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在想，现在有多少人会静心坐下来读完一篇上万字的文章？

对一个写作者来说，又有多少机会停下所有工作，花一周时间，写一篇长文？

我确实了花了一周多时间写这篇文章。

但是，如你所知，没有传统媒体会发表。

也无所谓，我本来就没有为发表挣稿费而写。大不了，某一天收入到我的随笔集里就行了。

谢谢你们的阅读，写作的终极意义不过是分享，无论悲喜好恶。

真的应该阅后即焚，然后上路，去探寻这个美好而多彩的世界。

是为记。

张家渝

20170508北京石景山松风斋

                                               TAIWAN

“怎么没有垦丁街车了？”

2017年3月24日下午六点多，距离我在恒春大光里下车已经半个多小时了，依然没见一个车影。我不过是下午5点30分走下街车去品尝朋友推荐的阿兴生鱼片，司机好心地停在最靠近的点让我下车，还告我说5点45分会有下一班车，站点要回走。

于是，我单点了生鱼片，沾芥茉再加酱油，新台币100元就可享受15片新鲜的食材。不过我速战速决后，在站点一直等到心里发毛（快近黄昏了），也没等到街车。

路边一户人家的大门开着，厅内供着一个佛。其主人——一个看似七旬的老太见我等车，友善地拿出一张凳子让我坐。稍晚，我问旁人为何没有街车到垦丁了，对方往旁边一指，告我，“他一会儿也到。他带你过去”。

这个“他”，大约近五十岁，穿着制服，启动了机车，递给我一个头盔，开始急驶。这是我在台湾唯一一次坐机车的经历。速度一如台湾机车少年的激情，让坐在狭窄后座的我心里发毛。

这个中年男子，我以为他是警察局的警察。二十分钟后，机车到了垦丁大街一家大饭店门口，他说到换班时间了，其身份是保安。

我递了一张名片给他，感谢他的帮助，希望到北京后联系我。

温良恭俭让

这位保安大哥（叔）不过是台湾人一个缩影罢了。当你在台湾大地上行脚，会遇到无数这样的人。“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当然不是虚的。

还记得今年三月的一天傍晚，因下大雨，我和一个老师从捷运公馆打的（“小黄”）回政治大学。师傅说可选高速路，问多多少钱，回说多不了多少，在台湾高速路20公里以上才收费，我们不到那个数，而且这样走快。他当时报了一个数字，是新台币250元。

不料在车上聊起了他的人生：在木栅生长了几十年，年轻时开出租车挣了很多钱吃喝玩用了又离婚了现有37、8岁的女儿不嫁人一向她提还会满脸不高兴只好随她。虽然他是土著，聊天中他居然开车错了两次，该出的口没出，一直开到了新店，只好又折回来。末了，到站后表盘上显示500元。不过，他手一挥，“说好的，250元”。

同样是打车，还有一个故事。3月23日我坐火车到高雄站。出站后提前问到恒春怎么坐车。“小黄”的司机就说可以到饭店接送，新台币360元，大约两个半小时，还给我了一张名片。对方亦诚恳告之，也可坐大巴，是便宜一点，但要三个小时左右。

第二天早上我又到火车站，想搭大巴，旁边一人说正好有“小黄”去垦丁，新台币360元，有几位客人在吃早餐马上就会出发。应允后，我一上车等，十分钟后一对青年男女上车出发。不过这两人是坐到东港，而东港到恒春还有一小时车程，仅剩我一个乘客。

在车上，我问这个比我小两岁的单身男：“现在陆客少了，是否收入少了很多？”不料，他的回答很淡定，“今天拉你们三个人这一趟，也就够个油钱。不过，下午四点我要到垦丁接四个人回高雄，有1000多台币”。在他看来，自己是持证运营的个体出租，“压力没有企业公司那么大。每天有活儿拉就很好，多挣少挣无所谓的”。沿途交流都很愉快，你听不到抱怨，当然更听不到骂人的口头禅。

虽然台湾人对收入少（工薪阶层二十年没涨薪资；大学毕业生月平均工资是新台币22K，按4.3的汇率，不过是人民币5100元。）、过劳、房价高怨声载道，但总体上心态却是平和、从容的。

这让我想起2007年5月首次到台湾，云门舞集邀请我们大陆记者一行访问。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两处排练场地：

一是在淡水边的云门五里排练场，在乡下用铁皮搭建，舞者们除演出外，都从市区至该地练习，而且舞者的重要训练是写毛笔字。（注：该场地一年后被烧毁。由于排练场是违章建筑，林怀民代表云门向全社会郑重道歉。）；

