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中国战地记者乐恕人

写在前面

 “虽然我是新闻学硕士、博士，但实际上我的新闻史学得很差。

   还记得2005年硕士毕业，考某老师的博士，有一个题是简述抗战时期两个中国新闻人物的事迹。兄弟我当时想不出第二个了，就写了斯诺。结果如你所知，改卷的人很生气。《新闻理论与历史》这门居然就给我不及格，于是断了我当年接续读博的小梦。

   也算因祸得福吧。也正因如此，兄弟我才有机会考入北京青年报，与一批强人共事，也偷学了一二课堂里学不到的知识。2006年再攻读博士学位，亦有所助益。

  想不到，这些年也断断续续地看了一些闲书，偶尔对新闻史感兴趣起来。确切地说，是对新闻史上的人物感兴趣起来。

  回头看，当年对新闻史的不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教学和教科书太教条，很难看到‘人’。而我这些年对‘人’更感兴趣，所以才有心思去关注新闻史及人物的故事。

  这篇万字长文，是我的一种尝试，试图通过一个新闻人的故事去回顾那个时代。这一题目全然是一种非功利的写作：不是基于基金资助，而是好奇心。

  费心写了两三个月，投稿几家刊物，石沉大海。所幸浙江大学的《中国传媒报告》赏识，在2021年第3期刊发。大约2009年在该刊发过一篇论文，这是第二篇。一直觉得，它不是C刊，更胜C刊。

  谢谢编辑的赏识与校订。

           张玉洪

      2021年7月29日 

               ”

载《中国传媒报告》2021年第3期

寻找中国战地记者乐恕人

——基于文献的知识考古

张玉洪

[摘 要]新闻记者的活动是新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中国战地记者乐恕人几近被专业领域遗忘这一现实，本文运用福柯的“知识考古”方法，通过官方界定、自述和他人回忆，较全面地回答了“乐恕人是谁”及“乐恕人做了什么”等问题。对人物的“知识考古”，不只是对过去的重建，也是对历史的尊重。

[关键词]战地记者；乐恕人；知识考古

 Looking for the Chinese War Correspondent Mr Le Shuren:

Based on Knowledge Archaeology

Zhang Yuhong

Abstract: The life and activities of journalists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history of journalism. Based on the fact that the Chinese war correspondent Mr Le Shuren was almost forgotten by textbooks and essays, this paper uses Foucault's "knowledge archaeology" method to answer the questions of "who was Mr Le Shuren" and "what have Mr Le Shuren done" by official definition, self-reports and other's memoir. The "knowledge archaeology" of a historical figure is not only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past, but also the tribute to the true history.

Key words: War Correspondent；Le Shuren；Knowledge Archaeology

记忆滋养了历史，历史反过来又哺育了记忆。记忆力图捍卫过去以便为现在、将来服务。我们这样做是为了集体记忆能解放人类，而非是奴役人类。

——题记^[1]

新闻是历史的草稿。德波顿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来形容新闻与人的关系：“查阅新闻就像把一枚海贝壳贴在耳边，任由全人类的咆哮将自己淹没。借由那些更为沉重和骇人的事件，我们得以将自己从琐事中抽离，让更大的命题盖过我们只是聚焦于自身的忧虑与疑惑”^[2]。要听见声浪，离不开捕捉声浪的人——新闻工作者。作为时代的记录者，他们本身也是历史的一部分。他们的作品和事迹，应在通用教材或其他公开出版物上发表，进而成为公众记忆的一部分。

几十年前，方汉奇先生曾说：“要加强新闻史人物的研究。人物活动是历史研究中一项重要内容。其实研究报刊史，必须研究每一个在新闻战线有过贡献、产生过有影响的报刊工作者活动的历史，他们丰富的办报经验，他们的文字风格，他们的新闻手法，都值得下功夫去研究”^[3]。但遗憾的是，很多新闻工作者虽然曾经赫赫有名或专业能力突出，却被人有意或无意地遗忘了。作为中国第一批战地记者之一，乐恕人就是其中被遗忘的一个。

一、寻找乐恕人：几乎被专业领域遗忘

通过维基百科查询“乐恕人”（繁体为“樂恕人”），没有相关条目，而他的同学、同事陆铿有专属条目。通过百度百科查询，“乐恕人”（繁体为“樂恕人”），同样没有相关条目。 不过，可以在部分辞典和少量论文里，查找到关于他的信息。

（一）民国人物辞典

在一些民国人物辞典里，可以找到“乐恕人”词条：

其一：乐恕人（1917—  ）四川成都市人。国民党籍。中央政治学校毕业。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前担任成都《华西日报》驻北平(今北京)记者。抗日战争爆发后，历任国际广播电台外勤记者、英国路透社随中国入缅远征军记者、《中央日报》驻欧洲特派员、美国纽约《民气日报》主编、南京《中央日报》采访主任等。1945年1月在香港创办新闻天地社。

1951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任驻日本东京记者20余年。70年代返台定居，任教于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新闻系6年。

现已退休。曾独自最先报道若干世界性重大新闻，如《珍珠港事变》、《两次缅甸战役》、《红色东欧选举》、《纽伦堡纳粹战犯》等。发表的文学作品有：《新日本杂事诗》、《唐代女诗人》，以及编辑《张大千诗文集》等。^[4]

其二：乐恕人（1917— ）四川成都人，1917年生。毕业于国立中央政治学校。1936年11月，任成都《华西日报》驻北平记者。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入国立中央政治学校受训一年。结业后，历任国际广播电台记者、英国路透社随中国入缅远征军记者、《中央日报》驻欧洲特派员、美国纽约《民气日报》主编、南京《中央日报》采访主任等。1945年1月，参与创办新闻天地社；嗣赴南京，代表该社驻日本。1983年，赴台湾定居，并执教于中国文化大学。着有《唐代女诗人》。编纂有《张大千诗文集》。新闻报道有《珍珠港事变》、《两次缅甸战役》、《纽伦堡纳粹战犯会审》等。^[5]

