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陇

“We work in the dark -we do what we can - we give what we have. Our doubt is our passion, and our passion is our task. ”

两栖生活与斜杠青年

(森)鸥外是业医的,又喜欢弄文学,所以自称两栖生活,不过这也正是他的强处,假如他专靠文学为生,那便非跟了人家跑不可,如不投靠新潮社也须得去钻博文馆矣。章太炎先生曾经劝人不要即以学问为其职业,真真是懂得东方情事者也。 ——周作人《<蛙>的教训》

有门饿不死的手艺,就不至成为机器上随时可被规训可被替代的螺丝钉,这很要紧。

儒家为心目中的典范君子,提出过一个标准是“不器”,字面意很简单,不局限于特定用途。从《论语》其他关于君子的描述可以看到,“不器”有着更高期许,希望士人心怀天下,博学多闻,可惜这样造就的,常成为样样皆能样样不通的庸才,“百无一用是书生”蕴含着并非如此的郁结,也说明现实对读书人的确不大友好。

中国古代为读书人构建出的美好图景,被总结为“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出自宋真宗《劝学诗》,后面还有两句:“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读书要读经,读经为了参加科举,中举后就有了大大小小的权力,范进落魄多年,一旦中举便成为人上人,向来鄙夷他的老丈人现在“早看出他是个文曲星来”,可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最为生动的展示。

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读书人只能将“一身文武艺,卖与帝王家”,一旦不愿这样做又不幸出身贫寒,几乎没有多少出路,个人也许可以“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父母子女的责任如何能一抛了之,何况长期把“孝”奉作最高道德的儒教社会。

《儒林外史》对汲汲钻营的儒生讽刺之余,于结尾赞扬四位一边读书一边用手艺养活自己的市井奇人,一个会写字的,一个卖火纸筒子的,一个开茶馆的,一个做裁缝的,这个裁缝就说:“而今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得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颜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不快活?”

《儒林外史》写于十八世纪上半叶的雍正乾隆年间,欧洲正处于“启蒙运动”时期,出名作家有斯威夫特、菲尔丁、莱辛、孟德斯鸠、伏尔泰,但在中国,受“文以载道”与“行有余力,乃以学文”影响,鬻文为生不大光彩,所以中国文人多是兼职,要么居庙堂之高,以诗词自娱,要么处江湖之远,“号为文人,无足观矣”(北宋刘挚语)。

元代可能是个例外,既无科举也无文字狱,许多文人写曲为生。明代科举重开,读书人又忙着赶考去了,有赖出版业发达,出现了李贽这样自己写书自己印的异类,为赚钱李贽还想了不少打击盗版的办法,但李贽一向瞧不起儒生,自己也不愿做儒生,先是当和尚,最后被抓下狱,乃用剃刀自割,临死前说“七十老翁何所求”。

李贽被捕因为“妖言惑众”,对读书人,这个罪名屡试不爽。那么李贽最大的妖言是什么呢?是“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当年嵇康被杀,由头也是《与山巨源绝交书》里说的“非汤武而薄周孔”。这就相当于几十年前,苏联人说列宁主义不一定是正确的,如果赶上大清洗,恐怕后果堪忧。

李贽后有陈继儒,二十九岁考了两次科举,不中后隐居,主要生计是编撰畅销书,他在《岩栖幽事》写自己作为隐者有四个不能:身体不好,不能亲自耕种;不愿杀生,就不好钓鱼、打猎;出身贫寒,没有良田;不耐饥寒,不能克制自己,尽量节省。唯一办法就是著书谋生,于是后来有人嘲笑陈继儒“形同商贾”,又说他“翩然一只云间鹤,飞来飞去宰相衙”。

清朝入关后,为稳固统治大兴文字狱,杀得人头滚滚,不妨碍今人拍清宫戏歌颂皇上。记得前些年流行过“斜杠青年”,这两年似乎没人提了,倒是公务员与事业单位的热度越来越高,据说个别省体制内与体制外已经不通婚了。

1937年,流亡作家托洛茨基感叹:“在一个政府是唯一雇主的国家里,反抗就等于慢慢饿死。‘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旧原则,已由‘不服从者不得食’这个新原则所代替。”

幸好苏联已经不在了,我也不是苏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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