二是优人神鼓在木栅老泉山上的排练场。车只能开到半山腰，然后走山路上去，树丛中的一片平地就是场地。团体成员没有演出的话，就得四方赶来此地训练。在山上，能看到101大楼，如一米粒高。

虽然十年了，我永远忘不了那些舞者和击鼓者的淡定与执着。这种回忆与几年后的一些经历交相辉映：

2010年，我通过电邮发了我的博士论文到秀威资讯公司，这是一间按需出版公司（POD）。台湾出版自由，书号并不是稀缺资源，所以对方觉得论文内容尚可，免费出版，除了给五十本样书外，卖到一两百本外还可付给版税。

书稿校对几遍快定稿时，我突然想起来，2007年在台北金石堂书店买过一本何清涟写的《雾锁中国》，其腰封上赫然有台湾几所大学研究新闻传播学的教授名字，或可请他们写序推荐。虽然与他们素昧平生，我斗胆把书稿全文和请求发到他们的电邮（通过网络查询而知），最终政治大学传播学院的冯建三教授回信并写了推荐序。

2016年，我申请政治大学国际关系中心“两岸学人蹲点研究计划”时，冒然又去信给冯老师。他又应允为我写推荐信，而且篇幅挺长。当年11月，我的研究计划成行，在政治大学新闻馆三楼，才首次得以在冯老师的办公室谋面，并喝他泡的茶。他还热情地邀请参加他们每周五的校园爬山健行活动。

如果你有心，去浏览冯建三老师的个人网站（网址：www3.nccu.edu.tw冯建三教授），你最应发现的是他的勤奋：笔耕不辍，包括专著、译著、长篇论文、报纸短文，不一而足且不断在更新。不过，一见面才知道，虽然他回复邮件很快，但生于1959年的他根本就没有手机！这听起来确实像天方夜谭。

与冯老师不同，政治大学国际关系中心的陈德升教授更忙一些。因为他操持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暨治理论坛，又在共同市场基金会任职，还要组织两岸大学生学术夏令营，而中心的课还要上，所以日程总是很满。但是每有学人，无论是一个，还是多个人，他都会做东餐叙，而且往往是接风、送行都会安排。期间还会在学人住所一起做餐。

2016年11月，我已到政治大学开始一个月的蹲点研究计划（住宿由国关中心免费提供），但因职称评定事宜只待了十天就飞回北京。当时试探地向陈老师申请来年重续研究计划，他一点也没迟疑就答应了。

其实，热心、为他人着想，不过是发达国家(地区）社会的一个重要表征。But，因为台湾与中国大陆是同一语言和文化环境，反倒让我们惊奇些。

还记得2016年11月，我在政治大学附近的学人宿舍住，路经一家名为“古乐斋”的店面。我以为是卖乐器的，于是径自敲门进去。结果它不是一个音乐、书法教学场所。主人是张姓五旬老太，热情与我聊天，说她是1987年公派留洋者之一，在意大利罗马学习西洋歌剧，回台后在一所大学教书，十多年前在此地落脚。

店面是租的，内中物件繁杂，主打是钢琴、书籍、CD和书画作品。她自述2003年曾到大陆，租车到处跑，曾到西安碑林，买了不少拓片，有佛像，也有书法，现今都装框挂在她的门面里。

我只不过是路人甲乙丙丁之一而已，并没有打算交费向她学艺。不过倒是互留了名片。此后数日路过，总未见门开，于是致电问个明白，回说前几天脚伤了，或可翌日以政治大学爬爬山。

第二天爬了一段山,开始下小雨,一起走到邻近的木栅市场。她买了一些菜。我以为她是拿回家自己做，不料却是在店面里做饭，而且坚定地说，“我来做，一起吃”。

吃完这顿莫名的饭，我就在想：或许，理想的城市就是不设防的城市。在大街上，你很容易进入一个陌生人的内心。

与人为善的制度设计

一则台北城市宣传片里这样说道：

“你说这里大不易，我却渐渐感受到公平与正义”。

看起来，“温良恭俭让”作为良善国民的表征，与公平、正义没有关系。但实际上，没有这样的社会大环境，是难以产生好国民的。

今年三月，我们从台北出发，到嘉义住一晚，然后到阿里山一游。我提前通过电话预定了一间宾馆，只不过没有付定金。到了嘉义后，我们看了好几家宾馆，都觉得太老了，价格也不低。其后到预定的宾馆，亦不满意，又再寻他处。

