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泉忠

日本國立東京大學法學博士,現任香港大學香港亞太研究中心研究員、武漢大學日本研究中心執行主任、香港《明報》(筆陣)主筆。歷任歷任日本國立琉球大學國際關係學系准教授、日本國立東京大學兼任准教授、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富爾布賴特學者、北京大學歷史系客座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國立臺灣大學兼任副教授。

「乒乓外交」50年與中美關係——從「舊冷戰」的「接觸」到「新冷戰」的「脫鈎」

根據迄今的觀察,北京並無意看到「新冷戰」的發生。既然發動「新冷戰」的是美國,處於被動的中方恐怕無可選擇地只能針對美國及其「民主陣營」的指控,積極展開有意義的對話。而無論是「戰狼外交」,還是「中國不吃這一套」論,自然是可以將「愛國指數」衝到最高,然而如此訴諸「愛國主義」的外交表演能解決問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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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舉世矚目的「乒乓外交」,今年迎來50周年。北京舉行盛大的系列活動,紀念作為當代中美關係起點的「乒乓外交」,如何開啟了兩國關係的歷史性一頁。誠如周恩來當年所言,「小球轉動了地球」,「乒乓外交」的意義與影響不止於中美關係,而是在美蘇對立與中蘇對立的戰後冷戰時期,北京與華府雙方各自基於其應對蘇聯以及重新擘劃世界格局新戰略下湧現的時代產物。

諷刺的是,「乒乓外交」衝破了敵對北京與華府之間的藩籬,打開了「舊冷戰」雙方「接觸」的歷史序幕,然而經過了50年「中美關係」的變遷,如今彼此卻成為「中美新冷戰」時代的競逐對手,華府甚至已經啟動了對北京的針對性「脫鈎」程序,這恐怕無論是北京,還是華府,包括中美建交的幕後推手、仍健在的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季辛吉,Henry Kissinger)等都未曾預料到的。

「乒乓外交」非歷史的偶然

所謂「小球轉動了地球」,其所揭示的是自「乒乓外交」後中美關係、區域秩序以及世界格局變化的過程,並非闡述小小的乒乓球「不經意」地啟動了影響世界的大變局。事實上,這是中南海精心策劃的一幕翻轉國際局勢的精彩戲碼,當然還有白宮熱情相迎的「自然」配合。

當時的中國,國內正處在「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時期,毛澤東作為「第三世界」的新領袖,正在五大洲累積影響力,也部分影響了歐美西方資本主義陣營的青年;在對外環境方面,其時的中國,已經與「老大哥」蘇聯交惡10年,甚至兩年前(1969年)中蘇才剛發生「珍寶島軍事衝突」,國內「反蘇聯修正主義」的浪潮,其聲勢遠在「反美帝國主義」之上。此外,經過建政22年來的努力,「新中國」獲得了亞、非、拉第三世界國家頗為廣泛的支持,取代台北的「中華民國」而進入聯合國已箭在弦上,日本政界也進入醞釀與北京建交的辯論階段。

「乒乓外交」正是毛澤東欲在文革後重啟與世界交流的時代背景下,因應而生的。時值第31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於1971年3月28日至4月7日在日本名古屋舉行,在毛澤東的授意下,中國乒乓球隊在中斷了兩屆之後,參加了這屆備受矚目的世乒賽。中美雙方在比賽期間善意互動的契機,是4月4日的這一天,美國隊員科恩(Glenn Cowan)「誤上」了中國隊的大巴,並在車內收到中國隊員莊則棟贈送的禮物(其後美國隊員回禮),上演了當代「中美歷史性互動」的一幕,並透過新聞傳到全世界。

接下來的第二幕和第三幕才是重點。4月7日凌晨,毛澤東透過秘書向外交部下達緊急指示,邀請參加這次比賽的美國乒乓球隊於賽事結束後到中國訪問,並於4月10日成行。一行在北京訪問期間,周恩來親自接見了這組1949年後首次獲官方批准得以訪問中國大陸的美國團體。隨後,美國總統尼克遜(Richard Nixon)於14日宣布一系列對北京政策的調整,包括放寬因北京介入韓戰而延續了20年的貿易制裁,以及擬加速簽發給中國公民的訪美簽證。尼克遜還授命助理國務卿基辛格及其他幕僚智囊研議進行拓展對北京關係的可行性研究。隨後,基辛格於當年7月秘密訪問北京,為翌年2月尼克遜「閃電式訪問北京」鋪路。

「乒乓外交」對冷戰格局的三大影響

總言之,1971年的「乒乓外交」寫下了北京與華府關係正常化的序章。其對當時世界格局與國際關係的影響,主要有三:

