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月

惟江上之清风

[旅行家]我的精神抗疫笔记:这一场该死的舆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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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爆发以来,中国人受到的精神冲击不亚于疫情,在这该死的舆论战中,如何独立思考问题?

写这篇文章注定是吃力不讨好,篇幅长、内容多,很多人会不耐烦看。只是看到某些所谓作家满口胡沁、贩卖死亡和焦虑也能获得大量点击,甚至成为一部分人的精神安慰剂,我觉得作为中国一个普通网民,在1月底到2月这一段抗击新冠疫情期间经历的舆论战争,也是很可歌可泣值得记录的一段经历。这篇随笔姑且算是一个普通人的精神抗疫笔记吧,也许十年之后回望自己的文字,也是很珍贵的历史记录呢。

文章分为五个部分,分别讨论了事件起源、谣言散播、辟谣反击、独立思考、精神健康五件事。全文共2万字,全部阅读约需要45分钟。

一、你正在参与并创造的都是载入史册的壮举

很多人听到武汉发现新的冠状病毒的这一说法,其实早于2019年12月底。其时新闻已经披露武汉发现不明原因的新型冠状病毒。新闻是全国转发的,但相信大部分人跟我一样,并没有特别关注,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在想着跨年,都在展望和感慨“THE 2020年”要来了。即便多看了两眼报道的,心中多半也会想:作为经历了SARS的惨痛的中国,对一场类似的悲剧一定有足够的控制力和预警力,病毒能翻出什么花来呢?

出于这样的心理,当元旦封市前朋友跟我说,建议关注投资医药股的时候,我根本没有在意,认为这也就是一时的行情,关注武汉?不如关注那个并没有概念但听起来就令人闻风丧胆的鼠疫呢——其时内蒙古正有肺鼠疫患者送到北京就医的新闻。

2020年1月1日至1月20日,中国人民错失了什么?当时网络舆论沉浸在美国与伊朗的嘴炮及争端中,加上诸如俄罗斯政局调整,英国脱欧,英国皇室变故,乌克兰坠机,台湾黑鹰坠机,科比坠机,澳大利亚的山火给野生动物带来了毁灭性打击,中美贸易战第一轮协议等重磅新闻,大家纷纷感慨2020年开年真是太难了,20天发生的事情已经可以填满全年十大新闻。直到钟南山确定地在新闻发布会上表明“武汉发生的不明肺炎有人传人的情况”之前,没有人想过2020年的2月要用这样的方式吊打1月,而中国人的中国年,过不好了。

1月20日,一个微妙的时间节点,离除夕还有4天,学生已经返乡,农民工基本到家,各大城市的白领们要么包袱款款去机场车站,要么也在打包行李计划好假期行程了——除了一些特殊行业和一些真·耿直的公务机构、国企、外企坚持要到法定假日放假,这个国家已经开始充满了懒散而喜庆的气氛。

我近来偶尔会有这么一种想法,新冠肺炎这么一个高传染性、依靠飞沫就能感染的传染病(最新R0值高达3-4)选在全世界规模最大的人口迁徙行动(2020年春运预计4.5亿人次)中爆发,爆发点还是全中国交通最发达的大型城市之一(武汉常驻人口1500万,2019年春节转运旅客1468万人次),这基本上是地球上传染病史的超地狱模式和至尊级别了吧?(对,电影都不敢这么拍)这么一想就会有感悟,中国人正在创造的是一个怎样的奇迹,而中国政府为什么说这一次挑战是建国以来都未曾有过的——我想,人类文明史上都没有发生过。

不管怎样,悲剧终究是发生了。1月20日到1月23日,全国人民都有些茫然,有些无措,而武汉人民则有些恐慌,有些不解。1月23日10点,武汉封城,1500万人口(如果考虑武汉方面说法离开了500万人左右,那么还余下1000万人左右)成为了疫情的第一批牺牲品。

从封城的那一刻开始,我们的媒体反复告诉我们,武汉是一个英雄的城市,封一城保一国,全国人民都欠武汉的。我想当时没有一个人想得到,武汉到底要付出什么代价,全国人民到底欠武汉多少。那惊心动魄的一夜之后,武汉人成为了笼中鸟,前几天万家宴的热闹未散,忽然之间被告知全城封禁不得外出,有些人已经早早离开,也有许多人选择与这座城坚守。

我觉得这是史诗。不论走的人,留的人,还是其他省市被隔离的人,都是这宏大而艰难的抗疫行动下的目击者、记录者、牺牲者。

然而也正是因为数以十亿计的人民正在经历,新冠病毒才会成为一种不可承受之痛,它不仅侵蚀你的呼吸道、消化道,它还侵蚀你的大脑,改变你的人生,给你带来史无前例的精神冲击和信息震荡。

1月21日,我在无知无识以及对这个国家抗击病毒的迷之自信中离开北京,回到了福建老家,满脑子里都是春节怎么走亲戚、吃美食、四处逛逛。1月23日开始,我日日接受信息轰炸,日日在情绪的巅峰与低谷中煎熬,日日在谣言和辟谣之间拷问内心的信仰,日日在艰难与无眠中选择探索真相。1月29日,我怀揣不安登上了返京的火车,开始了居家隔离并与信息爆炸做对抗,与自己做和解,2月3日,假期结束开始在家办公,直至今日,吃的着,睡得下,有闲心把心情分享出来。

二、在谣言和真相之间反复横跳的媒体

1月底2月初,凡是刷微博的人都有一种感觉,每天的心情在“厉害了我的国”和“人间不值得”之间反复横跳,以至于白天经常听到的新闻是国家一直在努力抗疫,各项措施有序进行,到了晚上则听到了各种民间无助、抱怨、哀嚎、悲鸣、黑幕、批评、愤慨、嘲讽的声音,种种负面情绪如同无尽深渊中的恶魔,缠绕着,咆哮着,把很多人气得半夜两三点也睡不着,强迫症般地刷微博、转朋友圈。

久而久之,我发现所有人已经陷入了一个圈套:自媒体发布一则存在问题的新闻,过不久官方媒体去证实或者辟谣,证实的新闻官方很快表示要整改,但自媒体方却认为官方不可能整改,只是敷衍;有些信息官方辟谣,自媒体依然不信,创造出了“造谣式辟谣”的神奇词汇,并坚称自己是在批评与监督,然而这些自媒体本身又创造出了“造谣式批评”这样更为神奇的做法,于是跟不上进度的民众在谣言和真相之间反复横跳,有时候要反转数个来回,一时间竟不知道站哪边才好。

尼采说:“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亦成为恶龙;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将回以凝视。”

我这里不想去回顾或者评价什么消息是谣言,什么消息是真相,这些都要留待读者思考。我想讨论的仅三个问题,我们看到了什么?谁让我们看到的这些?我们看到的是真实吗?