（二）新闻史著作

中国大陆最权威的新闻史著作当属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共三卷），该书的时间跨度长达2200年，但全书并没有乐恕人的名字。

其中，与乐恕人有关的信息有两条：一是在“大后方新闻教育的发展”部分提到“重庆新闻学院”。这是乐恕人和陆铿曾就读的学校，“1943年，国民党中宣部国际宣传处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合作创办了重庆新闻学院，隶属于中央政治学校。这是解放前我国新闻教育的最高学府。1943年夏，该院重庆、成都、桂林、昆明四地招考大学毕业学生30名，于10月开学，由国际宣传处处长董显光兼任院长、副处长曾虚白兼任副院长”^[6]727。

另一条是乐恕人曾工作过的广播电台：“1939年2白6日，中央短波广播电台在重庆沙坪坝开始播音，后迁入上清寺广播大楼……1940年1月，该台划交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管理，改称国际广播电台，英文为Voice of China(VOC)，意为“中国之声”，呼号依旧。同年6月，又由国际宣传处交还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台名、呼号均未改变”^[6]708。

在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中，仍然没有乐恕人的人物介绍及故事，与乐恕人相关的信息也不过三条：一条是乐恕人曾就读的学校。“1939年11月1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与中央政治学校合办的新闻事业专修班开学。专修班由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潘公展任主任，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主任马星野任副主任”^[7]428。一条是乐恕人曾工作过的电台。“1939年2月6日，国民党政府主办的国际广播电台在重庆开始播音。初名中央短波广播电台。1940年1月定名为国际广播电台，英文名称是Voice of China(VOC)，意为“中国之声”。它用英、德、法、俄、日等10多种语言向欧洲、北美、苏联、日本、南洋、澳洲等地广播。抗战胜利后，仍在重庆继续播音”^[6]1410。还有一条则是他参与创办的杂志。“1945年1月20日，《新闻天地》在重庆创刊。卜少夫、毛树清、邱楠等主办。初为月刊，后改周刊。抗战胜利后迁上海出版”^[7]1456。在另一研究者主编的《中国现代新闻史》中，亦没有提到乐恕人。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新闻事业”部分，列举了几位著名的新闻工作者，包括《大公报》记者陆诒、杨刚以及《星洲日报》记者黄薇。^[8]

在台湾，曾虚白主编的《中国新闻史》是最全面、最权威的新闻史著作。自1966年出版后，隔几年就再版，到1984年已经是第五版。在全书中，也没有提到过乐恕人。其中，提到乐恕人曾就读的“新闻事业专修班”，“战时国民政府，为加强宣传工作，特于民国二十八秋在政校设立新闻事业专修班，由潘公展主持，马星野副之。专修班分甲、乙两组，甲组系调训各省党部科长以上，或县市党部主任以上之人员在党营新闻机构服务之编采人员。乙组系招考大学毕业或大学肄业三年之青年。修业年限：甲组半年，先后计办两期。乙组一年，仅办一期。在课程方面，两组大致相同；所不同者，乙组有英文课程。……专修班每期人数约四、五十人”^[9]684。

（三）相关论文

如果在中国知网（CNKI）中，搜索“篇名”中含有“乐恕人”的文献、期刊论文、博硕士论文，结果均为零。搜索“全文”中含有“乐恕人”的结果，文献有115条，期刊论文有71条，学位论文21条。从1981年发表了首篇起，除2012年（10篇）、2015年（13篇）外，每年发表篇数均为个位数。在主题分布上，“张大千”最多，达31篇，占比27%，其次为“抗战时期”，为5篇，占比4%，“滇缅抗战”也为5篇，占比4%。

实际上，与乐恕人记者生涯直接有关的论文并不多。在现有文献中，陈云阁是中国大陆最早提到乐恕人的研究者。他提到，成舍我主事《世界日报》时，总编赵敏恒“不断向报馆驻欧记者毛树清、陆铿、乐恕人发信提出国内关心的通讯采访问题。……乐恕人随后以《红色的南斯拉夫》为题，写来的巴尔干通讯，既丰富了报纸的新闻内容，更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兴趣”。^[10]

许新民则在“中美盟国文献”中列举了乐恕人的作品：“《缅甸随军纪实》，一册，乐恕人著，胜利出版社1942年版。乐恕人，生卒年不详，中央社记者。曾以英国路透社重庆分社特约驻缅随中国远征军记者进入缅甸战场，进行战地采访报道。又与丁懋德合著《反攻缅甸》（天地出版社，1944年）”^[11]。从行文看，作者仅拿到了《缅甸随军纪实》一书并作了部分引述，对乐恕人并不了解。张文芝在研究“战地记者笔下的中国远征军”时，也提到了乐恕人和他的《缅甸随军纪实》并大段引述了书中对“色汤战役”描写：“为真实报道这段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国民政府当局及中外相关媒体纷纷派出记者，跟随中国远征军将士亲临作战一线，深入中印公路修筑现场和滇西反攻阵地，用笔和镜头呈现远征军将士的艰苦、英勇和战地风采。这些珍贵的报道，经过记者、作者的整理汇编，形成了一系列远征军抗战事迹专著、专栏、专刊。如中国第一位战地记者乐恕人编著的《缅甸随军纪实》、彭和清编写的《缅甸大战实录》、黄仁宇著的《缅北之战》、蔡力行编著的《中国远征军》、伯华编著的《峰烟缅甸》等等”^[12]。不过，此处将乐恕人界定位“中国第一位战地记者”并不严谨。