在这一过程中，这些宾馆的接待人员全都和和气气的，没有不悦的脸色。值得一提的是，在嘉义火车站出站了，我拿了两张一间宾馆的优惠广告单，每张值新台币399元。我们去的最后一家就是这家2014年开业的桔子商旅酒店。前台特别热情，说房价是新台币798元一晚，用优惠券后为新台币399元。

在退房时，向前台说，可否给一些优惠券，以后有朋友可住该店。对方很客气，立马用信封装了五张面值各为新台币2500元的券送我。其实他完全可不这样做的。只是，诚信与友善是服务的应然。

仿佛龙应台曾经说过一句话，大意是看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就看它对弱势群体的关照态度。

确实，你在台湾很容易发现关照弱势群体的设计。比如公交、捷运里的博爱座。一如2014年我在柏林搭公车时看到的那样，在台北，坐轮椅的上下公交，司机都会拉出铁板搭桥，推送乘客上下车。

在政治大学，宿舍、办公楼和图书馆都有无障碍通行路道。在垦丁的猫鼻头公园，专门修建很长的无障碍通道。而我居住的木栅新光路南苑，就连电梯都有无障碍设计：按键有两套，一套低一些；而在按键上居然都有盲文！

如果你稍稍留心，就会发现，在公交车右前方，会一个几平米的平台，供乘客放置行李。而且还有充电的插座，方便那些手机用户的需要。还有一种急人之需的设计：在公交上，拉环边总会有一两个口哨，是为那些被性骚扰者设计的。

想想看，弱势与强势，不过是相对而言。一个权倾一时的帝王，号令天下，威风不已，但一旦病入膏肓，则可怜至极。在公交这一密闭空间里，千人迷万人爱的女子们往往很弱势。那些口哨，作为一种震慑型的制度设计，或许未曾使用过，却成为她们有形的护身符。

2017年3月，79岁的台湾作家琼瑶在她的Facebook帐号上贴了长文，名为《写给儿子和儿媳的一封公开信预约自己的美好告别》，内容其实就是生前遗嘱（全文见http://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084799240285451）：

1.不论我生了什么重病，不动大手术，让我死得快最重要！

2.不能把我送进“加护病房”。

3.不论什么情况下，绝对不能插“鼻胃管”！我不要那样活着！

4.不论什么情况，不能在我身上插入各种维生的管子（如尿管、呼吸管等）。

5.最后的“急救措施”，气切、电击、叶克膜......这些，全部不要。

五个要点，不过是要达到她的理想：“帮助我没有痛苦的死去，比千方百计让我痛苦的活着，意义重大”。

琼瑶此举其实是受人启发。因为她在《今周刊》上看到了刊载的《预约自己的美好告别》，而且沈富雄（医生、政治人物）、叶金川（曾任台北副市长、“卫生署长”）已经公开了相关告白。

这些举动的重要触因是台湾《病人自主权利法》将于2019年1月6日开始实施。高雄大学张丽卿教授曾撰文指出，“它是亚洲第一部以病人医疗自主权利为规范核心的法律”。该法有两个要点，一是医师告知义务的对象，回归病人本身，而不是家属；二是“特定病人”有权拒绝医疗，免除难堪的折磨，预约善终，求得好死。生死问题一直是中国人，尤其是汉人特别看重的事情。对大多数汉人来说，并不相信来世，只愿把握当下，因此信奉“好死不如赖活着”。近百年来，中国苟活者众，“命如草芥”成常态，但仍会对生有执念。

因此，活着是第一位的，哪管质量如何？只不过，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社会也在进步，才会有柏杨这样的杂文家站出来，受他人启发开始棒喝《丑陋的中国人》（1985年），高呼《我们要活得有尊严》（2003）。有意思的插曲是，1999年，柏杨应香港《明报月刊》之约，开设专栏；2002年7月，该杂志将专栏文章结集出版，命名为《中国人活得好没有尊严》。12月，台湾远流出版公司重新命名为《我们要活得有尊严》出版。

一个“要”字不过是愿景，说明现实与之还有很大差距。这需要个体、群体的努力，更重要的是制度设计。如同一些发达国家已经认可安乐死，后进国家和地区理应多思量如何顺应时代的进步。