我们看到了什么?

传播谣言的人最擅长的是什么套路?开局一张图,后续全靠编:例如一张经过精心编辑和剪裁的、你并分不清谁在和谁对话的微信截图,就能在朋友圈中疯传,而其中的信息不知真假,很容易被看到的人全盘接受。在这次抗疫期间,这个套路生出了新的玩法,开局一个小视频,后续全靠编:因为小视频有画面有声音,无中生有的更为绘声绘色,断章取义得更为南辕北辙。

如果你在疫情期间是个网虫,你一定或多或少听过“1月27日武汉感染超过10万人”“武汉街头有人莫名其妙倒毙不及送医”“武汉某医院地上躺了三具尸体甚至没有时间收拾”“红十字会侵吞物资,一线医院急缺防护”“武汉要断网”“城管对不戴口罩者、贫苦卖菜者暴力执法”“某求助者发言称自家亲人重病逝世,网友竟然要求贴出死亡证明”“武汉某名人全家感染去世的灭门惨案”等著名消息。孰真孰假?用时下一个流行的词来问:你在相信并转发之前,是否做过fact check(事实真相核实)?你做的fact check是否符合4W原则,即同时明确Who、When、Where、Why?你“看到”的4W是否为真的4W?太多的事实证明,经不起4W灵魂拷问的消息,基本都是谣言。更多的事实证明,当人们觉得转发并不需要负担什么责任的时候,他们脑中哪里还有4W,只需要一张没上下文的图,一段重新配音并出处不明的视频,就能尽信。在去年香港持续长达6个月的某活动中,虚假fact check唬了很多人,甚至有时候只要身边某个人说:“我已经check过啦,是真的”,就有人傻傻的信了,并自觉加入转发扩散的圈子中,并信誓旦旦的对别人复读说:“我已经check过啦,是真的”,哪怕官方出来说没有这回事,也会被冠以“官方在以辟谣隐瞒真相”的帽子。

谁让我们看到的这些?

也许有人说,这种尽信错不在“我”,“我”没有辨识能力,媒体有,应当由媒体来做fact check。很不幸,这个世界上的媒体追求的从来不是真相,是点击率、关注度、转发度,是流量。“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说的是造谣的信息往往耸人听闻、超出人类认知常识,给人带来一种“还有这种事”的猎奇感,于是转发者众;而辟谣却需要花时间、精力去核实4W,有时候费时费力核实出来了,转发寥寥——大家的关注度已经在下一个谣言了。在这样的环境下,媒体发新闻的第一要务绝不是fact check,而是这条消息是否够劲爆。所以你看到的东西,是媒体想让你看到的东西,而不是你自以为的嗅觉灵敏、信息通达。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本就悲伤却极尽荒唐的夜晚:

“悲伤:李医生九点去世”

“辟谣:李医生还在抢救”

“反辟谣:李医生已经去世,医院只是假装抢救”

“反辟谣的辟谣:医生都在全力救治,没有假装抢救一说”

“反辟谣的辟谣的辟谣:医生假装抢救是因为救治迟了怕担责任”

“反辟谣的辟谣的辟谣的辟谣:医生尽力抢救到最后,同事们都很悲痛”。

那天夜里没有蹲到凌晨四点靴子落地的朋友,恐怕很难想象当晚到底发生了怎样的舆情,有些人是怎样迫不及待的要沾人血馒头,有些媒体是怎样迫不及待的等着李医生去世来给他转发的消息带来关注流量。

这舆情席卷了大陆所有媒体以及一部分国际组织账号,几无幸免,不论是根正苗红的“紫光阁”“共青@团@中央”,还是号称官媒的“人民日报”“新华社”,还是这次疫情中表现尤其南方系的“澎湃新闻”“三联生活周刊”“新京报”“财新网”“环球时报”,还是大家觉得一定很严谨的“WHO”等外媒单位,都在完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第一时间转发,然后有人删帖,有人辟谣,有人反辟谣。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所有的媒体的公信力,在这一次次的反转再反转中被消耗殆尽。

李医生事件前后是中国舆论场的一个转折点。在那之前,善良的中国人民只是单纯关心着武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由于媒体报道的缺席,武汉成为了带着想象空间的修罗场,任何编造的新闻——你无法证明它是真的,当然你也无法证明它是假的——当能够刺激人的感官,给人带来震撼时,便有人全盘接受。在那之后,有一部分人幡然醒悟,他们开始怀疑:

我们看到的都是真实吗?

这是这次疫情中“阴谋论”的开端。

就我所知,这“阴谋论”并不仅是捕风捉影。

起初,只是谣言中夹杂着某些邪教宣传,或者出现了统一话术、统一模板,或者是某些人的回复言必称“民主自由”,有时候只是大家发现一些账号注册时间、起名规律、使用文字都带着一定特征。后来,这些现象指向了一个复杂的利益团体:公知、恨国党、香港黄丝、轮子、湾湾网军。再后来,大家惊奇地发现原来外网挂着的很多新闻都毫无依据,肆意编造。

一些人笑着说:你们都是被害妄想症,哪有什么境外势力,哪有什么蓄意造谣,你们这个社会就是有问题,不让批评了怎么的?一些人恨恨地骂:你们分明是抹黑政府,现在大局为重,你们还在各种造谣、转发负面消息,美其名曰传播真相、监督管理,实际就是不想我们国家好!