其一,在當時冷戰時期難以想像的北京與華府之間的外交關係,因「乒乓外交」而得以逐步邁向修成正果的方向。1972年2月21日尼克遜抵達北京,會見了毛澤東和周恩來,並簽署了《上海公報》。翌年5月兩國政府互設代表處,其後福特(Gerald Ford)總統1975年訪問北京,卡特(Jimmy Carter)總統1977年上任後也派重要官員訪華,為兩國關係的完全正常化進一步奠定了基礎。1979年元旦,美國正式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開啟了延續至今的「中美關係」,也是中國迄今最重要的對外關係。

其二,「乒乓外交」的效應,其實不啻改變了中美關係的走向,還直接或間接牽動了日本與台北及北京的關係,以及兩岸國際地位的逆轉。受到了「乒乓外交」、基辛格秘訪北京以及尼克遜破冰之旅的刺激,作為世乒賽主辦國的日本,經過了一番如何處理與台北關係的內部激辯後,1972年9月25日田中角榮首相也首次抵達北京,並於29日與周恩來共同發表了《中日聯合聲明》。至此日本與台北的外交關係宣告結束,雙方於1952年簽訂的《中日和約》也隨之失去效力。繼日本之後,台北更於華府與北京建交的同時,失去了對外關係中最重要的與美國的外交關係,雙方於1954年簽署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效力亦宣告終止。台北於聯合國的席位,亦於「乒乓外交」同年的1971年底被北京取代。延續至今的兩岸國際地位的逆轉就此確定。

其三,中美建交打破了原有的東西對峙的冷戰格局,提升了北京在國際關係中的大國地位,名副其實地將「美蘇冷戰」格局,調整為「美蘇中冷戰」格局。如此一來,中國多了一張牽制蘇聯的「美國牌」,美國也多了一張牽制蘇聯的「中國牌」。世界板塊經此重新洗牌10年之後,被雙重夾擊的蘇聯,歷經了柏林圍牆倒塌以及東歐社會主義政權的骨牌式瓦解,於1991年正式解體。戰後歷時40多年的「舊冷戰」正式告終。

中美關係正常化的1979年,同時也是中國啟動「改革開放」的重要年份。在此新的時代,中國需要借重美國及西方的資金與技術;另一邊廂,美國也對中國新的「開放政策」予以支持,「Made in China」大舉進入美國市場,雙邊的經貿關係也帶動了兩國關係的全面發展。如此中美關係的順景,直到中國崛起後,才開始發生動搖,並於特朗普主政的過去3年出現全面的動盪,「中美新冷戰」呼之欲出。

「修昔底德陷阱」無可避免?

究竟「中美新冷戰」是否有可能避免?這是近年來國際關係研究的重要課題。中國主流輿論傾向將中美關係的惡化,歸咎於美國容不得中國崛起,所以華府推出一波又一波的「遏制中國」政策,導致如今中美關係「已讀不回」。其實,這是典型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式的論述,認為新興大國的崛起,必然與原有的大國之間發生無可迴避的衝突,乃至戰爭。然而,筆者並不認同如此邏輯。眾所周知,一戰後美國崛起,並與英國在世界範圍發生了「中心更替」的現象,然而美英之間卻得以平穩過渡,並且延續至二戰後,迄今已長達一個世紀之久。

再者,「美國容不得中國崛起」的論述,存在一個基本關鍵的跳躍,也就是忽略了美國發動「新冷戰」的「依據」,即「崛起」的中國並未走向「更自由更開放」的方向,甚至利用其國力,於國內對人民構築高功能的監控機制,對外將其「獨裁專制制度」向香港延伸,並欲擴大至台灣,甚至透過其「一帶一路」的國家戰略,輸出「債務外交」,以及無視國際法,擾亂國際秩序……華府的這些指控,顯然是根據其意識形態而展開的,而當年美蘇之間的東西冷戰當然也是基於同樣的意識形態的邏輯。

根據迄今的觀察,北京並無意看到「新冷戰」的發生。既然發動「新冷戰」的是美國,處於被動的中方恐怕無可選擇地只能針對美國及其「民主陣營」的指控,積極展開有意義的對話。而無論是「戰狼外交」,還是「中國不吃這一套」論,自然是可以將「愛國指數」衝到最高,然而如此訴諸「愛國主義」的外交表演能解決問題嗎?

倘若今後北京與華府就「新冷戰」的對話,亦未能取得任何實質進展,那麼「中美新冷戰」恐怕亦就真的無可避免了。易言之,「乒乓外交」後長達半世紀中美關係的榮景,將就此正式畫下休止符,並朝逆向而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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