有时候和台湾人聊天，我会故意说，“说你们怎么怎么好，可是你去看《苹果日报》，天天打打杀杀的，什么坏人都有”。对方往往淡然一笑，“我们都不看的”。这其实涉及到认知框架和新闻操作。我们不能以点带面，也不能以偏概全，但反过来说，我们也要注重传媒反映现实与形塑人思想的能力。

在台湾，来自中国大陆的你打开电视机，会惊讶地发现，居然有那么多宣导宗教教义的频道：有法师讲佛法，也有牧师讲圣经；有大宝法王开示，也有年轻尼姑教英语……

而在台湾各城市的大街上，你很容易就会发现，不少小店铺的门上，路边电线杆上，有不少劝人为善的偈语或好建议。它们实际上是流动的教材。

文创即讲故事

在台湾看过一些风景后，不少大陆人都会感慨：“台湾这些风景不过如此，比大陆差远了”。

这个结论无比正确：台湾总面积约3.6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浙江的1/3，山东的1/5，新疆的1/45……只不过，有的台版地图把台湾岛印得超大，极易让人产生错觉。

当然，地盘大也不一定就有好风景，但地盘小，风景就很难呈现多样性。反之，有好风景未必就会有人知，风景一般若推广得力，依然成为名风景。

回到正题，台湾虽小，可身在大陆的人，无论是七老八十，还是一二十岁的，甚至孩童，有几人不知道阿里山日月潭外婆的澎湖湾？有几人没听说过罗大佑费玉清费翔周杰伦邓丽君蔡琴琼瑶等？

当然了，景是死的，人是活的，而活人可以把风景吹活。所以，我们走在台北的忠孝东路，立马就会想起童安格唱的“走在忠孝东路，闪躲在人群中”；在阳明山（原名草山）步道，你总会想起王阳明的心学；在恒春，你会回想《海角七号》中的种种场景；在九份，陈绮贞的那首《九份的咖啡馆》会在耳边回想：“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幻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份的马路边……”

文创（文化创意简称）实际上就是一种讲故事的方法。而它渗透在台湾的每个毛细血管中。

2017年3月，我到台湾“总统府”免费参观。讲解先生第一讲解的就是这个“府”字。通过拆字法，“广”是象征“总统府”的运作，而“付”是托付，即人民把权力托付给“总统府”。其英文展名“Power

to the people”即彰显了民主精神。

如果你去查《说文解字》，“府”字的解释是“文书藏也”。讲解员显然是把这个字新解了。不过，这种自圆其说的拆解的确呼应了新时代，也教人印象深刻。

“总统府”里还有多幅漫画，邀请了多位漫画家画出他们心目中的政府形象。其中一幅是蔡英文在办公，她养的一只猫睁大着双眼。通过这种软的方式，呈现了执政者温情一面。

你还可以在“总统府”内的邮局买到2016年4月发行的蔡英文、陈建仁就职正、副“总统”纪念邮票，不过是漫画版。在府内的商店里，你会发现仿佛没有什么不能成为商品的。你想到的成为了商品，你没想到的，也成了商品。比如，陈秀喜写的诗歌《台湾》，就印在小小的桌垫上了。

如果你到台北故宫博物院，同样会惊叹于台湾人的脑洞不是一般地大：郎世宁的画成了鼠标垫、翠玉白菜成了伞，东坡肉形石成了手机链，当然最绝的是“朕知道了”（康熙的御笔）成了纸胶带。

政治人物也可以文创：在士林官邸，蒋介石、宋美龄都成了公仔，在商店外还是大大的熊公仔。甚至包子，也有中正包和美龄包。

南到高雄，文创的魅力处处显现：

捷运美丽岛有一块巨大的彩色玻璃穹顶（4500片玻璃组合，总面积为660平方米），誉之为“光之穹顶”，由意大利艺术家设计。该地铁站被一家美国旅游网站评选全球最美丽的15座地铁站之一。

这都不算，在光之穹顶下置放了一架三角钢琴，任何人只要持有证件（有照片），均可申请免费弹奏一小时。旁边有几排椅子供路人聆听。其实就是人民币几万元的成本，轻易提升了城市的品位。

如果你到高雄驳二艺术特区，会感慨“旧貌换新颜”：原本陈旧的港口仓库，2000年后改造成了综合性的艺术区。你可以在有历史感的街道里逛诚品书店，看雕塑，也可以看电影。

当我走到高雄港附近的香蕉码头时，发现了香蕉故事馆。虽然只有几十个平方，但里边的陈设却非常丰富，有香蕉生产、销售的文献，运输的机车头，也有蕉农们的卧室、合作社发行的股票。数据显示，台湾在1950年代曾经每年外销日本香蕉赚取外汇6千万美元，几乎占全台外汇总额的1/3。