于无声处,中国抗疫的舆论战默默打响了。

三、在防守与进攻中逐渐成长的网民

因为一种叫做墙的不可描述物品万年背锅,中国的网民一度显得特别天真可爱。他们本能地相信着“有图有视频就是事实”“媒体转发的就一定是经过验证的新闻”“大V要顾着自己影响力,是不会编造谎言的”“我发的消息被删帖了,一定是政府又在管控我的自由了”“平台是公正无私的,某些账号(没)被删掉一定是他们说谎(实话)了”等并不正确的认知,而图片视频造假、随意转假新闻、编造谎言吸引眼球、平台有自己的政治倾向、某些有流量的大话精能长期存在甚至活跃于平台等套路在Facebook、Instagram、YouTobe等媒体上广泛存在,中国人吃过大亏。

这一场精神抗疫的舆论战,截止3月初,我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疫情爆发至2020年2月7日凌晨,是被动防守阶段;2月7日至2月22日,是主动防守阶段;2月23日至目前,是主动进攻阶段。

(一)被动防守阶段

如果说1月23日是舆论爆炸的起点,那么接下来的两周,中国的网络舆论环境称之为哀鸿遍野都不为过。

庚子鼠年到来前的除夕夜,中国网民连吐槽春晚这样的大型娱乐活动都不香了,大家都在关心武汉医疗资源挤兑;大年初一,互相拜年的心情也没有了,大家讨论的是要建设火神山医院,有的人夸中国速度世界一流,有的人批就会做表面工作没有应收尽收;到了年初二、初三,大家意识到自己可能出不了门,连口罩都买不到了,网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闲在家中,拿着放大镜刷所有爆炸式的信息,然后传播着愤怒与恐慌。

有时候我回想起这一段,总有感慨:群体是不可能一直维持理智的,并且群体的情绪是很容易被引导和利用的。

疫情爆发初期,湖北、武汉政府的官僚主义、无所作为、不知所谓、不负责任应该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从“有限人传人、须得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到国士钟南山踢爆“人传人是必然存在的”,人们似乎才意识到这到底是一场怎样的灾难,央府无奈以雷霆手段下令封城。

封城的确是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事情,但建国前并不是无章可循。封城令我们无从猜测是谁、如何做的决断,这采用的是1910年黑龙江肺鼠疫爆发时期华人医生,北京协和医院主要创始人伍连德建议的方法:封锁感染区域、限制人口流动、戴口罩、隔离观察、火化感染尸体,这方法在110年前落后的东北地区成功阻断了肺鼠疫这样依靠飞沫传播的烈性传染病,在这次主要依靠飞沫传播的新冠肺炎的疫情中同样也奏效。

湖北1500万人口,1月22日晚宣布封城,还给了个窗口期,到1月23日10点才完成。然而湖北政府施施然告诉我们:封城之前已经离开武汉的人员可能有500万人,去向全国各地。这一操作直接将整个中国拉入了紧急停摆状态,各省纷纷拉起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但是传播已经无可避免。

对于你我他来说,这件事情最大的影响莫过于将我们从看客变成了受害者。

我想当时骂湖北、武汉政府的网民应该快把“央视新闻”“共青@团@中央”“武汉发布”等几个媒体的评论区掀翻了,大家都觉得逻辑链应该是这样:地方政府早知人传人——为了“两会”或者其他官僚主义的不可告人之目的瞒报并忽悠了群众“有限人传人”——感染人数指数增加并开始挤兑医疗资源——瞒不住了之后放了一个大雷让全国人民收拾烂摊子。

我不替湖北、武汉政府洗地,在当时我自己也是这样的逻辑链认知。然而过了一个多月之后,回看世界上美、日、意等国家的做法,我忽然明白了当时做决策的人不是失了智,他是出于他的考量的:在严苛的检测条件下,发现的案例并不多,流行病调查显示也没有人传人迹象,这一切都指向“可防可控”,何必把事情搞大,说不定搞大了乌纱帽不保,只是——这考量的天平上,并没有把阻断传染病、挽救个体生命放在最重要的那端。

这是政治问题,也是体制问题,但不是我们中国一家的问题,应该是世界的政治体制发展至今,遇到的两难挑战:保持一个系统表面化的正常运转,牺牲小团体利益,还是要最大程度的关注小团体利益,但是可能牺牲大团体利益。执政者是在引导一个体系,这个体系的停摆要付出极大代价,而在科层制政府体系下,负责任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以什么标准来选择负责任的对象是更加艰难的事情。

用我一个朋友的话说,新冠病毒用武汉超高的感染人数、重症率和病死率在科层制政府体系上狠狠打了一巴掌:你以为你选择了维持社会稳定的正确方法,以为又能来一波可歌可泣的丧事喜办,但是在自媒体的放大下,个体悲剧和群体利益没有孰轻孰重,做错了选择,就等着被感性人群的舆论淹没。

说回封城这件事情。相信决策时地方政府并没有想过具体该怎么办,一切都来得太快太急了。但既然逼到了这个份上,正常人想的就会是如何把体系保持运转下去,无非是人、财、物三件。

先说人,自媒体踢爆的吐槽点令人猝不及防:基层排查人手不足,表格式抗疫屡见不鲜,志愿者被卡,居民到处乱转,感染新冠肺炎的病床不足,本就有其他基础疾病的求医无门,有特权的竟然还能挑三拣四——这简直是对基层执政能力的大考。

再说财、物,全国第一时间如雪片般捐赠医疗物资与经费,然后统一趴在慈善总会、红十字会的账上数日不动,医生急需的医疗物资迟迟无法调配,卡的一线医院不得不联合在媒体上发布求助信息。另一方面,好不容易公布了一些账目出来的红十字会,却被人发现物资的走向并没有如大家所意料的那般,各种非一线的公务机构吃拿卡要的情况都露出端倪,央视直播竟然当着1300万人的面赶记者。

无疑,湖北的执政呈现的是系统性的问题,无异于把全中国人民的善心摔在了地上,掰开揉碎踩两脚给你看,无怪让网民高呼“湖北上空是有黑洞吗”“湖北再发生什么超出常理的事情都不会惊讶了呢,毕竟是高出天际的官僚主义啊”。

