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陇

“We work in the dark -we do what we can - we give what we have. Our doubt is our passion, and our passion is our task. ”

关于“志大其量”

之前上网看两方论战,一方说另一方“志大其量”,想起《世说新语·排调》:

郗司空(郗超字嘉宾)拜北府,王黄门(王徽之字子猷,郗超侄)诣郗门拜云:“应变将略,非其所长。”骤咏之不已。郗仓谓嘉宾曰:“公今日拜,子猷言语殊不逊,深不可容!”嘉宾曰:“此是陈寿作诸葛评。人以汝家比武侯,复何所言!”

“志大其量”是苏轼用来说贾谊的,“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傅嘏用来说钟会:“子志大其量,而勋业难为也,可不慎哉”,说夏侯玄(字泰初),“泰初志大其量,能合虚声而无实才”;以及王澄说侄子王玄:“志大其量,终当死邬壁间”。

其中贾谊、钟会、夏侯玄都是有名的少年天才,苏轼评贾谊是事后评,暂且不论,傅嘏、王澄均为时人事发前的论断,似乎足证“志大其量”没有好下场,只是经不起细究。

1、

钟会大家很熟悉,他生于黄初六年,景元三年(262年)不到四十岁即为镇西将军、假节都督关中诸军事,司马昭下,数人而已,征蜀成功后反叛,兵败身死。傅嘏说这句话在七年前,为什么说,《魏志》有详细记载。

傅嘏比钟会大十六岁,此前和钟会同为司马师谋主。高平陵事变后,司马氏自作家门,军事上最重要的三场战役都发生在淮南,即淮南三叛,第二次在255年,毌丘俭、文钦反,傅嘏力劝司马师亲征,“会从,典知密事”,获胜后司马师病死军中,此时司马昭在许昌,魏朝廷死马作活马医,直接下诏给尚书仆射傅嘏,令率诸军还,傅嘏与钟会谋,同司马昭一同率军还洛阳,司马昭遂拜为大将军、辅政,顺利完成权力交接。

因立此功劳,钟会权势进一步上升,“有自矜色”,于是傅嘏对钟会说了这句话,当年底傅嘏就去世了,没有看到钟会败亡下场。

汉末三国流行清谈,一个重要议题是才能与性格关系,主要四种观点:“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尚书傅嘏论同,中书令李丰论异,侍郎钟会论合,屯骑校尉王广论离。”

陈寅恪《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指出傅嘏、钟会二人持论与东汉士大夫理想相合,而李丰、王陵之子王广持论都与曹操著名的求才三令主旨符合,“王、李乃司马氏之政敌,其持论与孟德求才三令之主旨符合,宜其忠于曹氏,而死于司马氏之手也。”

所以傅嘏、钟会二人不仅是同事,站在同一政治立场,门第、清谈都互相很瞧得起。傅嘏说这话并无恶意,属于年长同僚对年轻气盛同事的劝诫。

值得注意的是傅嘏并非第一次说人“志大其量”,钟会前还用来说夏侯玄,夏侯玄贵臣子弟,年少知名,生前身后均被视为名士中的名士,“临斩东市,颜色不变,举动自若”,求交傅嘏,傅嘏竟然不纳,与傅嘏、夏侯玄都有交情的另一名士荀粲觉得奇怪,傅嘏就说“泰初志大其量,能合虚声而无实才”,接着评论了何晏(平叔)、邓飏(玄茂),“以吾观此三人者,皆败德也。远之犹恐祸及,况昵之乎?”(《傅子》)

何晏、邓飏、夏侯玄均为曹爽集团骨干,正始十年间与司马氏生死相博,不少名士为避免站队,纷纷避仕,阮籍、山涛都辞官回家,傅嘏既一早投向司马氏,不结交夏侯玄可以免去很多麻烦。

2、

王玄是西晋有名清谈家王衍之子,重要记录两条,一出《晋书·王衍传》:

子玄,字眉子,少慕简旷,亦有俊才,与卫玠齐名。荀藩用为陈留太守,屯尉氏。玄素名家,有豪气,荒弊之时,人情不附,将赴祖逖,为盗所害焉。

遇害经过在《晋书·褚翜传》:

建兴初,复为豫州司马,督司州军事。太傅参军王玄代翜为郡。时梁国部曲将耿奴甚得人情,而专势,翜常优遇之。玄为政既急,翜知其不能容奴,因戒之曰:"卿威杀已多,而人情难一,宜深慎之。"玄纳翜言,外羁縻奴,而内怀愤。会迁为陈留,将发,乃收奴斩之。翜奴余党聚众杀玄。

王玄名家出身,少与被看杀的名士卫玠齐名,“素名家,有豪气”,即受不得委屈,想做什么一定要做什么,因此治理梁郡,特别容不下在军队有很大影响力的耿奴,既迁任陈留,本可以相安无事,非将耿奴抓来杀了,终于引起兵变,为奴余党所杀。

后因名家子弟“豪气”差点酿成兵变的还有谢万,他身为北伐元帅,行军途中常独自一人吟诗啸傲,于时谢安也在军中,劝他与部下打好关系,谢万便召集将领宴会,席间用玉如意指诸位将领说“诸君皆是劲卒”,开口便犯忌讳,之后寿春兵败,有将领欲趁机杀死谢万,看谢安面上才没有动手。

单从这两段记录,实看不出王玄志在何处,量在何处,反过来,王玄也不怎么瞧得起这个叔叔,同样《世说新语》记王太尉(王衍)问眉子:“汝叔名士,何以不相推重?”眉子曰:“何有名士终日妄语!”

王澄最后死在同族王敦手里,房玄龄评他“私情傲物,对镜自堪,终失厥生,自贻伊败。”叔侄二人品行、结果其实差不了多少。有意思的是,《世说新语》把叔叔评论侄子放在《识鉴》,儿子评论叔叔却在《轻诋》。

3、

以上便是“志大其量”的背景故事,虽都是这四个字,傅嘏对钟会是同事间的劝诫,对夏侯玄是拒政敌千里之外,王澄对王玄则是叔叔教训侄子,乃长辈惯用口吻,类似今人说晚辈“好高骛远”,因王玄真死于邬壁间,所以被《世说新语》收录,流传下来。

接下来我们还可以继续问,志与量该如何衡量?

《论语》“三十而立”,要人三十岁时明白一生志业所在。面对艰难困苦,孟子安慰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你是天选之人,“the chosen one”,就让人有种强烈使命感,其志不可谓不高远。宋儒气魄愈发惊人,张载有四句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随之民间也流传“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长百岁”之类的劝语。

那么服膺孔孟的中国读书人,就没有不志大的,既如此,“志大其量”岂非理所当然?而且一个人的志与另一个人的志往往有很大不同。

刘邦见秦始皇羡慕不已,“嗟乎,大丈夫当如是也”,当日像他这样想的不知有多少,最后成功了,便没人说刘邦“志大其量”。贾谊、钟会的志其实都类似刘邦,外说是志,内心想的是权。中国历史上,权力欲强的人,往往悲剧居多,依然趋之若鹜,人人以为自己能成为最后胜利者。

说起来,中国古代类似“志大其量”这样模棱两可的词很多,拿来评判他人特别方便。所以我常觉得,评判他人、尤其苛薄前人实是世上最简单的事情,反正古人不能起死回生和你论战,今人往往束手束脚,争论半天鸡同鸭讲。

不过争论有时又难以避免,对此我赞同伊拉斯谟《愚人颂》所说:

现在,我要对那因为说出些辛辣的讽刺话而遭到非难一事,谈点意见。我的回答是:明智之士对一般人的日常生活始终享有说风趣话的自由,只要他们谈得不出格,合情合理,便不应受到谴责。

又害怕王小波《论战与道德》里反省过的、从未消失的争论再次成为主流:

我们这个社会里的论战大多要从平等的讨论转为一方对另一方的批判,这是因讨论方式决定的;根据我的观察,这些讨论里不是争谁对谁错,而是争谁好谁坏。一旦争出了结果,一方的好人身份既定,另一方是坏蛋就昭然若揭;好人方对坏蛋方当然还有些话要说,不但要批判,还要揭发。根据文献,反右斗争后期,主要是研究右派分子在旧社会的作为,女右派结交男朋友的方式,男右派偷窥女浴室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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