看完这些，你才能深刻理解为什么胡德夫和杨祖珺演唱的《美丽岛》里有这样的歌词：

我们这里有勇敢的人民，荜路蓝缕以启山林

我们这里有无穷的生命

水牛稻米香蕉玉兰花

当然，文创不是强扭的，若要有长久的生命力，是要有情怀的。在台湾“手作”（手工制作）风潮中，你总会发现一些文创作品的唯一性，也能感知到它们的温度。

想起2016年11月的一天，我在九份的所见。在半山腰的商街幽静处有一间陶器店，有不少烧制的动物出售。其中的小猫，个个不同。我和女老板聊了聊，说她父亲以前就是做这一行，有一个专门的厂在烧制，“这些猫都是我自己捏的。我以前也不是学艺术的，只是家里做这一行，就帮忙做做”。

我去的当天，她正在打包，向北京快递一些陶器。她告诉说，大陆一些店看了产品，很感兴趣，想大批量采购，但产量有限，根本没法满足他们要求。这在逐利的工业化时代，确实令人感慨。

多元文化杂揉体

台湾成为现在的样子，当然不是一时的结果，而是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与显影。在我看来，它是中国传统文化、日本现代文明和美国式民主的杂揉体。

我在九份时，遇到一个台湾导游。他告诉我，“老蒋对台湾有两大贡献，一是带来了中国传统文化，二是带来了故宫”。

作家江南也曾提到过，“蒋先生的两只脚一脚虽踩在革命的大道上，但对革命的认识，却是模糊不清的。‘革命’就是狭义打天下做皇帝的新名词。另一脚停在封建残余的陋巷里，以为孔孟思想，将永远是中国文化思想的主流。尽管，他自己到过日本，喝了东洋墨水……他还止步在明清儒学和旧礼教的境界里，冲不出去，甚至从未尝试”。（江南：《蒋介石传》，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年版，P16）

我统共到台湾三次。第一次是2007年，当时住的宾馆附近有一所小学。我路过时，大门开着，孔子的塑像高高地立着。而这在中国大陆已经极少见了。

2016年11月，我第二次到台湾，在政治大学访学。蒋介石是这所学校的首任校长，因此图书馆叫中正图书馆。馆内有他的塑像，也有他给政治学校（政大前身）毕业生的长篇寄语；半山上还有他的铜像。但政大最出名的楼却是四维堂。厅内悬挂有蒋介石手书的“礼义廉耻”木匾，它取典于《管子》“礼义廉耻，国之四维”，成为政大的校训。

不过，江南对蒋介石的守旧持批评态度：“蒋先生中了旧思想的毒，一生迷信四维八德的大道理是改造中国的万灵符，甚至被赶出了大陆，在台湾偏安，还在大喊文化复兴，强迫高中学生读《论语》、《孟子》，还规定每年要祭孔。孔子的后代，可以坐在家里打着麻将领高俸”。（江南：《蒋介石传》，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年版，P17）这当然可以作为一种观察的维度。

这种以私己之爱强加于人的作法大可指责，不过结果也并不见得全是坏的。作家王朔就曾提到，“我接触的台湾文化人，他们对对中国文化的认真甚至在我看来都有些迂阔，那种方朴诚恳在大陆也是少见的，人好在骨子里，不但可以一起做事也能玩到一起去”。（王朔：《无知者无畏》，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P6）

在台湾转悠，你最容易发现的是寺庙和宫。台北的龙山寺不说了，香火总是红火。当然，蜚声中外的还有法鼓山、佛光山。

我特别留心的是镶嵌在社区中的那些宫。在城市里，实在是太多了。2017年3月的一个傍晚，在嘉义穿街走巷时，正好碰到一起广宁宫大聚会，是庆祝三山国王圣诞的（三山国王发源于广东粤东，起源于隋朝。）。在一条巷子里大约摆二三十桌，在这巷子的一头，还搭建了现代的电光舞台，有美女主持，亦有抽奖活动，奖品有自行车等。当地的议员现场讲话、抽奖。我问一个正就餐的大姐，这活动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她回答说，“我们自己出的啊，每人新台币400元。包括吃喝、抽奖”。

