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评】当广告牌成为“弱者的武器”——电影《三块广告牌》观后

       “Raped while Dying”(被强暴致死） “Still No Arrests？”（还没人落网？） “How Come,Chief Willoughby?”（警察局局长威洛比，咋回事？）

红底、黑字，文字简洁，三块广告牌伫立在人迹罕至的公路旁，却对美国一个镇（及居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因为有了文字，废旧的户外广告牌从而获得重生。三块广告牌如同被强行推开的巨大窗户，呈现了欲盖弥彰的心灵故事。

故事本身并不复杂：

米尔德雷德（弗兰西斯·麦克多蒙德 Frances McDormand 饰）的女儿在外出时惨遭奸杀，米尔德雷德和丈夫查理（约翰·哈克斯 John Hawkes 饰）之间的婚姻因此走到了尽头。如今，她同儿子罗比（卢卡斯·赫奇斯 Lucas Hedges饰）过着相依为命的生活。一晃眼几个月过去了，案件仍然没有告破预兆，而警方似乎早已经将注意力从案子上转移了开来。

于是被绝望和痛苦缠绕的米尔德雷德租下了高速公路边上快被废弃的三块巨型广告牌，在上面控诉警方办案无能，并将矛头直接对准了警察局局长威洛比（伍迪·哈里森 Woody Harrelson 饰）。实际上，威洛比一直隐瞒着自己身患绝症命不久矣的事实。因为这三块广告牌，米尔德雷德和威洛比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作为母亲，米尔德雷德看起来是非常弱势的：没有体面的工作，离异后与上中学的儿子住一起。因为女儿的意外惨剧让人显得偏执，所以身边基本没什么朋友。所以，米尔德雷德能动用的社会资本（如人脉）极其有限，警察对案例尽力后已然放弃破案。

应该说，通过三块广告牌表达米尔德雷德的诉求，是非常无奈但又非常巧妙的举动。说巧妙，是因为它们直接又含蓄；说无奈，是因为她手里确实没有其他更好的牌可打。借用美国农民研究专家詹姆斯·斯科特提出的概念，通过广告牌来宣示诉求，实际上是她不得已的“弱者的武器”。

斯科特通过在马来西亚农村的田野调查，认为公开的、有组织的政治行动对于多数下层阶级来说是过于奢侈了，因为那即使不是自取灭亡，也是过于危险的。于是，农民日常形式的反抗通常包括: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怠工等等。这些被称为“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的阶级斗争形式具有共同特点：它们几乎不需要事先的协调或计划，它们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对抗权威也是其重要特点。

就“弱者的武器”的信息表现而言，可以分为“隐藏的文本”和“公开的文本”。前者如偷猎、盗窃、秘密地逃税和故意怠工。“公开的文本”如当面嘲讽或怒斥。不过，对弱者来说，由于权力支配者在场，其意义的表达并不一定是真实意思的表达。

在《三个广告牌》中，米尔德雷德冒险使用了“公开的文本”，而且是真实意思的表达。正是因为“安全”+“真实”，从而验证了福柯所说的“话语即权力”。通过这种自我赋权，让本来弱势的她顿时强大起来，实现了地位的反转：原本看似强势的警局局长、警察，实则因舆论压力下的声名危机，成为弱势者。

当然，就影片故事推动来说，除了树立三个广告牌，该行动的传播其实更重要。所以我们看到，虽然广告牌身远地自偏，但借助现代传媒（电视）的新闻报道，米尔德雷德的行动与主张传到全镇的每一个家庭，从而成为一种公共事件。新闻报道作为一种权力话语，实际上也成为米尔德雷德的精神助力，让她从灰暗的生活中找寻到快乐。一如福柯如说：

快乐来自行使提问权、监督权、看护权、监视权、查找权、触摸权、揭发权；及另一方面因不得不规避这种权力、逃避它、愚弄它或戏拟它而引起的快乐。使自身被它所追逐的快乐所侵犯并反对它的权力，在炫耀、丑化、抵制的快乐之中显示自己权力。（转引自【美】约翰.菲斯克：《解读大众文化》，杨全强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P125)