另有研究者从纪实文学角度，顺便提及了滇缅抗战中乐恕人的贡献：“1941年底缅甸战场战事爆发之后，十万中国远征军，包括并不算少的年轻学子，踏着滇缅公路走上战场。由此，这条新路也劈开了一条通向新的文学空间的路径，西南联大的穆旦、杜运燮，中央军校毕业的黄仁宇，毕业于北师大历史系的孙克刚，战地记者乐恕人、张仁仲、戴广德等，他们亲历了这场战争并饱满激情地加以书写，他们的战地纪实让几被遗忘的战争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乐恕人的《缅甸随军纪实》(胜利出版社1942年出版)也值得关注，该作纳入蒋委员长、罗卓英、宋希濂、杜聿明及史迪威的相关文告，写了戴安澜师长壮烈殉国，描述伤兵口中的动人故事，呈现东瓜战役、腊戍之战、退出缅甸、滇边烽火等”^[13]。

散文研究者俞元桂把乐恕人的抗战纪实列入散文（包括报告文学、访问记和通讯等）：“1942年1月，中、美、英、苏等二十六国在华盛顿发表‘共同宣言’，正式结成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与各国同盟军汇成一体作战，中国远征军、驻印军先后两次入缅与英军并肩战斗。乐恕人的《缅甸随军纪实》（1942）记录我军精锐抢救英缅军之战、腊戍之战以及火线上访问戴安澜师长、戴师长壮烈殉国等场景，展示我国军队在亚热带丛林作战的英勇与艰辛，表现了我国远征军在东南亚人民的解放战争中所作出的贡献”^[14]。

二、点名乐恕人：专业期刊辟谣

有意思的是，如果从1981年算起，时隔近二十年，乐恕人被新闻传播类专业期刊再度提及，却是误打误撞的结果：因萧乾的一句话，导致有人辟谣，从而点出乐恕人的名字和战地记者身份。1983年，萧乾在文集《海外行踪》的代序《在洋山洋水面前》中写道：“第二战场开辟后，我穿上一套不合身的棕色军装，成为欧洲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了。”^[15]1999年，舟山市委宣传部离休干部毛德传在两家新闻传播领域学术期刊发表文章，在辟谣“采访欧洲战场的中国记者并非只有肖乾”时提到了乐恕人：“事实是，中国新闻记者参加二战欧洲战场采访报道的除代表《大公报》的肖乾外，还有代表《中央日报》的毛树清和乐恕人，代表《新民报》的丁垂远，代表《中国之声》亦称《中国广播电台》的陆铿以及代表《中央通讯社》的余捷元” ^[16]。

同年，萧乾去世。同为欧洲战场战地记者的陆铿在纪念文章里给了一个定论：“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在诺曼底开辟第二战场！萧乾当时是第一个也是惟一的中国记者。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中国又陆续派了七个驻欧战地记者。任珍逊和徐兆墉因为要驻守中央社伦敦办事处和巴黎办事处，所以在前线活动的只有萧乾、余捷元、乐恕人、毛树清、丁垂远和我”^[17]。

不过五年后，有学者又提及此事，对萧乾自称“采访欧洲战场的惟一中国记者”问题进行反思，顺便又提及乐恕人：“除了当时在欧洲到底有哪些中国记者还不太清楚外，这些人究竟来自或者说代表哪些新闻机构或新闻单位？亦众说纷纭。其典型者如乐恕人。通常说他是《中央日报》的记者，还有资料说他当年是代表重庆《世界日报》、昆明《中央日报》及《新闻天地》赴英采访的。其实，他一度作为记者被重庆《大公报》派到印缅战区。另据乐恕人自述，1945年他是《新闻天地》派驻欧洲战区的战地记者，隶属于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将军的麾下”^[18]。不过，上述研究者引述乐恕人的自述内容来源则有些偏门，系湖南一个县内部出版的文史资料。^[19]

2015年，有研究者把国民党体制内的新闻工作者分为三类：“一是曾经做过职业新闻记者，但后来从事新闻管理工作的“新闻官”，如董显光、马星野、曾虚白、陶百川、萧同兹、陈博生、程沧波、叶楚伧等；一类是终身未能进入管理层，以记者身份终其一生的，如陆铿、龚选舞、乐恕人、徐咏平、徐佳士等；还有一类是以国民党官媒记者作为晋身跳板，后来从事其他工作的，如赖景瑚、叶公超、阮毅成等。然而目前新闻史学界，对这三类国民党新闻工作者的研究，都较为薄弱，特别是把他们分别作为一个代表性群体，进行整体考察的研究，更是少见”^[20]。上述研究将乐恕人的特质（一生为记者）呈现了出来，亦提出了对这三类新闻工作者研究的不足。

鉴于乐恕人是国民党体制内的新闻工作者，我们把搜集范围转向台湾。在“台湾书目整合查询系统(SMRT)”中，以“乐恕人”为篇名的书一本都没有；在博硕士论文中，全文中含有“乐恕人”的篇目仅为23个。多篇论文与张大千有关，直接写乐恕人的一篇都没有。

其中有三篇提到了乐恕人的记者生涯：一篇台湾报人类型比较的研究论文中，仅在参考文献中列出了乐恕人等著的《名记者的塑像》和他载入回忆记者生涯篇章的《中国名记者的故事》。^[21]另一个研究者研究当代台湾政治新闻记者时，提及“部分记者从事自传或回顾式写作”时，引注了《名记者的塑像》。一篇硕士论文与滇缅战争有关^[22]，因缺少电子版原文，未知引述乐恕人作品的详情。