一天后的晚上，我在高雄捷运五块厝站附近，发现同样有一个供奉三山国王的宫，旁边搭了一个戏台，正在演出歌仔戏。因是最后一天，观众虽然也就十来人，但演员们演出却很认真。问一个看戏的老哥，说是三山国王圣诞，大家出钱请的戏团。他说，在生活中，市民有红白喜事，往往都会到宫里拜一拜。所以你也会看到，无论哪个宫（奉天宫、天后宫等），总是香火旺盛，贡品多多。而一些政要，往往也会题词，比如龙山寺，就有李登辉题的“泽厚民丰”牌匾；而陈水扁也为嘉义文化路附近的一个宫题过字。

到台湾，确实感觉这宫那宫的，很多（在高雄旗津岛上也有规模宏大的宫）。反观中国大陆，实际是汉人居住的地区寺庙太少。我们以北京为例来看看。一个老外在一本书里写到：

一九一一年，即清朝皇帝退位的那一年，北京有一千多间庙宇（佛寺、道观、孔庙等），还有几间清真寺，这尚不包括并未纳入官方统计的无数小神龛。几乎每一条街都有一间寺庙。而今日，仅管当局做了一些令人刮目相看的重建工作，但北京大约有一千两百万人口，现在却只有二十间能够发挥功能的寺庙。（Ian Johnson:《野草：底层中国的缓慢革命》，吴美真译，八旗文化2012年版，P117-119）

如果细究原因，是因为台湾没有“破四旧”，也没文化大革命，更重要的是没有“无神论”教育（蒋介石和宋美龄是基督教徒）。因此，这些儒释道的场所得以保存下来，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我甚至问过台湾一个年轻女子，“如果你信奉佛教，而你的男友不信，会成吗？”她的回答是，“我们在一起的前提是，要有共同的信仰”。

1895年的《马关条约》签订，台湾成为日本的殖民地，直到1945年二战日本投降。日治五十年，按一个台湾司机的解读，“当时日本想把台湾当作一个永久的殖民地，因此搞了不少建设”。

所以我们在游览阿里山时，当然会痛骂日本人百年前修铁路偷红桧树（因不易腐烂，被誉为“神木”）去建他们的皇宫、寺庙；在九份，我们也会痛骂小日本把台湾的金矿偷采了去。可是，我们别忘了，台湾“总统府”还是日据时代建的，日本建的铁路不少还可以用。位于剥皮寮历史街区的台北乡土教育中心的志工老人会告诉你，台湾第一所学校是日本人建的。当下，因为传说宫崎骏有的作品场景来自九份，于是九份的游客中，日本人真不少，对旅游经济有所拉动。

一个台湾人在知乎上说：日本对台湾的影响在很多方面都有，包括衣食住行，包括待人处世方面等。相关研究显示，日本对台湾的正向表现有：农业的现代化改造；要求每一个儿童都有六年的基础教育；设立卫生警察，专职监督人民，在日常生活中，注意公共卫生；推行现代医疗制度；施行法治（一个台湾导游介绍说，日治时期，夜不闭户）。

到台湾，的确你会明显感受到服务的热情。2007年，我到鼎泰丰吃小笼包时，对服务员上餐慢了不停讲“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印象深刻。后两次到台湾，我到过无数餐馆吃饭，整洁是它们共有的特征。

当然，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台湾的厕所，一改人们心目中华人生活圈“脏乱差”的刻板印象。我常对人说，它们厕所（多名之“化妆室”）的地板可以睡觉。此外，在台湾厕所标配是洗手液、卫生纸，不少还有换气扇，基本比肩大陆机场的卫生间，所以在台湾上厕所，少了担心，也很舒心。

在台湾的大街上，基本看不到垃圾。和日本一样，台湾的大街上基本也找不到垃圾筒。一般垃圾筒只在超市里才有，也不会容纳大多东西。于是，一般垃圾就需要自己带回家进行分类处理。每天晚上固定的时间点，垃圾车就会和着欢快的音乐出现在固定的地点，周边的居民纷纷拎着垃圾袋出门迎上前。

装垃圾也是有讲究的。以台北为例，除瓶子等可回收的外，其他垃圾必须要装在“台北市专用垃圾袋”里，不然回收车不接受。这种袋在超市里有卖，分3公升、5公升等几个规格。小小垃圾袋居然专门贴了明显的防伪标志。