所以当时的舆情汹汹可以理解,我从中感到了网民一种朴实的诉求:求把事情办好,不要辜负全村把最硬的鳞都交给了你。

可惜,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有一种鸟,叫公知。

我不去定义公知是什么,只要大家来熟悉一下这文风:“健康的社会不能只有一种声音”“这个国家怎么了?我气的浑身发抖,流下眼泪(简称:冷、抖、泪)”“谣言是未经证实的真相”“你爱中国,中国爱你吗?”“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国外,一定不会是这样的,他们有完备和健全的XX体系”“难道就不能批评了吗?”“难道你觉得政府没有任何隐瞒吗?”......如果你见过这些句子,我想先问一句:你认同这些话吗?你有没有发现,这是一种话术,它用反问、疑问勾起你内心的不赞同,而这些话套用在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事件上其实都可以?你有没有思考过,随意质疑并否定他人的观点是否需要明确的证据、清晰的论点和正确的三观?如果一句冷淡的“呵呵”就能挑拨起你的情绪,是否要关注一下自己是否被套路了?

所以在李医生事件之前,中国网民完全是被动防守状态,而被动防御是一种很负面的状态,积极的、鸡血的信息很难将人从这样的语境中拉出来。这个国家的宣传机构狼狈的发现,他们熟悉的、擅长的、传统的丧事喜办无效,领导重视通稿无效,基层贯彻落实通稿无效,厉害了我的国通稿无效,这些人只关注传染病本身,只关注被封了的那一座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而这竟然没有一家媒体能够客观、真实地报道。

应该发声的没有正确的发声,导致不应该发声的随意编造谎言蒙蔽众生。

(二)主动防守阶段

2月7日是一个悲剧般的转折点。这是以我们终究失去了一个善良的、温暖的、优秀的共产党员作为代价的转折点。自2月7日起,我注意到微博开始每日推送“微博辟谣重要信息汇总”,微博网友终于可以不用过那种“每天晚上一波节奏,一晚上舆情散播出去之后气个半死,第二天辟谣转发无人理会,当晚再推送新的一波舆情”的生活了。此外人民手机报也每天通过手机短信开始推送新闻版,主要是汇报每天的疫情进展以及一些科学理解方面的误区。这两项推送基本上涵盖了当天发生的大部分舆情,这一阶段的谣言主要集中在武汉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全国不戴口罩的人被各种“折辱”、蔬菜物资管理不利、医护人员生活关照、复产复工导致感染等民生话题上。

我觉得这是巨大的进步。一是因为我们终于懂得集中力量防守,而不会总是被某个突如其来的小视频打的猝不及防,二是舆情已经成为了一个相对成熟的督政平台,大家对民生保障的质疑,其实也是因为新冠病毒传播和死亡的威胁已经稍缓,而大家开始关心起生存以外的更高需求了。我更欣喜地看到,很多舆情如果是真的,很快就会纳入整改,说明老百姓的意愿一直在被关注着。

甚至,我也会反思一件事情:政府是不是过于在意网络转发的这些言论了,以至于每一项舆情都辟谣,如果是真的就马上改的做法,似乎惯坏了某些巨婴。

些巨婴的口中,所有人都应当按照他想要的方式生活。即便是隔离在家,他们也想要丰富而廉价的食物、任劳任怨的社区工作人员、态度亲切和蔼的基层管理人员,闷了可以出去溜达,饿了食物要送到家门口,要管好慢性病、罕见病患者,照顾女权和LGBT人士要求,以及打点好其他我们想不到的方方面面等等等等——我不是说他们的诉求不对,这在正常社会中都是极其健康的诉求。但在防疫的战争中,人道主义的关怀只要一时笼罩不到他看见的地方,立刻就会出现嚎哭、嘲讽和愤怒,似乎撒着泼说着这届政府毫无人权。

我有一位朋友似乎就很喜欢转发这些哀嚎,这时常让我感到迷惑。

我不否认发声的正当性。但表达意见是否只有嘲讽一种负面的方式?在找到政府管制的漏洞时,你是在批评还是在嘲讽,这态度很重要。

我不排除有搞形式主义、拿着鸡毛当令箭的基层,但我一直相信这是少数,因为我知道的大部分基层真的在忙碌干活,他们很可能真的就是太累了而无法顾及文明的话语,实在劝不动到处乱晃的市民了所以采取激烈的措施,头绪太多了而忘记了某个弱势群体,被压任务压怕了所以没办法应管尽管。他们也都是怕死但不得不为你出门的普通人而已。

我一直推崇行动派,志愿者们每天奔波筹谋是我认为最好的公众参与方式,但这毕竟有准入门槛,很多人只能在家发牢骚。当一个人拿着放大镜去看政府战时管制措施是否考虑民生时,我想他可能弄错了出发点。

这是战时,政府的出发点不是搞民生,也无暇去考虑封城对不对,最重要的出发点是大家都活着,健康的活下来。

真正的惨剧,是那些全家感染去世的案例,那些因为疫情慢性病、基础病得不到救治的案例,那些眼睁睁失去了亲人的案例。他们其实不是案例,都是活生生的人。

所以有时候我对于那些网络求助帖相当排斥。当然我觉得这不见得是对的,却又忍不住那么去想:在武汉医疗资源已经出现挤兑的情况下,通过网络求助受到关注的个体获得了医疗资源,是不是意味着在这个城市里就会有另一个“老实人”因为没有发声甚至不会上网络而失去了医疗资源乃至生命?出于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原则,这些“老实人”的话语权是不是被牺牲了?

