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Too，被日本放進黑盒子裡

#MeToo運動延燒到台灣 、香港， 韓國 ，在中國遭遇打壓不意外，但是這場運動在日本卻困難重重。當受害者大聲呼喊「Me too」之時，結果可能是丟掉工作，遭到謾罵嘲諷，甚至還會被迫承受警方的二次傷害。在日本，對於「性侵」，仍是一個諱莫如深的話題。

去年五月，28歲新聞實習生伊藤詩織（Shiori Ito）向日本警方報案，稱自己2015年實習期間，被時任東京廣播公司（TBS）華盛頓分社社長山口敬之迷昏後強暴。10月，她出書《Black Box》講述經歷，但在日本國內聲援者寥寥，也惹來不少聲討，她形容自己討回公義的過程中遇上很多黑箱作業，即使證據充分，但仍然不能立案。

伊藤詩織說：「當初發聲維權的時候，日本給我的感覺是，勇敢發聲譴責性暴力的人反而更容易被苛責，或者被簡單地當做普通的男女問題來處理。但這是暴力問題。這也並非是個人問題，而應被看做這個社會的共同問題。」她受到#MeToo的鼓勵站出來，希望能以自身經歷改變日本文化。但侵犯者山口是日本的媒體領軍人物，在政界有強勁後盾，與安倍晉三關係密切，是安倍的「御用記者」。即使伊藤勇敢站出來控訴，日本輿論一開始就沒著眼在性侵問題上，而是「政治目的」，有日本民眾質疑安倍政權干預司法，也有一些右翼傳媒和網民大肆詆毀伊藤。

而對伊藤來說，報案才是折磨的開始。在她接受《紐約時報》的專訪中，她講述自己在被性侵後的第二天，到一家婦科診所進行檢驗，但該診所缺乏處理性侵案的專業。當她打電話至性暴力受害者中心尋求協助時，對方拒絕通過電話提供協助。伊藤耗費了3個星期才讓警方接受報案、著手調查，但更令人憤怒的是報案之後，除了被迫反覆回想講述案發經過，警方甚至要求她以真人大小的娃娃還原性侵現場。

另一邊，山口通過媒體否認控訴。指控並未影響山口敬之在TBS的職務，但他在去年因發表了一篇頗有爭議的文章在網絡輿情壓力下辭職。現在日本做一名自由撰稿人。

負責對伊藤詩織的指控進行調查的少數記者之一望月衣塑子則表示，她要面對來自新聞編輯室的男同事的反對，他們之中的一些人因伊藤沒有即刻去醫院而駁回了這個報道。

理論上，日本的性侵犯比率相對較低。但根據日本內閣府的一項調查，去年日本共有1678件性騷擾或性侵害案件，不過只有285人，約17％的比例遭到判刑3年以上。去年11月，橫濱檢方就撤銷了一起案件。該案中6名大學生被控強迫另一名女生喝酒後對她性侵犯，檢方卻無故撤銷案件，僅校方開除其中3名學生。反映有過被強奸經歷的女性中，超過三分之二的人表示從來沒有告訴過任何人，哪怕是朋友和家人，只有4%的人說她們報了警。相比日本的數據，美國司法統計局(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的數據顯示，在美國大約三分之一的強奸案會被報告給警方。

日本女性把未經雙方一致同意的性行為說成是強奸的可能性遠低於西方女性。日本的強奸法沒有提到「同意」（consent），約會強奸本質上是一個陌生的概念，關於性暴力的教育也非常少。而在漫畫和色情作品中，強奸常常被描述為性滿足的一種延伸。警方和法院傾向於狹隘地定義強奸，通常只在同時出現了強制暴力和自衛的跡象下才會追查案件，而且，如果施暴方或受害者喝過酒，他們便不鼓勵受害者起訴。

深深囿於父權社會的日本，女性地位上的低落，以及文化上的壓抑氛圍讓女性不敢說「不」，活動人士開始發起‘不就是不’(No Means No)活動是最近才出現的事情。恰恰是日本民眾對同意（consent）的含義缺乏意識，才會使得男性從中獲利。這種心態讓日本戰時的慰安婦幾乎完全噤聲，也讓日本對中國與其他國家的受害者缺乏同情心。

有學者認為，在日本，如果職場上性別不平等無法改變，那整個社會對待女性的情況不會得到改善。據POLITICO的採訪，一種在日本社會影響甚深的男性觀念則認為：「#MeToo對日本職場領域造成了很大的傷害。男性會擔心與女性同事交流會產生不良的後果。日本男性在歷史上經受了長久的爭鬥和暴力，這是為什麼男人成為了男人。女人如此要求是希望得到特殊對待嗎？這不公平。如果女人要求平等，那麼也請和我們男人一樣，承受得足夠多才行。」日本女性婚後做全職家庭主婦的不在少數，一項SonyLife發起的調查，日本三分之一的20到69歲的職業女性表示，如果有條件的話想要辭職，她們認為社會工作環境對女性並不友善，而且這樣的環境並不會很快得到改變。

伊藤詩織的書名《Black Box》是如何來的呢？當她去報案時，一位警察跟她說：「誰知道真正發生了什麼呢？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單獨在一起就像在一個黑盒裡，對這一切，外界只有費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