垃圾袋上印着“垃圾少一点，资源多更多”，并有下列说明：

八十九年（2000）七月一日起，台北市市民清运“一般垃圾”必须使用本“专用垃圾袋”，否则清洁队将拒收……

在台湾，最具日本特色的应该是7-11超市了。资料显示，2005年，它由美国公司变身日本公司，在台湾有3000多家店。不只是阿里山有，就连乡村也有，离岛也不在话下，比如在澎湖县的马公市就有19家。因此，可以用“无孔不入”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最恐怖的是7-11的口号是“Always

open”，也就是说24小时营业。同样恐怖的其品类多，有吃有喝。一个台湾人就向我抱怨，“7-11不利于家庭生活，很多人大晚上不待在家，还出来消费”。此说当然有些夸张了。

不过，在我看来，7-11对台湾最大的贡献是实现了城乡服务的均等化。也就是说，无论你是在乡村，还是在城市，你可以买到一样的生活用品，而且最重要的是，服务是一样的。

除中国传统文化和日本文化的影响外，对台湾来说，美国式的民主的影响亦十分深远。

其中，“总统”选举最为典型。1945年，国民党光复台湾后，实际上一直处于强人统治的威权时代，包括总统也是世袭的（从老蒋到小蒋）。直到1986年，由于党外抗争，蒋经国开始怀柔政策。陶涵在《蒋经国传》（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P437）曾这样记述民进党的成立：

鉴于北京和莫斯科的民主运动急剧进展，使得他们（本省籍的党外领袖）相信国民党此时此刻一定非常不愿意让人看到他们在岛内压制反对派人物。1986年9月28日，135个反对派人物在台北市圆山大饭店集会，党外领袖突然提议即日起建立新党，取名为民主进步党，与会代表兴向奋地一致通过，民进党党纲主张台湾人民有“自决权”。

副官跑进蒋经国卧室报告，他点点头，没有回应。过了半小时才交代副官通知几位核心高级官员到官邸开会。党政要员迅速赶到七海新村接待室。蒋经国坐在轮椅上出现，开口就说：“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

1987年8月23日，“立法院”通过新的“国家安全法”，在台湾实施了38年的戒严令宣告取消。1988年1月1日，开放报禁和党禁。台湾正是在抗争中推动了和平转型：从威权到民主。

1996年，李登辉在国民党一党独大下成为首任民选“总统”；2000年，陈水扁成为第一位直选总统。2008年，马英九当选。2016年“总统”选举，采用了普通、直接、平等、无记名、单记、相对多数投票制度，蔡英文成为首位女“总统”。

看起来，一人一票彰显了民主。不过我遇到的好几个台湾人说，根本就没去投票，因为候选人都不是自己的菜。也有的说，选谁都一个样。还有学者感慨，虽然民主，却选不出最好的人。

其实你看台湾的“总统”，皆是精英，而且除陈水扁毕业于台湾大学法律系外，其他都是海归：李登辉从台大农业经济系毕业工作后又拿到美国依阿华大学农业经济硕士，马英九从台大法律系毕业后赴美留学获得哈佛大学法学博士，蔡英文则是台大法学学士美国康乃尔大学法学硕士伦敦政经学院法学博士。

四人都是台大校友。除李登辉外，其他三人的专业背景都是法学。且只不过，家庭背景不尽相同，有农民子弟（陈），官员之子（李、马），也有商人之女（蔡）。

但是吊诡的是，自李登辉后的“总统”都经过法治精神的专业熏陶，居然有的会发生贪腐（陈），而最大的问题是政治争斗压倒法治。

比如马英九当政期间法办陈水扁，有理有据，被民进党认为是党同伐异。于是，蔡英文上台后，马英九被控教唆泄密，台北地检署起诉，台北地方法院2017年3月28日一审宣判无罪。虽然最终定论有待时间，但小题大作，浪费公共资源却是板上钉钉。有“不粘锅”美誉的“便当总统”马英九坚称这是职务行为，并质问“公道何在？”，确实值得我们思考何为宪政。

这都不算，民进党政府清算国民党党产（不当党产条例）还算结果正义，但2016年4月开始审查的《促进转型正义条例》草案就有大问题。2017年，蔡英文在“二二八”纪念日当天，宣布要加强该条例的“立法”。

按之前的草案，行政院下设置任务型独立机关“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两年内推动“开放政治档案”、“清除威权象征、保存不义遗址”、“平复司法不法、还原历史真相并促进社会和解”、“处理不当党产”、“其他转型正义事项”等5大任务。促转会并有行政调查、资料及证物保全之权责，行政机关有协助调查义务，且被调查者有配合义务。

