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记：奈保尔

1、

牛津大学毕业后的几年，奈保尔在伦敦求职处处碰壁，连续应征二十多份工作都不成功，饥寒交迫时甚至准备开煤气自杀，他依靠教书的妻子和一份BBC《加勒比海之声》的兼职，勉强维持生计。就在为栏目撰写的文稿里，奈保尔找到一种机智的孩子语调，“类似于《小癞子》”，内容关于他在特立尼达首都西班牙港的生活记忆，经纪人将文稿寄给好几个出版社，没有人感兴趣，他们不愿意冒险出版世界某个偏僻地方的生活。这部后来成为经典的《米格尔街》直到《灵异推拿师》、《埃尔维拉的选举权》出版后才面世，“它真的很令我沮丧，它带来的巨大阴影留存至今。”

詹姆斯·伍德写过一篇奈保尔的分析《施害者与受伤者》（收入《私货》），开头先声夺人：“一个世人皆知的势利鬼，一个大混蛋。”奈保尔妻子帕特丽夏年轻时是个美人，几十年后，在伍德笔下，成了一具行尸走肉。奈保尔从不讳言和妻子情感早已破裂，他与婚外情人玛格丽特有着长达二十五年相互折磨的恋情，有次因为玛格丽特与另外一个男人一起，奈保尔对她下了重手，让她两天没法出门。

做为一名作家，奈保尔对自己、对他人无比坦诚，只要问对问题，从不介意告诉你发生什么，甚至看也不看就将去世妻子的日记交给传记作者，让他从中寻找任何想要的东西。他从来都将事业远远放在妻子之上，认为这是她的最大价值，也就不在乎她在日记里写了什么。因此不奇怪，他会在采访里公开向妓女表示感谢：“我无法去追求其他的女人，因为这耗费时间。如果你想引诱一个女人，如果你的婚姻在各方面都不如意，你就无法决定这样去追求，这需要很多天，很多星期的时间，这等于是放弃事业。”

奈保尔第二任妻子是巴基斯坦一位富有银行家的女儿。

2、

奈保尔说他父亲一直耻于写作自传：“在特立尼达，历史上有那么多暴行，写个人痛苦会招致嘲笑”。他自己则在处理非虚构与虚构上为内向的写作者提供榜样，成为少有的在虚构与非虚构都留下经典作品的作家。

接受《巴黎评论》记者采访时，奈保尔说道：“每当我写虚构小说时，我也总是必须要创造一个角色，他有着和我基本相同的背景。我思索了几十年，该如何应对这个问题。答案是勇敢地面对——不要去捏造虚假的角色，而是把创作的故事当成真实的戏码，纳入到自身成长的过程中去。”

很多作家都这样做，重点在于具体写作上的差异以及态度。奈保尔相当于为他父亲写了一本传记，我们知道这不是真的传记，又必然蕴藏着只有奈保尔清楚的事实。

《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是出喜剧，一个关于尊严的故事。奈保尔用仿英雄体写一辈子想成为先生的毕司沃斯先生，他对自我的判断和他人评价出现反差，将降临身上的琐事看做命运播弄。他的决心庄严而神圣，他的日常卑下而可怜，两相对称，荒谬可笑，我们既为他，也为自己而笑，然后哀伤。

3、

《作家看人》，是奈保尔成名后对那些在他心中留下深刻回忆的人的凝视，也许在他尚未成名前就开始了。牵涉到的人分别来自他祖先的国家印度，他后来生活的英国，以及小时给过他痛苦和温馨的特立尼达。

五篇文章。第一篇在特立尼达，关于诗人德里克·沃尔科特与他父亲西帕萨德·奈保尔。第二篇是他的忘年交，当时声誉正隆的作家安东尼·鲍威尔。第三篇文章中，奈保尔试图回溯那个移民忘不掉的印度，外婆家做床垫的印度移民、拉赫曼与他笔下“色彩艳丽的印度”、尼赫鲁以及甘地。第四篇是福楼拜的精读笔记，奈保尔回忆起牛津毕业后的几年如何成为一名作家，他从福楼拜那里学到什么，詹姆斯·伍德在《小说机杼》中写道：“小说家感谢福楼拜，当如诗人感谢春天：一切从他重新开始，确实得分成福楼拜前和福楼拜后两个时期”。最后一篇写从英国回到印度的甘地，与从印度（东孟加拉，现为孟加拉国）来到英国牛津的乔杜里，他问道：一种文明如何适应另一种文明？

我从奈保尔这里学到很多。写作者能面对的只有自己，无论记忆、书籍还是整个外在世界，都需要通过自身这个容器过滤、筛选、塑造，他只能根据已有的，而不大可能通过模仿找到合适语调，在尚未认清自己前模仿一位不恰当的作家，是危险的。

奈保尔觉得无法从毛姆与亨利·詹姆斯那里学到什么：“想到应该去看一下大师怎样写对话……很快便得出结论我无法从毛姆这位作家那里得到指点，不是因为他差，而是我的素材跟他的差别太大，是我自己的素材。我只能守着它，用我的方式尽量处理好。”

“尽管有过早交底之忌，但我还是要说让我感到如释重负的是，这种学习进程开始伴以一种摒弃的能力，感觉到我再也不需要读亨利·詹姆斯的辞藻优美却空洞无物的文字，这有多么令人如释重负。”

“我应该忘了我对写作了解或者自以为了解的一切，在有可能写作任何新东西时，我应当从最基本的开始，探索只用最简单、最直接的语言来叙事。”

“写作是为了写就一本书：为了满足需求，为了谋生，为自己留下光辉的一笔，为了填补你眼中的缺憾，使其完整，我不为任何人代言，我也不认为会有任何人希望我为其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