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會因「台灣」與立陶宛斷交嗎？

因應歐洲波羅的海小國立陶宛與台灣準備互設代表處（台駐立代表處名為「駐立陶宛台灣代表處」），北京「罕見」地揮出重拳，於8月10日斷然召回中國駐立陶宛大使，同時要求立陶宛也召回駐中國大使。《環球時報》在11日的社評，警告「我們要做好與它走到斷交那一步的準備」。然而，中、立兩國因「台灣」交惡，深受「中美新冷戰」格局的影響，也牽涉到北京對歐洲的戰略思維；而歐美紛紛表態力挺立陶宛，也必然成為影響北京判斷的重要因素。

召回大使——北京26年來的罕見舉措

眾所周知，「台灣問題」是中國外交事務中的核心議題，立陶宛無視北京的警告，執意與台北發展關係而激怒中國，國際社會並不感意外。然而，北京祭出召回大使這一罕見的「懲罰」招數，卻着實讓不少國際問題觀察家跌破眼鏡。

兩國關係因惡化而走到斷交邊緣，通常會有「召回大使→調降外交級別→宣布斷交」等步驟。然而，爭取國際承認，壓縮台灣的外交空間，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外交政策的基本方向。儘管自從1970年代之後，兩岸的國際地位發生逆轉，北京「代表中國」的夙願終獲國際社會的普遍承認，然而「台灣」在國際社會的存在，仍被北京視為其政權合法性的最大障礙，因此一方面對邦交國的涉台行為步步為營，同時不會輕易調降與邦交國的關係，因為調降外交關係，意味着「讓台灣有機可乘」，與自身一貫的外交政策方向自相矛盾。

事實上，回溯新中國的對外關係，召回大使的舉措，僅有3次紀錄，而3次都與「台灣」相關。此次之前的一次，是26年前的1995年，美國克林頓政府允許李登輝訪問美國，北京遂召回駐美大使李道豫，李道豫於6月17日回國述職。時至10月，中美兩國大使懸空，直至美方重申延續「一個中國政策」之後，北京才允許李道豫奉命返任。而更早的例子，則可追溯至1981年，當時北京因荷蘭政府批准本國公司向台灣售賣潛艇，而迅即召回駐荷大使，並於當年5月將兩國外交關係罕見地降為代辦級，直至1984年2月1日，中國與荷蘭才恢復大使級外交關係。

那麼，這次北京會在「召回大使」之後，將中國與立陶宛的關係進一步降為代辦級，甚至最終斷絕外交關係嗎？

小國立陶宛為何充當「反中急先鋒」？

中國輿論在評述僅280萬人口的小國立陶宛為何敢於充當「反中急先鋒」時，傾向認為是由於「美國在背後撐腰」，這也是境內輿論的慣有思維。無可否認，尤其是拜登主政後，基於意識形態而對「專制中國」採取聯手歐洲各國等民主國家遏制中國的「新冷戰」格局的出現，成為立陶宛敢於挑戰北京敏感神經的國際背景，諸如此類的邏輯並不難理解。然而，如此思路既不細膩，亦不全面，難以解釋為何會是立陶宛？為何立陶宛不顧雙邊貿易額高達8.05億美元（約63億港元，2021年首4個月）而敢觸及北京的逆鱗，並樂於與同期雙邊貿易額僅4590.5萬美元（約3.6億港元）的台北發展關係？

在冷戰時期並不為人所熟悉的立陶宛、拉脫維亞與愛沙尼亞，原為波羅的海三小國。蘇聯在二戰期間併吞該三國，其後時至1985年，戈爾巴喬夫上台並推動政治改革，因而觸發波羅的海的獨立運動。1989年起東歐國家紛紛脫離共產黨政權，立陶宛遂於1990年3月11日率先宣布獨立，隨後引發骨牌效應，拉脫維亞、愛沙尼亞以及其他蘇聯加盟共和國紛紛響應，最終導致蘇聯解體。

立陶宛地處大國俄羅斯周邊，基於蘇聯過去併吞立陶宛的歷史陰影，至今仍對俄羅斯充滿戒心，因此對與中國大陸為鄰的台灣處境「感同身受」。立陶宛外交部副部長艾德梅納斯（Mantas Adomėnas）日前接受台灣中央社採訪時，也稱1990年代初「立陶宛之所以能夠獨立成功，是因為人民克服了對蘇聯的恐懼，忠於自己的價值觀與信念」。