三、乐恕人是谁？——基于多方叙述

乐恕人究竟是谁？是否值得去寻找？这就需要采用福柯的“知识考古”法了。在福柯看来：“历史的首要任务已不是解释文献、确定它的真伪及其表述的价值，而是研究文献的内涵和制订文献：历史对文献进行组织、分割、分配、安排、划分层次、建立序列、从不合理的因素中提炼出合理的因素、测定各种成分、确定各种单位、描述各种关系。……历史正以此证明自己是一门人类学：历史是上千年的和集体的记忆的明证，这种记忆依赖于物质的文献以重新获得对自己的过去事情的新鲜感” ^[23]。因此，我们之所以寻找乐恕人不利，一方面是文献的搜集与挖掘不够；另一方面是集体记忆因故散失。对乐恕人的“知识考古”需要从以下多个维度来展开：

（一）官方界定

1996年，台湾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每年出版一本《台湾文学年鉴》，“有系统的针对前一年的文学活动作一整体客观且详实的纪录与回顾，并进而提出观察报告”。2003年后，《台湾文学年鉴》改为台湾文学馆出版，“为掌握及保有台湾文学的生命脉动，本馆有系统、客观、详实地记录与回顾每一年台湾文学的创作、出版、研究等活动”，并开始了网络搜索系统。台湾文学馆是台湾文化部的所属机关，主要搜集、整理、典藏与研究台湾近代文学史料。因此带有官方色彩。在《2007台湾文学年鉴》中对“乐恕人”的介绍如下：

“乐恕人（1917-2007），男，籍贯中国四川省成都市，1917年1月24日生。1935年，19岁的乐恕人因投了2篇关于《首都巡礼》的稿件而成为成都《华西日报》驻北京记者，后进入重庆中央政治学校与中央宣传部合办之“新闻事业专修班”就读，毕业后分发至中国之声电台，为中国最早的广播记者之一。而后进入重庆《侨声报》，担任编辑主任，期间乐恕人意外抢发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新闻，震惊全国，也因此获得英国路透社的聘用，随军采访印缅战役。

1944年，乐恕人与卜少夫等人共同发起于重庆发起创办《新闻天地》杂志。1945年，为处理欧战结束后战争罪行问题而举行的德国纽伦堡大审，乐恕人是开庭当日现场唯一的中国记者。

乐恕人历任南京《中央日报》采访组主任、纽约《民气报》主编、《新闻天地》驻欧洲与日本特派员，采访过七˙七卢沟桥事变、保卫大武汉战役、二战欧陆战场、纽约联合国和会，曾晋见教宗庇护二世，游历世界二十余国。1949年后旅居日本，1981年应文化大学创办人张其昀之邀，来台任教于文化大学新闻系与日文系，开设《采访实务》、《世界新闻史》、《日本文化史》等课程。退休后独居台北，因为独身乏人照顾，文化大学新闻系多位校友于是发动募款，成立‘乐恕人教授照护基金’。2007年7月29日逝世，享年91岁。

乐恕人的创作文类为论述、诗、散文、报导文学及传记。二战期间曾辗转于中国与世界各地从事新闻采访工作，为中国第一位战地记者，故其作品多写战争期间的各地见闻与中日战争时的事迹。退休以后的著作则以旅途见闻、忆人怀旧为主。曾出版有论述作品《唐代女流诗人》，诗集《新日本杂事诗》，散文集《日本观风小记》、《怀人纪事集》，报导文学《缅甸随军纪实》、《反攻缅甸》、《东方的胜利》、《动乱廿五年》、《抗战外记》，传记作品《张大千传奇》，并曾主编《张大千诗文集》”^[24]。

上述介绍不到八百字，却非常详尽，从乐恕人的生卒年月、从业经历、出版作品、职业转换和个人生活等一并列出。不过，其中，“二战期间曾辗转于中国与世界各地从事新闻采访工作，为中国第一位战地记者”的表述并不严谨。乐恕人采访印缅战役是1942年3月，《大公报》记者范长江早在1935年就深入中国西北地区采访，发表了《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等战地通讯。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既报道过亚洲战场，又报道过欧陆战场的记者，屈指可数。有意思的是，乐恕人的总结性介绍是发表在《台湾文学年鉴》，也就是说将他归类为作家。实际上在十部专著中，有五部是他的报道作品。此外，2007年正是乐恕人仙逝之年，列入介绍有盖棺论定之意。

（二）自述

要了解一个人，比较快捷的方法是查看其自述。正如美国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保罗˙康纳顿所指出的：“我们所有的人相互认识的方式，是通过让对方描述，通过作描述，通过相信或不相信有关对方过去和身份的故事。当我们成功地识别和理解别人的所作所为时，我们把某个事件、情节或者行为方式，放到一些口述史的脉络中……个人生活的叙述，是相互关联的一组叙述的一部分；它被镶嵌在个人从中获得身份的那些群体的故事中”^[25]。

1966年，乐恕人在日本长野一疗养所写了长文《检点生涯三十年》，对记者生涯进行了全面回顾与反思。^[26]全文分为八个部分：1.弃海军 作记者 2.“初出茅庐”遇上“卢沟桥事变” 3.为“广播记者”开天辟地 4.“珍珠港”第一张号外 5.先败后胜 两度入缅 6.纵横欧洲 四大采访 ①欧战后英国总选举 ②波茨坦三巨头会议 ③东欧铁幕后选举潮 ④纽伦堡会审德战犯 7.两件奇突的工作经验 ①独访宋子文 不能发消息 ②当众严诘日本池田首相 8.从业感想漫谈。

