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塑造中國「可信、可愛、可敬」新形象？

今年是中共建黨百年，是本世紀中國兩大重要年份、同時標誌着國家發展進入新階段的「雙百」之一，另一個則是2049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百年。近月以來，舉國上下的慶祝活動一波接一波，也在本月達至高潮。各項活動的主題以及全國輿論也都聚焦中共百年來的豐功偉績，以及習近平主政以來的各項傲人成就，如抗疫有成等。尤其是當下波及全球的疫情仍在肆虐，中國則已大致脫離疫情困擾將近一年，如今全國經濟及生活秩序早已回復正常。毋庸置疑，如此光景所呈現的「制度自信」，確實有其客觀依據。

中共建黨百年之際 中國國際形象下滑

然而，與中國在國內治理方面所展現的「自信」相對照的，卻是中國國際形象的進一步惡化。皮尤（Pew）研究中心於6月30日公布的最新調查結果，顯示17個經濟發達國家或地區的民眾對中國普遍抱持負面觀感，中位數高達69%。其中日本對中國的負面印象最為嚴重，高達88%，其次的瑞典則為80%，澳洲78%、韓國77%、美國76%、台灣69%，僅希臘和新加坡較為正面，負面比率分別為42%和34%。

為何國內的中國形象與中國在海外的國際形象竟會有如此的天淵之別？其實，如此的弔詭現象，並非只是疫情後才呈現出來。參考皮尤多年來的調查結果，隨着中國崛起的態勢愈發明顯、國力愈發強大，西方對中國的印象卻日益呈現惡化的趨勢。

就此趨勢，中國國內輿論以及網民傾向將此現象簡易地解讀為「中國強了，西方不高興」或「西方偏見的心理作祟」等，一如既往地將問題的責任推給對方，並對遭國際社會嚴厲批評的新疆「教育營」問題，對香港自由的壓制及「輸出專制」，對台灣海峽的軍事壓力，在南海、東海「不尊重國際法」的「維權」作為等指控，視為「維護國家主權的合法行為」，並反過來批評外國「干涉中國內政」。

顯然，西方社會對中國印象日趨負面的趨勢，是與中國和西方關係的惡化成正比的。然而，對來自西方的輿論壓力，中國的應對方式，並非積極尋求如何就問題有效對話、致力於化解歧見，亦非鄧小平時代「韜光養晦」的低調隱忍，而是提供趙立堅極盡挑釁及咄咄逼人之能事的「戰狼式」外交的表演舞台。

習近平塑造中國新形象的指示

重點是，趙立堅等「戰狼外交官」自從去春登場以來，並未能為中國在國際社會的積極形象加分，未能對拓展中國外交起到正面的影響，相反地卻引發國際外交場域與國際輿論的普遍反感乃至厭惡。如此現象，也反映在皮尤這些日子以來的歷次調查結果中。

換言之，「戰狼外交」的表演風格充其量只能為國內仇外的網民提供「愛國主義」興奮劑，並無助於改善中國的國際形象，其所帶來的惡果，已一目了然。一言以蔽之，如今新時代中國外交工作所扮演的角色，已不再僅限於「對外」施展外交能量以及提高中國的正面形象，而是兼具「對內」凝聚「愛國正能量」、維護政府威信及維持政權穩定的功能。

在「戰狼外交」鋒芒畢露的當下，中國國際形象欠佳的問題也已引發國內眾多知識精英、智庫智囊乃至部分政府單位一定程度的關注和重視。習近平於5月31日出席面向政治局委員的學習會「國際傳播能力建設」時，一方面指示要「加強頂層設計和研究佈局，構建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戰略傳播體系」，以實現「提高國際傳播影響力、中華文化感召力、中國形象親和力、中國話語說服力、國際輿論引導力」。同時，也強調「要注重把握好基調，既開放自信也謙遜謙和，努力塑造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以實現「增強國際傳播的親和力和實效性」，「要廣交朋友、團結和爭取大多數」。

習近平的講話，是否對中國「戰狼外交」的進一步發展起到煞車的作用，仍有待觀察。趙立堅近期在發言時咄咄逼人的程度似乎有所收斂，或許只是進入一時休養生息的「盤整期」，要判斷中國外交演繹模式是否已發生扭轉，恐怕還言之過早。

「中國模式」與中國新形象的塑造

之所以需謹慎看待習近平的講話與「戰狼外交」有所收斂之間的關係，一個主要原因是該政治局學習會還邀請了復旦大學教授張維為出席，並就中國與國際溝通的問題向領導們講解，還提出了政策建言。眾所周知，張維為是近年來支持「中國的治理模式優於西方民主國家」最積極且最具影響力的倡導者。

所謂「中國模式」的議論，隨着中國的崛起，而受到國際輿論與學術界的關注，已持續約20載。過去20年，雖然中國國力不斷膨脹，國際地位以及影響力也在不斷提升，號稱崛起時代中國國際戰略重頭戲的「一帶一路」也有一定的拓展，然而「中國模式」卻難以踏出國門一步，也是不爭的客觀事實。即使在當下作為人類共同議題的對抗新冠疫情一役中表現出色，明顯地把眾多西方國家給比了下去，然而早期中國疫情爆發時動輒就是「一刀切」，或完全封閉式社區管理的防疫方式，至今也難以為其他國家或地區所普遍仿效，卻也是明白不過的現實。

誠如「百年誌慶」時舉國上下對中共一片謳歌一樣，中國的國家治理模式是基於共產黨領導的體制而成立的。該體制下，「黨組」、「黨委」滲透到每一個單位、到達每一個社會末端，是維護該體制運行的保證。然而，即使撇開「對社會監控的體系」這部分，基於如此綿密的黨組織的治理架構，有可能在國外複製嗎？恐怕要延伸到香港都並非易事。易言之，經過此次全球疫情的應對經驗，「中國模式」已被進一步印證難以走出國門。

中國在近代以前長達2000多年的歷史長河中，透過「冊封」和「朝貢」的雙向互動，構築起影響整個東亞區域的「中華世界體系」。該體系所呈現的是古代的「東亞政治共同體」、「東亞文化共同體」以及「東亞經濟共同體」3個面向。其中，維繫該體系的關鍵和最主要的力量是中國的文化軟實力，包括延續至今的儒家思想那堅韌無比的影響力。然而，如今「崛起」的中國具有足以和奉行「民主、自由、人權」的西方分庭抗禮，並得以影響世界的思想、制度和價值體系嗎？

既然仍未出現，則與「戰狼外交」一樣，鼓吹「中國模式」所能產生的，亦不過是民族主義媚藥的亢奮作用。筆者早在2007年就在《明報》發表了〈全方位打造「柔性中國」新形象〉（4月19日）的倡議，然而14年過去了，中國的柔性新形象不僅沒有塑造起來，反而愈發強悍剛硬。誠然，倘若真要打造中國「可信、可愛、可敬」新形象，「戰狼外交」固然可以休矣，然而中國體制所依循的意識形態及對外思維，能否與主導世界的西方國際社會所依循的價值體系進行有機整合，恐怕才是關鍵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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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要打造中國「可信、可愛、可敬」新形象，無可可避免地會討論到「戰狼外交」還能如何繼續。不過，中國特色的體制所依循的意識形態及對外思維，能否與主導世界格局的西方所依循的價值體系進行有機的相互整合，恐怕才是關鍵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