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泉忠
林泉忠

日本國立東京大學法學博士,現任香港大學香港亞太研究中心研究員、武漢大學日本研究中心執行主任、香港《明報》(筆陣)主筆。歷任歷任日本國立琉球大學國際關係學系准教授、日本國立東京大學兼任准教授、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富爾布賴特學者、北京大學歷史系客座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國立臺灣大學兼任副教授。

惱怒還是羨慕——看北京眼中的台日關係

台灣與日本之間溢於言表的情誼,在北京眼裏,卻不是滋味。在趙立堅「不會得逞說」未能產生阻嚇效果之後,另一位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則在日本援助台灣疫苗已成定局之後,批評日本此舉是「干涉中國內政」。北京如此反應,在疫情下的台灣及國際社會中能產生多少共鳴,恐怕不言而喻。
圖片來源:https://anntw.com/articles/20160117-i01b

在北京外交部「戰狼發言人」趙立堅「不會得逞」的威嚇下,日本無償提供的124萬劑英國AZ新冠疫苗於6月4日抵達備受疫情困擾的台灣。從台灣駐日代表謝長廷於5月24日與美國駐日代理大使楊舟(Joseph Young)及前安倍首相輔佐官薗浦健太郎等餐敘提及,到載滿疫苗的日航貨機降落桃園機場,僅花了約10天的時間,就順利完成了一項「不可能的任務」,其中涵蓋日本政府的決策流程以及複雜的跨國法律合約談判,速度之快,堪稱「奇蹟」。

10年台日「患難見真情」的動力

當媒體開始報道日本有意捐出部分已購得的AZ疫苗,提供給疫情嚴重的台灣之後,坊間質疑聲就不曾中斷,包括「只聞樓梯響,聽聽就好」、「日本不要的疫苗卻推給台灣」、「手續繁瑣,難度高,不知拖到何時」、「說好只能原廠訂購,卻又要從日本輸入」等。然而,日本政府爭分奪秒的快速反應和運作,卻一掃部分輿論「誠意不足」的疑慮,且正因為奇蹟般的超速行動,一方面重刷了久違了的「日本效率」的形象,當然也突顯了日本政府與社會「十足」的誠意。

當下日本的善舉,感動了疫情下的台灣社會。執政民進黨政府與在野的國民黨異口同聲地表示「感謝」,而民間則透過網絡等各式各樣的形式來表達對來自日本溫情的感動。如此一幕,也強化了日本社會對10年前台灣善舉的記憶,以及雙方對台日之間10年來「患難見真情」的共鳴。

就此次日方援助台灣疫苗的行動,日本政府特別提到10年前日本福島等地發生3.11大地震、大海嘯時,台灣全島動員,捐出了比其他國家善款總額還要高的賑災金額,感動了日本社會。此後,台灣與日本中的一方只要遇到天災時,另一方都會伸出援手。此一現象,被美其名曰「台日賑災共同體」乃至「台日命運共同體」。

易言之,正因為日本社會對過去台灣人民善心的感動,成為了這次日本不分朝野、不分政治派別,社會齊聲呼籲援助台灣疫苗的動力。

北京為何忌憚「台日友好」?

然而,台灣與日本之間溢於言表的情誼,在北京眼裏,卻不是滋味。在趙立堅「不會得逞說」未能產生阻嚇效果之後,另一位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則在日本援助台灣疫苗已成定局之後,批評日本此舉是「干涉中國內政」。北京如此反應,在疫情下的台灣及國際社會中能產生多少共鳴,恐怕不言而喻。

眾所周知,北京一向忌憚日本與台灣關係的提升,遠因是基於1945年前日本的侵華歷史及對台灣實行的殖民統治,擔心台灣再次落入日本的勢力範圍,從而對中國大陸所聲稱對台灣的主權立場構成威脅;近因則是在「中美新冷戰」格局下,美國拜登政府已清晰地將「支援台灣」設定為聯手民主國家應對中國挑戰戰略的重要一環。

然而,就華府的戰略佈局,日本不僅沒有提出異議,且順水推舟,上演了一齣美日共同「支持台灣」的三角戲碼。事實上,東京對華府強化與台灣關係的政策愈來愈認同。倘若4月菅義偉與拜登美日峰會後的聯合聲明中,「破天荒」地寫下「台海和平與安定的重要性」,是因為菅義偉受迫於拜登的壓力所導致的結果;那麼5月日本與歐盟峰會的聯合聲明,則意味着日本自身已確立了維護台海和平對日本國家安全重要性的堅定立場。

台灣跨越藍綠的「台日友好」

日本政府此次對台灣施展疫苗援助的行動,是否包含不為人知的政治考量因素,不得而知。無可否認,日本此舉確實是在美日異口同聲重視「台灣」的時空下發生的。然而,菅義偉政府即使有多重考慮,也離不開基於日本朝野及民間對台灣態度友善的堅實基礎。

一個巴掌拍不響,雙方友好關係的維持與發展,不可能依靠單向的「秋波」及不為人知的算計。就台灣社會的「親日」現象,大陸的輿論傾向解讀為:一、過去日本殖民統治遺毒的影響;二、「台獨」的民進黨媚日。如此的刻板認知,自從1990年代中的李登輝時代以來已經根深柢固。

顯然,如此的認知缺乏對台灣社會「親日」結構與現狀的到位掌握。

首先,隨着李登輝於去年駕鶴西去,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生活過的老一代台灣人幾近消失殆盡。換言之,佔現在台灣人口絕大部分的是戰後國民黨「反日教育」下成長起來的一代及其子孫。

再者,台灣社會對日本社會與文化的正面評價乃至鍾愛,亦並非本省人獨有。近年來台灣居高不下對日本「親近感」的高比例調查數據中,也不限於有「日本時代」經驗的老一代或民主化後成長的一代,或僅限於本省人,而是至少包括了外省人第二代、第三代以及第四代。

研究台日民間關係之裨益

其實,台灣政治民主化之後,國民黨的對日政策大體上與民進黨亦並無明顯的區別。馬英九任內8年和日本簽訂的協議、備忘錄數量之多,遠在之前的陳水扁時期之上,馬於2014年出席筆者籌劃的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也聲稱當時是台日關係最好時期。而上述台灣對日本3.11大地震募款的「壯舉」,正是馬英九親自高調呼籲並坐鎮捐款熱線而帶動起來的。

對北京而言,台日關係深具極高的政治敏感度,不難理解。然而,筆者以為,與其對之猜疑、惱怒而坐立不安,倒不如認真地去觀察和理解台灣與日本之間是如何建立起深厚的民間情誼的。籠絡台灣民心,不正是北京常年以來極欲達成的目標嗎?

換言之,北京倘要擺脫在讓台灣人民「歸心」的議題上一直不得其門而入的窘境,不妨虛心地好好研究一下台日民間所構築起來的友好關係,之所以得以日趨緊密所仰賴的諸多因素,從而制定出一套到位及真正有效的對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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