    就内容看，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走上新闻工作岗位。

乐恕人从事新闻工作，主要深受他大哥乐爱人的影响和帮助。在乐恕人初二时，乐爱人回到成都创办并主持《平民日报》。周末放假，乐恕人就到报社玩，开始对新闻工作发生兴趣。上高中后，乐恕人决心终身从事新闻事业。1936年夏，乐恕人独自到南京投考中央政治学校新闻学系，体检时却“不幸因熬夜赶考而两眼发红，那医官竟昧然填了个重砂眼，我初试即遭淘汰，连笔试都无法参加”^[26]6。

于是，乐恕人从南京前往故都北平，投靠大哥。他闭门写了两篇文章：《首都巡礼记》和《故都巡礼记》，投给成都两大日报：《华西日报》、《新新新闻》。“事隔不多日，华西日报寄来，我的两文共约二万多字，竟为该报采用，在要闻版以专栏方式，连载二十天上下。”^[26]7 随后，《华西日报》聘乐恕人为该报驻北平记者，月薪大洋三十五元。时值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乐恕人直言，“我当年究竟年幼，能力经验不足以应对这样非常的突变，我的采访只限于北平城内的动态，包括东交民巷内日本军营的活动，报导顶多推测时局演变的可能性等等” ^[26]8。

1938年春，因北平沦陷，乐恕人辗转回到重庆。适逢中央政治学校和中央宣传部合办的“新闻事业专修班”登报招生。“一为调训性质的甲组，各地党报民营报纸的总编辑、编辑、主笔、经理等，经审查合格，均可入校受训，为期半年。二为考试性质的乙组，具有大学学院文法商科三年学历的人员；或具有上项同等学力而从事记者工作二年以上者，受训时期一年” ^[26]11。乐恕人请《华西日报》出具证明书，以乙组第二项第二组第二项资格，前往投考，结果一试而中。

1940年秋受训期满，中央政治学校校长蒋介石参加了毕业典礼并训话。毕业后乐恕人和新闻班学友陆铿等被派往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实习。三个月实习完毕，乐恕人和陆铿成为国民党宣传系统体制中，留下担任传音科的编撰，后以“国际广播电台记者”名义外出采访。

其二、参与重要报道的经历。

1941年秋，乐恕人辞去电台的工作，和陆铿等加入正筹办的《侨声报》，分别任编辑主任和采访主任。该报最初为三日刊，却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抢先推出了号外，“把陪都当年十几家大报，各外国分社特派员等远抛在一小时之后；在中国新闻事业史上，不能不留下值得惊奇的一页！”^[26]15 

之所以能拔得头筹，是因为国际电台工友小唐报的信。乐恕人立即跑去找传音科彭乐善科长，对方一直在监听BBC新闻，就把日本人炸珍珠港一事转告给他。乐恕人跑回报社拟好短稿，三架油印机同时开动。天没亮，号外就开始叫卖。

1942年，受英国路透社重庆分社主义赵敏恒之邀，乐恕人以路透社入缅随中国远征军记者。乐恕人回忆，“我在兵荒马乱中，随军节节败退，有时采访到精彩新闻，竟然发不出电报。像同古突围之战，我和纽约时报记者白尔登在火线上采访到戴安澜师长，又乘杜（聿明）军长所派专车驰回后方，奔驰三百哩，只能发出一则短讯……”^[26]20

返回重庆后，乐恕人和赵敏恒商议后，准备写本专书来弥补之前报道的不足。“赵先生甚为鼓励，我在南温泉政校觅得一屋，撰成一册不到十万字的《缅甸随军纪实》，初秋才由胜利出版社出版。虽然纸张印刷其坏无比，但当年中国远征的外史，可算‘唯我独存’”^[26]20。

1943年春，乐恕人再度入缅，“所代表的是渝昆各一家日报，而不再是路透社……就我个人来说，是先采访惨败，后报道大捷。中国战地记者中，曾两度入缅随军远征，为抗日战史写下新篇的，我是唯一的一个人！”^[26]21

1945年，乐恕人以昆明《中央日报》特派记者和重庆《世界日报》(成舍我主持）特派员身份赴英，签证到手时，德国已无条件投降。到英国后，乐恕报道了英国大选，又到欧洲多国采访，成为纽伦堡审判现场六七百个记者中唯一的中国记者。^[26]31

其三、对新闻工作的反思。

在回顾新闻生涯时，乐恕人并不避讳自己的不足，比如“英文差劲”^[26]32。此外，他还有一些肺腑之言：“做记者要有渊博的学识修养，不然不足以应付多面的工作”^[26]48。“为了记者生活忙碌，工作之暇，能再孜孜不倦，从事学术的深造者，真正太少太少”^[26]48。“我觉得对在台上的人物，同他们来往不会太多。但他如果下台，可能态度大变。因之，我觉得对在台上的人物，同他们交游，为公为私，都得特别留神，分外当心”^[26]49。

“从事采访报道，不但应吸取先辈先进们的经验；同时亦大可留意同时同事的同业如何工作，怎么写作。”^[26]49 “你最初可能只采访报道芝麻大的小事，但你磨练壮大后，你也可能采访报道惊天动地的大事”^[26]50。

“外国语文这种工具常识，对作记者——不论外勤或内勤，都非常重要。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哪怕就不出国，作记者采访，或作编辑，写专栏或社论，能通一外国语文（现世当然以英语为最适用），总大有助益。”^[26]50