转念一想,他们争夺的其实不是话语权,是生存权。

这在疫区无可厚非,有限的资源总是会引起抢夺,为了生存,很多事情是不重要的。而为了争夺生存权,被他人质疑求助的真实性,要求提供真实的身份资料,是否也是应有之义呢?毕竟你正在用键盘去争取一份资源,而这资源是救命的。

所以我不是很能理解“某些辟谣的人竟然要求助者贴出身份信息和病例,否则就是造谣,人家已经很惨了,还这么迫害人家”的言论。

大家都是为了这份生存权而谨慎而已。

(三)主动进攻阶段

这是一个意外频出的时代,是一个你永远不知道明天会发生惊喜还是惊吓的时代,是一个有趣的时代。

2月21日,中国的新增确诊病例下降到400例以内,国内形势大有好转,而韩国却报告因参与邪教的第31例确诊患者导致疫情大爆发。此后,意大利、伊朗、日本、美国,相继进入防疫状态,意大利出现了爆发式传染,伊朗出现了超高死亡率,日本钻石公主号危机正式蔓延到国内,美国则有几个案例怎么也找不到流调源头。与此同时,台湾地区的感染人数一直稳定地保持日增长0-2例而被网友广泛吐槽,很多人怀疑与所有疫情国都有密切联系的台湾在瞒报。中国大陆遭受到的攻讦谩骂终于开始有了缓解。

2月23日,一件意外,彻底扭转了微博上的舆论风向。

最初看来,这不过是一些网友发了一堆关于怀疑台湾瞒报疫情的牢骚,用了一些特殊的网络用语而已,例如“我三姨是在台湾焊井盖的”“死亡人数如果超过XX个领导就要下台”“一车一车尸体往外运”“殡仪馆手机撒了一地都是”“焚烧尸体导致空气质量下降”。看到这些,经常上网的人总会会心一笑,因为这都是那些年我们大陆被台湾所谓“自由媒体”以及国内某些公共知识分子造过的谣,有一些正是新冠肺炎期间新鲜的谣言。但是这流言传到台湾,相关部门却高度警惕,不仅在东森新闻、三立新闻等以往污名化大陆最积极的谣媒上澄清,还派出人员到台疾控部门附近查看,确认办公大楼前的马路上并未铺设有井盖。

流言全文如下:

我三姨是在台湾焊井盖的,昨天在台疾控部门门口马路工作的时候,听到几个当官的聊天说,如果超过四十个案例,菜省长就要下台,所以一直压着真实数据,其实疫情已经在高雄、台南等地传播了,每天都运好几卡车的尸体去台中统一焚化,所以最近台湾省中部的空气质量又下降了,太可怕了。

这篇流言是简体字,而且漏洞百出,遣词造句都明显是大陆文法,网友po贴的时候抱怨的意味远远大于故意编造的想法。

但是台湾的反应大的惊人——这让网友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从此再也收不住节奏。以帝吧为代表的一些网民开始把武汉封闭期间收到的所有小视频、谣言等全部改头换面,打包还给蔡英文据说花1450万打造的网军。

这充其量算是大陆民兵出征吧,这些谣言的质量低劣程度,在大陆都是被当做笑话看的,然而没有想到在台湾产生了奇效:蔡英文、苏贞昌、陈时中等高官纷纷亲自下场辟谣并严厉警告。

大陆民兵钓鱼钓出台湾所谓“最高领导层”,这是大陆人万万没有想到过的。

明明,这些都是利用4W原则可以很轻易分辩出来是谣言的信息,为什么台湾人那么信?甚至有网民高呼,这么多年我们竟然走错了道路,没有悟到统战的最高境界是以牙还牙,打包送回。

有个网友的观点我觉得说到了核心:因为他们常年浸淫在这样漏洞百出的话语体系下,这些耸人听闻的文风都是他们所熟悉的,也是他们的谣媒对大陆造谣时所惯常使用的,现在看到同样画风的台湾相关内容,台湾老百姓能不信吗?

我不评论网友去台湾钓鱼的这个行为有没有道德问题,但这确确实实起到了效果且大快人心——根据我的观察,2月23日之后,在大陆各种小视频、照片、文字的谣言急剧减少,公知、恨国党们也闭上了嘴巴不再鼓吹“这要是在国外,又如何如何”。最多也就只有一些公知酸道:“病毒的源头是你们,你们有什么值得洋洋得意的,还喊着让别人抄作业,丑陋!”

活着,活下来,果然终究能够收获欢乐。

这一场舆论战,我们终究有了曙光。

四、在批评与嘲讽之间界限模糊的舆论场

关于舆论战的始末在第三部分已经介绍的比较完备。但在舆论战过程中,包括我自己也对信念有过动摇。以下是曾经有过剧烈思想斗争的一些话题,分享思考吧。

(一)关于湖北政府在疫情中的表现

这其实是一个很难判断的问题。首先我们在疫情中看到的不是一个完整的“湖北政府”,而是湖北省、武汉市、其他地市、各区、各街道数层地方政府组成的。

首先,其他地方政府或多或少表现出了一些管理问题,但湖北政府、武汉政府的作为应当是存在系统性坍塌问题的,通过网络新闻能够总结到的问题至少也有三条:

1.不负责任、互相推诿

至今,对于12月8日到1月20日之间究竟什么原因导致对病毒认知的误判,卫健委、专家、地方政府还在互相踢皮球。到底为什么得出有限人传人结论?到底地方政府认知中的可防可控是怎样层面的可防可控?民间的声音很多,各种阴谋论的流言都是因为未知带来的。我这里不想描述各种猜测、想象,但是这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终究是要有一个调查组,给全国人民一个交代,给世界人民一个交代的。李医生的调查组,重点应该放在这个时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上。

2.官僚主义、克扣物资

中国人真的团结,疫情发生之后,几乎全世界的医疗物资都在向湖北、武汉输送。1月26日晚,武汉市长周先旺在湖北省新型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将通过红十字会捐赠的,根据需要,迅速地分发到我们有关的需要的单位。现金直接归到财政,统一管理,避免出现环节上的漏洞。”

看似摸着良心说着这样的话,然后物资就卡在了红十字会。全世界的物资输送到湖北、武汉之后,公众听到一线医院的声音竟然一直是:不够!缺货!已经没了!这能不令舆论场哗然吗?

