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朝登台 至死谢幕？

    去年和今年，我有幸到台湾政治大学访学，有一个惊人的发现：这所大学里不仅校长是任期制，各学院的院长也是任期制，最多两届。而劳工研究所的所长只干一届（三年）。

以政治大学传播学院为例，自1989年以来，共八届院长。2006年以前均为两年一届，而2007-2012年，钟蔚文成为在任最长的院长。

我特别问过该学院的知名学者冯建三教授。他说，院长一般年收入比教授高四分之一，而愿意当院长的，都不是为了那点钱，而是想在任期内推动一项改革。即令当了院长，因改革需要教授们支持，所以他自身的话语权也并不大。

于是我去拜访现任院长林元辉（2013年上任）。在院长办公室，他告诉我，当院长需要坐班，事务性的工作很多。我问，“那还做研究吗？”林院长回答得很坦诚，“没有时间，基本不做了”。

难怪，院长这个“官位”也不是学者们都想要的。我查了一下，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成立近二十年，历任所长已超过五人。

可是，反观大陆的一些大学或学院，情况却有很大不同。一般地说，大学校长都实现了任期制，但副校级、各院系负责人却并没有实现任期制，从登台到退休前依然稳坐钓鱼台的多得很。于是退休后，依然享受同等待遇的也不少见。

对这种现象，当事人当然可以列出一些自圆其说的原因：“我是创院（系）元老，没有人比我更有资格在这个位置”、“老师都很信任我”、“我早就不想干了，可没有人愿意上”、“每一届后投票，得票最高的还是我”……

其实这些托词并不是什么新鲜货。占位到底说到底还是要权力，而权力背后有利益。阿克顿勋爵曾说，“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如果细想下，“持续不断的权力也容易导致腐败”恐怕也不是妄语。

早在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直指“权力不宜过分集中”，认为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他直言，“任何领导干部的任职都不能是无限期的”。

相对来说，就高校来说，其运行系统相对封闭，尤其是中层管理系统（各院、系）。占山为王，且行独断之事，人事权、财权在手，难得没有问题。

教育主管部门也意识到任期制的重要性。早在2000年，中组部、人事部和教育部联合下发的《关于深化高等学校人事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中，就提出了“任期制”：“探索实行高等学校领导班子和领导人员任期制。要明确任期目标，加强届中、届满时对完成任期目标情况的考核，并把考核结果作为对领导人员奖惩和任用的重要依据”。

2017年，中组部和教育部又印发《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规定：“领导班子和领导人员每个任期为五年，领导人员的任期一般应当与领导班子任期相一致。领导人员在同一岗位连续任职一般不超过两届或者十年。工作特殊需要的，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经批准后可以适当延长任职年限”。“完善领导人员交流轮岗制度，积极推进高等学校之间交流和学校内部轮岗”。

虽然两个文件相隔近二十年，我们可以抱怨还停留在“暂行办法”阶段，但不可否认“学校内部轮岗”是一个好提法。

回到台湾一些大学的做法，无论是政治大学传播学院和劳工研究所，还是台大新闻研究所，领导职务正是教授们轮流来做。其现实意义是，对同仁来说，可以通过平等的机会担纲改革重任；另一方面，通过任职，可以换位思考问题，退位后亦可有助于系统的有效运行。

作为高级知识分子，高校的教师们应该说是社会的精英，往高了些，是全社会的良心。如果他们紧抓权力，积极套利，对社会风气害莫大焉。

为对抗可能的不正之风，推行任期制和换岗制是良药，但不是神药。最重要的是，要把领导岗位身上的附加值公开化，而且对其权限（尤其是人事权和财权）进行限制。

这样的设计当然只适用于高校，对公共部门亦有参照意义。若能推行，“一朝登台，勤勉工作”或不再是一句空话。

            2017年4月19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