輿論界與學術界對特朗普後期呼之欲出的「新冷戰」現象是否得以延續的質疑,主要是基於對上台前拜登對中國政策不確定的評估。然而,自從1月20日入主白宮之後,拜登馬不停蹄地聯手民主國家,積極組建遏制中國的「民主聯盟」,不僅一掃外界的質疑,由於組建聯盟是美蘇「舊冷戰」的特徵,反而使更多的媒體人與學者更傾向使用「新冷戰」。

特朗普與拜登迥異的「制華」風格

與特朗普單槍匹馬,講求快、狠、猛的風格相異,拜登甫上台即採取「團結力量大」的傳統思維,透過打造多國參與、功能各異的「三四五中國包圍網」等短兵相接的群發式「圍堵機制」來應對中國。儘管這些機制,尤其是新組的「AUKUS三國軍事聯盟」,甚至就內容來看,「四方機制」也仍處在發展的初級階段;然而,就白宮迄今半年多以來的籌組、強化、擴大的運作風格看來,拜登有意將這些「遏制中國」的機制制度化、長期化,卻也已是昭然若揭、如假包換的態勢了。

那麼,為何拜登政府卻又要否認是在對中國開打「新冷戰」呢?筆者研判,拜登是基於兩大理由,而定調否認「新冷戰」的。

其一,基於「煙幕彈」效應,即表面「不打」以麻醉對方,實則暗地進行,以「引中入甕」,不過同時也不高調劍指中國,避免打草驚蛇。如此溫和策略至少希望能起到攪亂對方戰略、誤導對方策略的效果。中國果然相當程度受到影響,因此不少輿論就依據9月中美領導人的通話、近期中美就應對氣候變遷問題所達成的共識,以及已經大致排上日程的習近平與拜登的首次線上視訊峰會,而一窩蜂地解讀中美關係出現了「柳暗花明」的「良好勢頭」。

其二,蘇利文之所以得以公開闡明「放棄改變中國」的政策思維,顯示了拜登判斷美國已不具改變中國體制的能力,因此今後美國對中國政策的目的,並非旨在中國的「和平演變」。對此,中國許多傳統媒體與網上輿論都很雀躍,並充斥着對中國體制自信的亢奮。其實,其中存在對拜登中國政策的誤讀。

蘇利文發表「放棄改變中國」的政策,是基於現實的考量。事實上,別說是龐然大物的中國,美國至今絞盡多少腦汁卻也始終無法改變人口僅約2500萬的朝鮮的政治體制。蘇利文所言「放棄改變中國」,指的就是放棄過去的「接觸政策」。該政策試圖透過與中國的全面交流,從而促使中國走向自由、開放、民主的國家發展方向。

拜登表裏不一的「新冷戰」策略

拜登決定「放棄」的背景,是拜登政府亦如同蓬佩奧一樣,終於理解到「接觸政策」效果有限,並非白宮轉而承認中國體制的合理性,更非意味着拜登政府將放棄「圍堵中國」的既定政策。易言之,拜登積極締結「民主聯盟」來應對中國,三大目標依然存在,無關乎是否「放棄改變中國」。

這三大目標,恰恰是拜登推動實質性「新冷戰」來制約中國的主要內涵。

第一,阻止中國的「專制體制」進一步對外滲透、擴大。在美國的認知裏,它如今至少已經從中國內地往香港、澳門延伸,並欲擴大至台灣。

第二,阻止中國以實力改變「三海(東海、台海、南海)的現狀。目前中國最成功的,是迅雷不及掩耳地完成了在南海的造島及一定程度的軍事化;在東海儘管增派了大量的海警船到釣魚島巡航,也出爐了賦予海警得以動武的《海警法》,但同時也加深了日本戒心,日方正在尋求強化海上保安廳與日本海上自衛隊以及駐日美軍的支援機制。

第三,阻止中國改變既有的國際秩序以及世界原有的遊戲規則。這部分是全方位的,涉及聯合國等諸多國際組織、《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係協定》(RCEP)等國際自由經濟合作平台、科技等領域的運作標準等。《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係協定》(CPTPP)與半導體產業鏈的競爭關係,是當下中國與美國及其盟友之間最激烈的戰場之一。

否定「新冷戰」 北京恐嘗誤讀苦果

與拜登就「新冷戰」表裏不一的應對策略迥異的,是北京一以貫之的「非新冷戰」思維。

北京之所以全面否定「新冷戰」,邏輯淺顯易懂,因為——「新冷戰」對中國不利。儘管中國已經躋身足以與美國各領風騷的「二強地位」,然而,即使中國的GDP(國內生產總值)得以在數年內超越美國,畢竟中國人口是美國的4倍多,加上軍事、科技與文化軟實力等方面,兩國之間的差距更為明顯,因此就整體的國力而言,今日的中國仍難以與「山姆大叔」在各領域分庭抗禮。

更為重要的是,拜登沿襲「舊冷戰模式」,積極籌建「中國包圍網」,短短半年,「三四五包圍網」、美歐聯盟的強化等,媲美當年對決蘇聯的「西方陣營」如今已因新的對手出現而重新結盟。然而另一邊廂,「中國陣營」的籌組卻積極不起來。就現實面而言,與中國關係較為密切的國家包括俄羅斯、巴基斯坦、柬埔寨、伊朗等均非社會主義國家,這些年與中國的合作也大多具「選擇性」特徵。簡言之,「中國陣營」在短期內形成不起來,早已是毋須贅言的客觀事實。這是北京忌憚「新冷戰」的主要原因。

正因為不樂見「新冷戰」態勢的出現,因此如今蘇利文代表拜登政府展示「放棄改變中國」以及樂見「中美共存」的新姿態,自然而然得到中國由上而下頗為一致的肯定,甚至對華府如此「非新冷戰」思維予以拍案叫絕的反應。

然而,筆者欲提醒的是,倘若因主觀上不樂見「新冷戰」的出現,而將3年來且仍在持續的中美之間愈演愈烈的對立與衝突,誤讀為因特定的時空或美國國內環境因素的變遷而一時產生的矛盾,那麼就很可能無法到位地透視出白宮真正的戰略思維,從而制定出一套有效應對「遏制中國」的政策,其影響將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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