（三）他人回忆

如果自述是孤证，他人的叙述则是旁证。作为1938年“新闻事业专修班”同学，陆铿毕业后与乐恕人分到同一个单位，此后在欧洲战场有交集，其回忆有不可或缺的史料价值。在陆铿晚年的回忆录中，提到“乐恕人”20多次，时间跨度从1940年代到1980年代，计五十年，多是新闻界的故事。^[27]

其一、关于“新闻事业专修班”：“总共只办了一年，甲组两期，乙组一期，我是属于乙组的”。“不过应该指出，政校培养的新闻人才，三、四十年代如毛树清、乐恕人……等，对中国新闻事业或新闻教育，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27]40。

其二、“中国最早的广播记者”：“1940年8月告别了重庆南温泉，中央政治学校当年按制度是采取毕业后分配工作的。我和徐钟珮、沈锜、乐恕人等四人，被学校一张介绍信分配到位于重庆城里两路口巴县中学的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乐和我则被安排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传音科（即新闻部兼节目部），这是一个主管对海外广播的部门，每天用十几种语言对外广播，成为战时中国唯一对外发生声音的机构”^[27]43。

“乐恕人和我的名义是助理编辑，工作是每天把中央通讯社的新闻写成口语化的中文广播稿”^[27]44。“当时中国广播事业，只有播音员，没有记者（全国范围包括延安皆是如此）。于是，我和乐恕人商量向彭乐善要求做记者，直接采访新闻”^[27]46。

其三、投身报业：“恰恰遇到政校新闻班甲组同学朱培璜创办《侨声报》，先出三日刊再出日报，邀我和乐恕人加盟，我们便参加了”^[27]47。关于《侨声报》“珍珠港事件”的号外，陆铿的回忆与上文乐恕人所述一致，“等恕人把新闻从彭（乐善）处抄来，我也把政校新闻班学长周培敬找到报社，于是印出了五百多份十六开大小的太平洋大战号外……号外印好后，担任《侨声报》经理的高怡伦以及周培敬、乐恕人和我像疯子一样地分兵几路当街大叫：‘号外！号外！’免费分送给路人，轰动了山城。过了一阵，《中央日报》、《大公报》、《国民公报》也分别印发了号外”^[27]49。

其四、关于欧洲战场：“1944、1945年，在欧洲盟军总部申请批准随军采访的中国记者共八人。实际到战地的六人：萧乾、余捷元、毛树清、陆铿、乐恕人（代表中央日报）、丁垂远（代表新民报）”^[27]52。“关于听审纳粹战犯过程，乐恕人因为是开庭前夕在场的唯一中国记者，这里引用他的记述如下：……”^[27]72。

四、结论与讨论：人物知识考古的意义

    乐恕人与萧乾、陆铿均为战地记者，但在新闻史上的地位却大不相同：乐恕人、陆铿的事迹和作品甚至人名几近被遗忘，萧乾却大不同，1940年代出版战地通讯，1980年代再版，相关作品还收入全集中。这种现状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对一些历史人物进行知识考古的重要意义。

（一）对过去的重建

所谓“过去的重建”，是指经由文献，重返过去并在想象中重温过去。从另外一个维度说，是唤起、强化和更新集体记忆。“集体记忆是一个族群对自身历史的共同认知和标准叙事，是族群存在和发展的证据、智慧和意义的重要来源。显然，集体记忆是特定历史时空的产物，并经漫长时间、特定空间的检验和沉淀，成为一个族群区隔于他者的思想资源和价值理由”^[28]。 李金铨认为，“记者的命运镶嵌了时代的烙印，既有历史的偶然性，也有历史的必然性”^[29]。这句话放在乐恕人等现代记者的成长与工作身上，显得十分贴切。借由一个记者的过去，当下与未来的国人可以重回战火纷飞的年代，感受民族存亡之际战士的拼搏与牺牲、人民的意志与抗争。鉴于相关研究的稀少，通过个案或群体的深度研究，将有助于记忆版图的填补与更新。

（二）对历史的尊重

1940年代，萧乾出版的战地作品集主要包括：欧战特写集《南德的暮秋》（文化生活出版社，1946年）、《人生采访》(文化生活出版社，1947年)。同期，乐恕人的战地作品集则有《缅甸随军纪实》（重庆胜利出版社，1932年）、《反攻缅甸》（与丁懋德合著，重庆天地出版社，1944年）、《东方的胜利》（成都新闻天下出版，1945年）两人的作品数量并无太大差距，但因萧乾是《大公报》特派记者，基于平台的影响力，自然作品的影响力要大些。不过，乐恕人与萧乾最大的不同是：萧乾不但是记者，还是作家，出版了文学作品，而乐恕人则专注新闻工作，两度入缅，并有三部相关作品出版，在当时独一无二的。

对新闻史上的重要人物，不能将其在历史的长河中遗忘或抹杀。翁贝托·艾柯按发展阶段将人类记忆分为四种类型：语言记忆、矿物记忆、植物记忆和动物记忆。其中，植物记忆是印刷文字。有了植物记忆，才有动物记忆即人类的思维和身体。^[30]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对像乐恕人这样的新闻记者进行知识考古，亦是尊重历史的表现。

（三）新闻记者个案研究的价值

新闻史的研究，首先是历史的研究。“新闻史，从宏观的角度来说，需要研究的是整个人类新闻传播活动的历史，特别是阶级社会诞生以来，各个阶级和阶层，运用各种有效的新闻传播手段从事传播活动的历史。从微观的角度来说，则要研究一个国家、一个时代、一个时期、一类报人，乃至于具体到某一家报刊、某一个报刊工作者和某一个宣传战役的历史”^[31]。新闻史的研究，同时也是新闻业务的研究，也是案例教学的基础。曾虚白在论及“抗战时的报业”时认为：“战时采访技术的进步，主要是表现在战地新闻采访方面。概括来说，战时的新闻采访是：从上层采访进步到下层的采访，从点的采访进步到线的采访，从面的采访进步到立体的采访，从被动的采访进步到主动的采访，从个人的宣传进步到社会的报道”^[9]416。

