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渝

A freelancer in Beijing. 著有《麻辣人世间》、《爱这个世界,虽然它不够完美》。

一朝登台 至死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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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爱这个世界,虽然它不够完美》,张家渝著,秀威资讯


    去年和今年,我有幸到台湾政治大学访学,有一个惊人的发现:这所大学里不仅校长是任期制,各学院的院长也是任期制,最多两届。而劳工研究所的所长只干一届(三年)。

以政治大学传播学院为例,自1989年以来,共八届院长。2006年以前均为两年一届,而2007-2012年,钟蔚文成为在任最长的院长。

我特别问过该学院的知名学者冯建三教授。他说,院长一般年收入比教授高四分之一,而愿意当院长的,都不是为了那点钱,而是想在任期内推动一项改革。即令当了院长,因改革需要教授们支持,所以他自身的话语权也并不大。

于是我去拜访现任院长林元辉(2013年上任)。在院长办公室,他告诉我,当院长需要坐班,事务性的工作很多。我问,“那还做研究吗?”林院长回答得很坦诚,“没有时间,基本不做了”。

难怪,院长这个“官位”也不是学者们都想要的。我查了一下,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成立近二十年,历任所长已超过五人。

可是,反观大陆的一些大学或学院,情况却有很大不同。一般地说,大学校长都实现了任期制,但副校级、各院系负责人却并没有实现任期制,从登台到退休前依然稳坐钓鱼台的多得很。于是退休后,依然享受同等待遇的也不少见。

对这种现象,当事人当然可以列出一些自圆其说的原因:“我是创院(系)元老,没有人比我更有资格在这个位置”、“老师都很信任我”、“我早就不想干了,可没有人愿意上”、“每一届后投票,得票最高的还是我”……

其实这些托词并不是什么新鲜货。占位到底说到底还是要权力,而权力背后有利益。阿克顿勋爵曾说,“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如果细想下,“持续不断的权力也容易导致腐败”恐怕也不是妄语。

早在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直指“权力不宜过分集中”,认为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他直言,“任何领导干部的任职都不能是无限期的”。

相对来说,就高校来说,其运行系统相对封闭,尤其是中层管理系统(各院、系)。占山为王,且行独断之事,人事权、财权在手,难得没有问题。

教育主管部门也意识到任期制的重要性。早在2000年,中组部、人事部和教育部联合下发的《关于深化高等学校人事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中,就提出了“任期制”:“探索实行高等学校领导班子和领导人员任期制。要明确任期目标,加强届中、届满时对完成任期目标情况的考核,并把考核结果作为对领导人员奖惩和任用的重要依据”。

2017年,中组部和教育部又印发《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规定:“领导班子和领导人员每个任期为五年,领导人员的任期一般应当与领导班子任期相一致。领导人员在同一岗位连续任职一般不超过两届或者十年。工作特殊需要的,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经批准后可以适当延长任职年限”。“完善领导人员交流轮岗制度,积极推进高等学校之间交流和学校内部轮岗”。

虽然两个文件相隔近二十年,我们可以抱怨还停留在“暂行办法”阶段,但不可否认“学校内部轮岗”是一个好提法。

回到台湾一些大学的做法,无论是政治大学传播学院和劳工研究所,还是台大新闻研究所,领导职务正是教授们轮流来做。其现实意义是,对同仁来说,可以通过平等的机会担纲改革重任;另一方面,通过任职,可以换位思考问题,退位后亦可有助于系统的有效运行。

作为高级知识分子,高校的教师们应该说是社会的精英,往高了些,是全社会的良心。如果他们紧抓权力,积极套利,对社会风气害莫大焉。

为对抗可能的不正之风,推行任期制和换岗制是良药,但不是神药。最重要的是,要把领导岗位身上的附加值公开化,而且对其权限(尤其是人事权和财权)进行限制。

这样的设计当然只适用于高校,对公共部门亦有参照意义。若能推行,“一朝登台,勤勉工作”或不再是一句空话。

            2017年4月19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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