我曾经随着舆情扒过湖北省红十字会和武汉市红十字会的物资对外发布信息,深深感觉到工作原始、错漏百出、去向不明。短短三五天内,红十字会陆续爆出人手不足、号称心力交瘁、收到的几十万份物资只发放了几万份、上亿的资金趴在账上不动、发放的物资中医院只领到手套而一些旅游管理局之类的部门却分到大量口罩、36000个N95口罩分配给莆田系医院、协和一线医生在红十字会仓库门口没有领到口罩、同时鄂A0260W车牌的公务用车司机说为领导领了一箱子3M口罩等等事件,一时间丑闻缠身。央视记者专访红十字会仓库,本意估计是想给正正名,结果遇上了直接把记者赶出仓库,在1300万人的直播面前掐信号的神奇操作。

这一波舆情现在回想来看, 分配必有不公,但也未必如舆论场想象的那么离奇,八个字可以概括:职不配位、各方卡要。红会没有分配权力,各公务部门伸手要物资,只能优先考虑。在我看来给一线公务部门配备物资无可厚非,但其优先度是否超过了医院,值得怀疑。某些非一线公务部门甚至官员私人这个时候也借机索要,那就是真的不要脸了。至于背后是否有私人基金会的舆论炒作,没有证据之前我还是持保守态度不予评价。毕竟,慈善是一门生意。

这一事件最后的摆平是引入了专业的医药物流公司,一些定向捐赠物资也可以直接送到医院。专业人做专业事,是我们需要从这件事上学到的教训。而舆论场的不依不饶,是倒逼捐赠物资分配改善的重要因素。我想,舆论监督在这件事情上是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的

3.形式主义,倒逼基层

时至今日,武汉市依然每天新增确诊一二百例。在封城最初的两周之内,每天新增确诊两三千例,疑似患者不知凡几,所有人被迫居家,整个城市为数不多的运转,都落在了基层的头上。

什么是基层?于社会来说是物业、保洁、保安、快递小哥、外卖小哥、公交司机及其他志愿者,于公务机构来说是居委会、派出所、城管大队、各乡镇办事员、村长、村干部,所有你们以前觉得“低端人口”和“不和谐队伍”的那些人。他们也怕死怕累,所以会有偷懒搞形式主义的一面,但是他们也热血,所以你更应该看到他们在城市里逆行的那一面。

这个社会是由这些可敬的、逆行的普通人支撑起来的。

这就是领导们口中下达了“务必查清”“务必清零”“务必限时达到”等等军令状之后最被折腾的那些人。领导们只管某日某时之前必须收到结果,不论下达的任务是否真的超出了他们的工作量、工作能力和工作水平。而疫情前期有句话说的好:他们每天要填无数个表格,拍无数张证明在做事的照片,但并没有人给他们解决哪怕一瓶消毒液、一个口罩的问题。

也正是这群人,在网络上被拿着放大镜放在油里煎。摆拍,形式主义;不让进出社区、收取快递,与居民产生矛盾、口角、争吵;强制隔离的人溜达出来了,他们管理不到位;送菜的事情不如意,送的菜不新鲜,一定是他们克扣了、懒政了;逮着不戴口罩或聚众的人劝说,好言好语谁理你,恶言恶语马上上网曝光你暴力执法。对上,领导们觉得他们应当具备随时满足自己任何要求的素质;对下,居民们觉得他们应当是不知疲惫、态度和蔼、服务周到的永动机。

可有人想过他们也是别人的孩子,别人的父母,别人的夫或者妻,他们也想回家待在家里,而不是风里雨里雪里,拿着层层压下来的表格填报,或者冒着感染风险送着一整天也送不完的菜、物资、病人。

战疫是一场战争,战时最要紧的是生存。生存以外的问题,请各位呆在家中吃穿无忧的人们,给基层一些宽容心。舆论场在这件事情上,也请一边监督一边宽容。

我举个新鲜的例子。武汉监狱放行刑满释放的密切接触者黄女士到北京结果确诊新冠肺炎的舆情事件,3月2日出了调查结果,通篇一长串的问责中,一个特别不起眼的人物引起了我的关注:“在此执勤的武汉市东西湖区公安分局长青街派出所干警未按疫情防控规定要求对黄某英履行查控职责,将她们放行。”请各位设身处地为这位干警想想,同为一个系统的监狱警察开着警车送人出卡,这个派出所小干警还能拦着还是怎么的?有网友评论说,这事上干警应当大义凛然的拦住监狱警察,或者干警当时就算放行,立马给上级领导汇报,或者书面形式表达有这么个情况,估计会好很多。那么问题来了,基层最重要是什么?当“讲政治”和“讲党性”发生冲突的时候,怎么选择?如果拦住警察, 都是一个系统的,这位干警回头会不会被穿小鞋?如果放行之后再汇报,这个小干警就要忙着写书面报告汇报情况,尽职免责,这可不就是留痕重于实际,可不就是表格抗疫吗?所以个人认为,形式主义是倒逼出来的,是当前“讲政治”和“讲党性”发生严重冲突导致的,领导层发生决策错误,基层何其无辜要当这样的靶子挨枪炮?公众又何其无辜因为这样的官僚主义遭损失?

(二)关于央府在疫情中的表现

央府,国际社会眼中的中国政府,在中国人眼中扮演了青天大老爷的角色,干的几件也都是大事。1月20日发现人传人证据,1月22日决断武汉封城,1月23日执行,1000万人的城市至今封闭30多天,没有暴乱,没有物资供给不足,基本上所有人待在家里隔离,不可谓不果决。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十天完工,迅速交付,军管运营,中国速度。湖北政坛漏成筛子,派调查组、督导组,果断换将、换帅,问责一批人,雷霆手段。疫情好转之后,分级分批复产复工,眼光卓绝。

然而央府在舆论场上并不算是赢家。

· 世卫组织到中国考察一圈,对中国高度称赞,到了外国人口中,就变成了WHO是否收了中国好处的质疑。

· 美国带头之后,许多国家陆续将中国当作疫情国断绝航班往来并撤侨,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 雷火二神山的建设本想当作厉害了我的国的样板,但国内骄傲只是一会子的事情,国民更关注的是病员收治情况,给雷火二神山的祝福是“早日关门大吉”;在国外只引发了“这在我们国家会是什么速度”的调侃,当时的外国人并不care你的医疗救治能力有多惊人。

· 对台湾人而言,你“强国”早期在武汉就是掩盖真相,限制自由,草菅人命,没有人权。

· 对香港人而言,他们叫嚣着要对深圳完全封关“不让一个大陆人来感染香港”,却又幻想封关不封物资。在人人都买不到口罩的时候,林郑政府一口气申请1700万个口罩的援助,深圳又捐赠100万个,以及每天10万个口罩的善心,并没有换来香港人哪怕一丝一点的感恩,果不其然,2月29日晚黄尸又去太子站循例闹了一场,并且游行抗议将定点医院设在自己家门口。(问题是不让设置在香港任何一处地方,难道设置在深圳吗?)