以乐恕人为例，在缜缅战争中，他的采访对象上到杜聿明军长，下到普通士兵；既有对战争的描述，也有对缅甸社会的观察。难能可贵的是，乐恕人不仅有对新闻生涯的总结长文《检点生涯三十年》，撰写的其他回忆文章还列入了台湾多本图书。此外，他还曾执教于中国文化大学新闻系，从而将自己的经验、教训与后学分享。

中国文化大学新闻系教授郑贞铭曾撰文将乐恕人誉为记者的典范之一：“乐恕人先生受了专业教育，以‘国际记者’为他的选项。他曾对我说：‘国际新闻记者要有了解国际情势的能力，更要熟练的外语能力，与高度的视野，除报导新闻外，也需有高度综合分析与判断能力’。在欧洲的几年，他秉承了‘处处用心，时时学习’的人生哲学。他在德国纽伦堡大审中受的启示尤多。……落叶归根，乐恕人选择教育为他的归宿，被聘为文大新闻系专任教授，开《中国新闻史》与《国际采访》课程。他本身就是一部最好的新闻史，更是‘国际新闻’的最佳导师，让学生受益无穷”^[32]。

[参 考 文 献]

[1] [法]雅克·勒高夫著：《历史与记忆》,方仁杰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13页。[Jacques Le Goff,History and Memory, Trans.by Fang Renjie, Beijing: Renmin University Press,2010,p.113.]

[2][英]阿兰·德波顿：《新闻的骚动》，丁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第6页。[Alain de Botton,The News: A User's Manual,Trans.by Ding wei,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2015,p.6.]

[3]方汉奇：《关于新闻史研究的几点体会和建议》，载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70页。[Fang Hanqi, “Views and Suggestions o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Journalism”,By Fang Hanqi,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Taiyuan: Shan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1,pp.770.]

[4]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编：《台湾当代人物辞典》，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年，第100页。[Taiwan Institute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eds)，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Figures in Taiwan, Beijing: Encyclopedia of China Press, 2003, p.100.]

[5] 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增订版），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415页。[Xu Youchun(eds), Dictionary of People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Revised Edition), Shijiazhuang: Hebe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7, p.2415.]

[6]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二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Fang Hanqi(eds),General History of Chinese Journalism (Volume II), Beijing: Renmin University Press,1996.]

[7]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中），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Fang Hanqi(eds),Chronicles of Chinese Journalism (2),Fuzhou: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00.]

[8] 王洪祥主编：《中国现代新闻史》，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年，第240-252页。[Wang Hongxiang(eds),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Journalism, Beijing: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1997, pp.240-252.]

[9] 曾虚白主编：《中国新闻史》（第五版），台北：三民书局，1984年。[Zeng Xubai(eds), History of Chinese Journalism (5th Edition), Taipei: Sanmin Book Company, 1984.]

[10] 陈云阁：《重庆世界日报记实》，《新闻研究资料》1981年第4期，第45-87页。[Chen Yunge，Chronicle of Chongqing World Daily, News Research Materials, No. 4(1981), pp.45-87.]

[11] 许新民：《滇缅抗战稀见文献知见录》，《贵州文史丛刊》2015年第3期，第19-27页。[Xu Xinmin, Records of Rare Documents in Yunnan Myanmar Anti-Japanese War, Guizhou Literature and History Series,No.3(2015),pp.19-27.]

[12] 张文芝：《战地记者笔下的中国远征军》，《云南档案》2016年第1期，第29-33页。[Zhang Wenzhi, Chinese Expeditionary Army in the Works of War Reporters, Yunnan Archives, No. 1(2016), pp.29-33.]

[13] 董晓霞：《滇缅抗战与现代文学》，重庆：西南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论文，2012年。[Dong Xiaoxia, Anti-Japanese war in Yunnan and Burma and Modern Literature, Chongqing: master's thesis of Chines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in Southwest University , 2012.]

[14]俞元桂等：《中国现代散文史（1917—1949）》，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第397页。[Yu Yuangui（et al.eds),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Prose (1917-1949),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9,pp.397.]

[15] 萧乾：《在洋山洋水面前》（代序），载萧乾：《海外行踪》，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第1页。[Xiao Qian, In Front of Western Mountain and Rivers (Preface), in Xiao Qian, Overseas Whereabouts, Changsha: Hun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3, pp.1.] 后来虽有人指出不实，但其后萧乾并未修改。参见萧乾：《海外行踪》，上海：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1页。[Xiao Qian,Overseas Whereabouts,Shanghai: Oriental Press, 2006, p.1.]