不可否认的是，广告牌本身只是一个载体，最重要的是广告牌上的符码。对驾驶员来说，关注广告牌的时间极为有限，于是，简洁、有力成为必要之选。

1.“Raped while Dying”(被强暴致死）

2.“Still No Arrests？”（还没人落网？）

3.“How Come，Chief Willoughby?”（警察局局长威洛比，咋回事？）

从新闻信息的呈现来说，1是What，2是Who, 3是Why。这符合一般阅听人的信息接收习惯，也就发生了什么，谁干的，为什么。

当这三块广告牌上的文字简洁地呈现给路人时，也呈现给了观众，带动了人们的探寻故事之心：因为字符的意义看起来确切，实际上又是模糊的。比如，到底谁被强暴致死？警察局局长威洛比跟这个案件有何关系？

电影符号学家C.麦茨曾强调了“直接意指”和“含蓄意指”概念。从三块广告牌的标语来说，实际上兼有之。更一步来说，它是对法国思想家居伊·德波所说的“景观政治”的反利用。

居伊·德波认为，在现代生产条件无所不在的社会里，生活本身展现为景观（spectacles）的庞大堆聚。直接存在的一切全都转化为一个表象（representation）。景观的社会形式是所谓“空间”。这里的空间不仅仅是我们传统意义上、地理环境意义上的实物空间，而“空间就是一种独特的统治形式”。景观指“少数人演出，多数人默默观赏的某种表演”。所谓的少数人，当然是指作为幕后操控者的资本家，他们制造了全部的景观性演出。而多数人，指的则是那些被支配的观众，即普通的芸芸众生。

而在《三块广告牌》中，米尔德雷德并不愿意当“沉默的大多数”之一，而反向利用资本化的空间——广告牌，进行发声，从而再造了“景观政治”。于是权力的势能发生的大变化。

不过，正如影片展示的那样，当“弱者的武器”铸就新的“景观政治”，问题却产生了：表意符号的简洁性却有意隐瞒了诸多真相。比如米尔德雷德实际上性格本就有问题，对女儿的遭遇亦有间接责任；警察局局长并不是怠政，而是口碑极佳的公仆，还因胰腺癌将不久于人世，最终因舆论压力而自杀身亡；米尔德雷德的偏执，就连其儿子都反感。

这确是“弱者的武器”的伦理困境。这让我想起中国“上访妈妈”唐慧的故事。2006年，其11岁的女儿被一理发店打工仔诱奸，后被介绍到一休闲中心卖淫。湖南永州市中院的一审判决、两次重审判决和湖南省高院的终审判决，均以强迫卖淫罪判处带走其女儿的打工仔和休闲中心老板死刑。

在采访过唐慧的一位记者看来，唐慧女儿案子侦破和审理的六年，也是唐慧上访的六年。“几乎在每一次案件节点，都有唐慧激烈上访的记录”，“从最开始案子在永州市公安局立案调查，唐慧跪见公安局长开始。唐慧六年来从永州跪到长沙再跪到北京”。而按照唐慧自己的叙述，乐乐案从一开始就无法正常进行，是她通过“以死相逼”和不断上访，迫使该案走向正轨。

正因借助“上访”这一“弱者的武器”，本来孤立无援的唐慧通过联系传媒报道案件，给地方维稳（信访考核达标）带来巨大挑战，从而逆转成为强者，官员们都怕她，还要讨好她。 

与中国语境确实有所区别，米尔德雷德除了夜烧警察局外，基本都是克制的，更多地通过广告牌标语“无声的告示”来抗争；电视媒体的持续报道也在为她赋权；一位被免职坏警察开始通过努力帮她找到凶手，从而得到救赎。

当然，最有意思的是影片的结局：米尔德雷德和前警察开车上路，计划用枪干掉一个有强奸前科的男子。在路上，他们相互在问：“你确定要杀他吗？”双方的回答都是不一定，结果是在路上再定吧。

这一开放式的结局显然非常有深意，不只是契合了美国的主流价值观（遵从法治，而非以暴制暴），也与基督教教义有关（每个人都有原罪，要宽恕罪人）。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弱者的武器”也是一把双刃剑，在强大自己的同时，如何不让无辜者（或无关者）被伤害，是一大挑战。更重要的是，和所有武器一样，它也不是万能的，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

                         20180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