2020年香港實施《國安法》，西方紛紛將北京的舉措解讀為「香港淪陷」。與此同時，北京加緊向台灣施壓，如此局勢變化加深了立陶宛上下對「民主台灣」的同情。事實上，2019年香港爆發「反送中運動」期間，在立陶宛出現的支持香港的示威遊行，遭遇被指「中國大使館派人搗亂」後，立陶宛的社會氛圍為之一變，立陶宛政府的「親台路線」逐漸清晰。

「崛起」時代 為何仍有小國挑戰中國？

在古今世界的國際關係中，小國對地緣政治的敏感度尤為突出。立陶宛對台灣的「力挺」，也是其對北京「姑息俄羅斯的擴張及侵略行徑」不滿的折射。2008年正當世界聚焦北京奧運之際，俄羅斯突然揮軍入侵格魯吉亞；2014年則迅雷不及掩耳地佔領當時作為烏克蘭一個自治共和國的克里米亞半島，並挑動鼓勵東烏克蘭的內戰。立陶宛輿論及許多政治精英埋怨中國，對於俄羅斯的這些牴觸國際社會規範的行為默不作聲，且在聯合國安理會動用棄權票，使聯合國未能有效解決相關問題。

在此背景下，立陶宛安全部門於2019年2月宣稱中國是立陶宛「國家安全威脅」。到了該年7月總統瑙塞達（Gitanas Nausėda）主政後，立陶宛的「親美疏中」外交方向日趨明朗。今年5月立陶宛更高調地率先宣布退出中國—中東歐「17+1」合作機制，進一步激怒了北京。換言之，當下立陶宛政府之所以大打「台灣牌」，與其周旋在俄、美、中三大國之間所形成的複雜關係與戰略考量不無關係。

毋庸置疑，此次北京拿立陶宛開刀，自然是為了以儆效尤，防止骨牌效應的發生。除了不願意看到其他國家效仿立陶宛，紛紛允許以「台灣」為名設立代表處或將現有的代表機構由「台北」正名為「台灣」之外，也是為了阻止其他中東歐國家陸續退出北京主導的「17+1」合作機制（立陶宛退出後變為「16+1」）的事態出現。

必須指出的是，因「立陶宛事件」可能引發的骨牌效應，具有「雙刃劍式」的兩面性。倘若北京對立陶宛的「懲罰」用力過度，將有可能導致兩國走向「斷交」的事態發生。而一旦歐洲出現與中國斷交的先例，自然無法排除引發其他國家追隨的可能性，如此光景自然並非北京所樂見。易言之，影響北京外交決策的智囊們當下正在謹慎地琢磨對立陶宛下猛藥的力度，希望「懲罰」既能達到預期的效果，又能避免傷到自己。

近年來，敢於挑戰北京的歐洲小國，並非只有立陶宛。2020年8月捷克參議院議長維斯特奇爾（Miloš Vystrčil）以及布拉格市長賀吉普（Zdeněk Hřib）在疫情下率團近百人訪問台灣，引發國際關注。進入21世紀以來，伴隨着國力的急速增強以及國際地位的提高，中國理應有更多資源得以吸引更多國際力量的靠近與支持，然而為何這些小國卻敢於不惜犧牲經濟等國家利益，而甘於「得罪」冉冉升起的新興超級大國，無疑是研究「崛起時代」中國對內政策與對外關係無可迴避的一大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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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1. 「台灣」在國際社會的存在，仍被北京視為其政權合法性的最大障礙，因此為避免台立進一步接近，不會輕易與立陶宛斷交。

2. 北京拿立陶宛開刀，自然是為了以儆效尤，防止骨牌效應的發生。除了不願意看到其他國家效仿立陶宛，紛紛允許以「台灣」為名設立代表處或將現有的代表機構由「台北」正名為「台灣」之外，也是為了阻止其他中東歐國家陸續退出北京主導的「17+1」合作機制（立陶宛退出後變為「16+1」）的事態出現。

3. 「崛起時代」的中國理應有更多資源得以吸引更多國際力量的靠攏與支持，然而為何這些小國卻敢於不惜犧牲經濟等國家利益，而甘於「得罪」冉冉升起的新興超級大國，無疑是研究「崛起時代」中國對內政策與對外關係無可迴避的一大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