· 对某些公知而言, 你中国作为病毒发源地,怎么不向国际社会谢罪呢?!湖北武汉的官员那样的作为,要是在日韩,可是羞耻的要自杀的!洋洋得意宣传抄作业,羞愧不羞愧?

· 对中国人而言,虽然李医生事件造成了舆情,但在这件事情上央府并没有亏欠什么,因此避而不谈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n Taxonomy of Viruses, ICTV)将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的正式分类命名为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SARS-CoV-2)这件事情,未免也太缺乏底气,够不上大国坦然的气度。

反思这一切,央府的问题在于太在意寻求认同感,而舆论宣传一败涂地。

对外宣传形象持续被美国为首的西方抹黑,所谓“官媒”在转发消息时竟然时不时干出反插一刀的勾当,前文很多公知言论竟然是出自前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主持人之口,自媒体在境外的声音被国外的社交平台掐的严严实实,长期处于墙内的中国民众则对“境外势力”无知无觉、嗤之以鼻,认为根本就是阴谋论。

对内宣传几十年如一日的僵化。这不是一个用“XX领导视察XX现场高度重视XX工作”就能够做统战的时代了,这种教条古板脱离实际的话术竟然一用几十年。这是一个自媒体、社交网络为王的时代,谁也不耐烦听别人说教的声音,大家只想听自己想听的,一个人民日报的郑重声明在社交媒体上可能还不如一个网红大V会讲事实、摆道理,具有影响力。不能输出价值观、不能输出正面新闻,不能给核心利益群体以认同感,国际社会上没有话语权,哪怕你兔干的再稳,也是没人夸奖的。

(三)关于科学界的社会责任问题

科学界应当是一个严谨的团体,在这次疫情的舆论中,显得却太不严谨。所有的科学家随意发声,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一时间缺乏根本科学素养的普通人根本不知道该听谁的。

我在短时间内就见到过数个版本、不同科研团体发布的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防护手册,当翻开这些手册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这大多是为了提升影响力而现凑的内容,看似内容丰富高深,实则对人民群众指导意义寥寥。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至今也没有看到几个关于口罩的比较好的科普。相信大部份人对口罩的认知也就停留在N95口罩和一次性口罩两个种类上。对于执行GB19083标准的医用N95口罩和执行GB2626标准的N95口罩和执行美标、FFP2欧标标准的N95口罩,几乎没有民众能弄清楚各自是怎么回事;而执行YY0469的医用外科口罩和市面上花花绿绿各式各样的一次性医用口罩之间什么差别更是无从谈起。更遑论知道除执行等效GB19083标准、YY0469标准和YY/T 0969标准的口罩之外,其他口罩大部分不检测防病毒功能这一常识了——当然,有一说一,戴口罩永远强于不戴口罩,正如洗手永远强于不洗手。

而那位因研究了穿山甲,发布会上便称“新冠病毒属于SARS病毒”,给人们带来了莫大迷惑之后,当晚又辟谣称“口误”的农大教授,也给科学家形象抹了好大一笔黑。

由于部分科学家社会责任的缺失,和另一部分科学家确实忙不过来,许多普通人便只能自行钻研,看了几篇医学论文,便仿佛发现了惊天阴谋似的——这在关于新冠病毒的起源问题上体现的尤为明显。殊不知医学是专业门槛很高的科学,发表门槛高,阅读门槛也相当高。我的建议,关于新冠病毒的起源问题,还是留待科学家来解释为好。钟南山院士说,疫情发源于中国,但也有可能不一定发源于中国,是严谨的表达,先别急着解释为阴谋论。中国人是很想甩掉被歧视的帽子,但病毒源于任何地方,都不会抹杀中国人在防疫工作上做出的努力和贡献,自信点,修炼好内功,外人的歧视,不值一提。

(四)关于外国能不能抄作业的思考

疫情发展到2月底3月初,中国的大局好不容易稳定下来,我们看到世界多地却刚刚开始爆发。截止3月3日,我们看到的应对策略大概有4种,第一种是韩国、日本北海道、伊朗和前期的意大利,能测尽测,所以数据十分不好看,一下子成为疫情爆发国。当然伊朗另说,其实伊朗是没能力测,他的实际情况应该严重的多。第二种是新加坡,外松内紧,其实是控制疫情的另一种优秀典范。第三种是美国、日本北海道以外其他地区、后期的意大利、欧洲其他国家、印尼等地,显然存在瞒报或者检测门槛过高导致漏报问题,其实际疫情必然不是目前看到的水平。第四种是数据过于魔幻,以至于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例如中国台湾日增0-2例,印度始终个位数。

中国网民在从1月到2月的惊恐状态中稍有恢复,看到全世界这般轻视新冠病毒的样子,不由着急起来。他们第一次发现,原本大家咬牙切齿骂湖北F4的作为,换到一些民主国家头上竟然如出一辙,甚至某些民主国家官员还不如他们(这里安利一下日本厚劳省的加藤小天才,不愧逻辑天才,事迹过多便不展开了,感兴趣的可以关键词自搜)。中国人在抗疫一线的宝贵经验,非旦没有几个国家重视,反而还被中国人用血肉换来的致病率、致死率所迷惑,从而纷纷复制武汉前期放飞自我的回家隔离经验。

中国政府在抗疫过程中做的好,其后期作为堪为模板,应该是大部分中国网民的认知。我想这个时候中国网民拼命安利外国人抄作业,大的方向上是善良的着急,而不是某些公知口中的“洋洋得意”。

但是人类从历史中能够学会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从来不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由于众所周知的宣传失败,中国的优秀经验在国外并不受重视,甚至不受认可。有鉴于此,我想网友内心也许是有那么一些幸灾乐祸的,这是源于己方已经看到疫情曙光的骄傲,也是源于这段时间被疯狂造谣和歧视之后的报复性心理。