草案规定，威权统治时期指自民国1945年8月15日起，至1991年4月30日止时期。接受调查有关人员，应据所知如实完全陈述，并提供修关资料，不得隐匿或需委陈述。毁弃、损坏或隐匿尤政府各机关、政党、附随组织及行政院所属2·28事件纪念基金会所保管政治档案，或令其不堪用者，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

2017年3月，台湾媒体报道指，蔡英文经与“行政院长”林全会商，决定力推民进党版《促进转型正义条例》在立法院本会期过关，但因促转条例是高度政治敏感法案，立法过程势必引发蓝绿高度角力，恐牵动行政院盼本会期通过的年金改革、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特别条例等多项优先法案的立法进度，行政、立法协调会报今将研商促转条例的立法，以及朝野攻防态势。

《促进转型正义条例》看起来要追求结果正义，比如“清除威权象征、保存不义遗址”，可在实施中实际变成了“去蒋化”。陈水扁第二任期内其实就在做了，比如2007年把中正纪念堂改为“台湾民主纪念馆”，将“大中至正”改为“自由广场”。蔡英文上台后，发生多起拆、毁蒋介石铜像的事件。甚至有委员提议把中正纪念堂的蒋介石铜像迁移到慈湖（蒋的灵柩置放地），有关蒋介石的文创产品也要下柜。

不过，搞笑的是，现在两蒋文创产品实际是在陈水扁执政时期文建会鼓励的，就连蒋公公仔设计师吴松洲都看不下去了，“同样是民进党政府，为何自己人打自己人脸？”

事实上，审读《促进转型正义条例》在程序上亦有问题，因为“立法院”“立法委员”中民进党占六成席位（全部113席中，占68席，国民党35席），所以基本上想通过什么法案就能通过。“一党独大”确实是民主政治的一个问题。

看起来，民进党赢家通吃，但好在时代变了，总还有言论自由在。比如有台媒质问，《促进转型正义条例》为何不从日据时代算起？平时看坊间认为偏绿的《自由时报》，并不缺少对蔡英文政府的批评。电视里，也不乏批评其执政能力的谈话节目。

一个司机曾对我说：“虽然谁当政都差不多，但我可骂这个那个，总不会担心今天、明天被抓了”。

的确，台湾的民主虽然是留洋精英们在建构与推动，总会有水土不服的现象。就连其效法的对象——美国，都践行了上百年，仍有种种问题。写过《历史的终结》的福山，曾奉现行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为圭臬，2017年4月到台湾也开始讲“民主的崩坏”了。

台湾当然更复杂。看过《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传布》中译本的人，大抵和我一样，都因该书的译后记对译者吴叡人印象深刻（有心人可寻找许知远所写《反抗者》一书，或在网络上搜寻专书吴叡人一节）。现为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的他在2016年7月出版了《思想的受困：台湾重返世界》（卫城出版）。

该书腰封上印着“台湾往何处去？——在世界的知识地图上为台湾辩护》”。他对多元化的台湾人（本省人、外省人和原住民）实现“相互解放”提出了下列观点：

台湾不是非中国、非日本、非汉族，或者非西方；台湾就是台湾。我们必须解构多重的殖民中心与其制造的虚假对立，让台湾可以同时是（自然的）原住民族、（文明的）中国、（和平的）日本、（友爱的）汉族，以及（民主自由的）西方——让台湾可以是这一切普世价值的进步的人道主义价值的总和。（P22-23)

确实，台湾要实现上述目标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党派贴标签式恶斗、黑金政治、族群分裂、“五权分立”（立法、行政、司法、监察、考试）悬置和媒体乱象等问题都需要解决。

可是想想看，一个小岛，在从解严以来也不到30年的时间，实现了和平转型，尝试在多种文化的杂揉寻找一条符合在地情况的路，确实不是简单的事。

图片说明：2017年3月14日，台湾国会频道对行政院施政报告进行质询。

一直会记得，高雄香蕉码头有一家琥珀店。店长也就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女子，桌上有一本相册。到店与她合过影的人有：马英九、吴敦义、吕秀莲、谢长廷、陈菊……

一听我是中国大陆去的，这女子对我一个人自由行感到惊讶。最重要的是，她称许大陆：“我很喜欢你们的领导人——习近平，我觉得他很有魄力，大力反腐。你们发展很快.......”

20170410-17写于北京

Special thanks to 我所在学校的外事办，谢谢政治大学国关中心、陈德升教授和陈力行先生，谢谢冯建三教授、朱立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