[16] 毛德传：《采访欧洲战场的中国记者并非只有肖乾》，《新闻大学》1999年第4期，第61页。[Mao Dezhuan, Xiao Qian is Not the 0nly Chinese Journalist Ever Covered the European Battlefield, Journalism Research, No. 4(1999),pp.61.]肖乾应为萧乾。特此说明。另外，毛树清为毛德传的叔父。1999年6月2日，毛德传给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写了一封信，称一些媒体所谓萧乾是二战期间唯一采访欧洲战场的中国记者的宣传，在外面“反映很坏”：一则可见内地新闻界相关信息之不灵；二则也太有违历史，不实事求是。《国际新闻界》1999年第4期刊发了该信，并同时刊发他写的《采访欧洲战场的中国记者不止萧乾一人》一文（第28-29页)。[Mao Dezhuan, Xiao Qian is Not the Only Chinese Journalist Ever Covered the European Battlefield,Chinese Journal of Journlsim&Communication,No.4(1999),pp. 28-29.]文中称：“事实是，中国记者参加二战欧洲战场采访报道的除代表《大公报》的萧乾外，还有代表《中央日报》的毛树清、代表《中国广播电台》的陆铿以及乐恕人(中央日报记者)、代表《中央通讯社》的余捷元和代表《新民报》的丁垂远”。

[17] 陆铿：《不带地图的旅人，安息》，载吴小如、文洁若编：《微笑着离去：忆萧乾》，沈阳：辽海出版社，1999年，第270页。[Lu Keng, A Travelers without maps, Rest in Peace, in Wu Xiaoru and Wen jieruo(eds),Leaving With a Smile: Recalling Xiao Qian,Shenyang:Liaohai publishing house, 1999,p. 270.]该文原载《中国时报》1999年3月6日。

[18] 刘宪阁：《萧乾“对采访欧洲战场的惟一中国记者”问题之反思与澄清》，《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第41-46页。[Liu Xiange，Xiao Qian's Reflection and Clarification on the Issue of "the Only Chinese Journalist Ever covered the European Battlefield", Modern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No. 4(2014), pp.41-46.]

[19] 原文引述来源于乐恕人：《肖同兹的重托与纽伦堡采访》，载《常宁文史资料第4辑：肖同慈和中央通讯社》，政协常宁县委员会，1988年，第53页。[Le Shuren: Xiao Tongzi's Great Trust and Interview in Nuremberg, in Changning Literature and History( volume 4): Xiao Tongci and Central News Agency, Hosted by Changning County Committee of CPPCC, 1988, p. 53.]

[20] 王明亮、秦汉：《从记者到“新闻官”：国民党新闻管理者的职业抉择和职业悲剧——以董显光、曾虚白、马星野为中心的探讨》，《国际新闻界》2015年第10期，第127-148页。[Wang Mingliang, Qin Han, From Journalist to "Governor of Journalism": Career Choice and Tragedy of KMT News Managers:A Discussion of Dong Xianguang, Zeng Xubai and Ma Xingye, Chinese Journal of Journlsim&Communication, No. 10(2015),pp.127-148.]

[21] 邱家宜：《战后初期（1945-1960）台湾报人类型比较研究——吴浊流、李万居、雷震、曾虚白》，台北：世新大学传播研究所(含博士班)博士论文，2010年。[Qiu Jiayi,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Types of Taiwan Journalists in the Early Postwar Period(1945-1960): Wu Zhuoliu, Li Wanju, Lei Zhen, Zeng Xubai, Taipei：Doctoral Dissertation of Institute of Communication in Shixin University (including Doctoral program), 2010.]

[22] 田立仁：《中日战争与第一次缅甸作战（1931-1942）》，新北：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硕士论文，2000年。[Tian Liren,Sino Japanese War and the first Burma War (1931-1942), New Taipei City:Master's thesis of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Strategy in Tamkang University, 2000.]

[23] [法]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6页。[Foucault，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Trans.by Xie Qiang and Ma Yue, Beijing: Sanlian Bookstore, 1998, p. 6.]

[24] 彭瑞金总编辑：《2007台湾文学年鉴》，台南：台湾文学馆，2008年，第162页。[Peng Ruijin(eds), Taiwan Literature Yearbook (2007), Tainan: Taiwan Literature Museum, 2008, pp.162.]

[25] [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8页。[Paul Connerton,How Societies Remember,Trans. Naribilige,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0, p.18.]

[26] 乐恕人：《检点生涯三十年》，载郑贞铭编：《中国名记者的故事》，台北：中国文化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华大典编印会，1966年，第1-51页。[Le Shuren,Looking Back My Career of Thirty Years of punctuality, Zheng Zhenming(eds),Story of Famous Chinese Journalists, Taipei: Institute of Journalism, Chinese Academy of Culture, Chinese Encyclopedia,1966,pp.1-51.]

[27] 陆铿：《陆铿回忆与忏悔录》，台北：时报文化出版，1997年。[Lu Keng, Lu Keng's Recollection and Confession,Taipei: times cultural publishing, 1997.]

[28] 胡百精：《互联网与集体记忆构建》，《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第98-106页。[Hu Baijing，The Internet and Construction of Collective Memory, Social Sciences in Chinese Universities,No. 3(2014), pp. 98-106.]

[29] 李金铨：《记者与时代相遇：以萧乾、陆铿、刘宾雁为个案》，载李金铨主编：《报人报国》，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第451页。[Chin-Chuan Lee, Reporters Meet the Times: A Case Study of Xiao Qian, Lu Keng and Liu binyan, Chin-Chuan Lee(eds),Newspaper Man Serving the Country,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2013, p.451.]

[30] [意]翁贝托·艾柯：《植物的记忆与藏书乐》，王建全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10-20页。[Umberto Eco,La memoria vegetale e altri scritti di bibliofilia,Trans.by Wang Jianquan, Nanjing: Yilin Publishing House,2014, pp.10-20.]

[31] 方汉奇：《新闻史是历史的科学》，载方汉奇：《新闻史的奇情壮彩》，北京：华文出版社，2000年，第302-303页。[Fang Hanqi，The history of Journalism is the Science of History, in Fang Hanqi，The Extraordinary Emotions and Colors of the History of Journalism, Beijing: Chinese Language Press, 2000, pp. 302-303.]

[32] 郑贞铭：《记者需要典范》，《中国时报》2017年5月5日。[Zheng Zhenming, Journalists Need Models, China times,2017-05-05.]

[责任编辑：闫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