一开始国外观点便坚决认为,武汉封城是不可复制的,因为体制存在根本性的不同。民主自由的社会里,你要求人们禁止流动,不准出门,那对于这些人来说是触动了人权底线的,若为自由故,生命也可抛,我想很多外国人是抱着这样的价值观来否定武汉封城举措的。

退一步来说,应测尽测呢?在最大的灯塔国家,执行的是重治疗轻预防的方针。自媒体“我是郭杰瑞”爆检测一次是否新冠肺炎,需要3500美元,如果是阴性,医保能够覆盖的范围不超过50%,这使得新冠肺炎成了一种“奢侈病”——只有付的起钱的人才有可能被检出。这个时候我们就不提在国内一次检测不足要检测两次三次甚至八次这种奢侈的事情来扎外国友人的心了。不检测就没有新增这个策略奉行至今,我感觉主要国家都快要撑不下去了——他们太过低估这个病毒的狡猾——本来武汉人民已经付出了惨烈代价的。下一步这些国家的策略应该是两个方向:一种是如同中国一般放开检测,设立方舱医院,隔绝疑似人员,澳大利亚这次动作跟进的倒是很快,意大利也将信将疑的邯郸学步,日本北海道表现十分亮眼(这里又安利一下北海道知事,完美的政治手腕,这次是褒义,事迹略)。另一种是从头到尾捂着真实数据,因感染而死亡的人便不会纳入新冠肺炎,而是其他什么原因死去。当然采取这种措施,付出的代价很可能是将有数以百万或者千万计的国民有可能被感染,中国武汉、日本钻石公主号、伊朗、韩国大邱已经完美的模拟了隐瞒数据之后交叉感染的后果。

再退一步来说,医护动员呢?我们惊讶的发现,中国大陆的医护人员,平时医患关系紧张时常闹出杀医惨剧号称下辈子再不学医的这群人,义无反顾的上了前线,当了我们的肉垫。不用怀疑,他们在全世界都是最优秀的那群人——很多还是共产党员。除了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出现了当局限制医生出境的事情,被医护抱怨说“我们不是战略物资”;中国香港出现了一线医护罢工事件,置医院内病患的生死不顾,就为了抗议要求内地人一个都不准备去香港;美国的私立医院体制则注定了他们不可能在发生医疗资源挤兑的时候主动去疫情严重的区域集中救助,因为没有人会为此买单——哪怕有人辟谣说医者仁心,但是面对挤兑医疗资源的恐慌人群时,仅靠松散的道德约束很难保证体系稳定运行。

这么一通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民主国家因自由与民主是他们的价值底线,导致了不可能模仿中国牺牲公民权利进行总体动员,这使得“抄作业”变得十分艰难不可行。民主国家“小政府”意味着“小责任”。在这个体制中,民众获得了符合他们价值观的自由,但他们要自己负责自己的生命。从宏观来说,公众在自行选择2%还是10%的死亡率并买单,这数字看似公平合理理性克制,但是当死亡降临到某个人头上的时候,你很难告诉他,如果有另外一个体制,你可能可以不用死。对个体来说,事到临头就是0%或者100%。这里面很有趣的是在民主国家的华人团体,他们反而深信中国经验,早早开始了囤粮囤口罩甚至囤枪以提高自己的生存率。

而另一方面,正如纽约时报的评论,中国人向中国政府让渡了很多个人权利,但要求中国政府在大灾大难面前保他们平安。我觉得这不是贬义的,这只是另一种选择。中国人喜欢集体主义,这种选择能够让更多的中国人生存下来,而中国政府因此背上了无限责任。这是“大政府”的“大责任”模式。

在平时,中国模式确实被人诟病,认为管控太严,牺牲私人权利太多。但是每当发生大灾大难时,中国政府的动员能力又总是惊诧世界,中国人民总会无比自豪。我想我们只是选择了不同的生存模式而已。所以,抄不抄作业什么的,随他吧。

(五)关于批评还是嘲讽的讨论

前面说了这么多,最后还想讨论一下关于批评还是嘲讽的问题。

我们说了,疫情期间中国老百姓舆论治国,政府也是相当开明,一直根据舆情改进。但这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永远不够。发现问题时应当如何正确表达,我觉得是区分批评和嘲讽的关键。

中国语言博大精深,在讨论一项负面消息的时候,你可以有很多表达方式。

举个例子,有新闻报道养老院出现聚集感染新冠肺炎的问题。

武汉前期兵荒马乱,养老院作为不会发声的弱势群体,被忽视了是极有可能的事情。

这个时候网友可以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表达:尽快彻查养老院,看是不是有其他养老院被遗忘了。再彻查其他类似的弱势群体单位,看看是不是还有工作不到位的地方,马上派出管理力量帮助他们开展隔离和救治。我这里有志愿者/管理部门的联系方式,可以找XXX解决问题。

另一种是表达:我也不敢说,我也不敢问。这个中国怎么了?养老院人间不值得!都是政府故意瞒报,就想要除掉老龄人口。传说武汉有另外一个养老院,已经因为没人管死掉XX人了。如果这发生在XX国,官僚是要自杀谢罪的!人命如草芥,这是一个多么悲惨的世界!你政府自己做的不好,我们还不能批评了怎么地?

第一种表达,可以很快的推动问题解决,武汉很快就开始了养老院等场所的清查统计工作。

第二种表达,除了用夸张的词汇、不实的言语吸引了眼球,发泄了不满之外,并没有起到任何实际的推动作用,网友在家中义愤填膺你国要完负面情绪没完没了,没被清查到的养老院或者其他弱势群体可能真的要完。

这,就是批评和嘲讽的区别。就是建设性意见和破坏性意见的区别。

对于喜欢传播第二种表达方式的人,我就一个评价:烦!!!!!!怼这些人,就是我写本文的初衷。

五、在悲伤与骄傲中反复煎熬的中国人

最后我想来一些人文关怀。

疫情期间我们这个国家和政府遭受到了大量负面的信息。在1月23日-2月7日的两周之内,信息爆炸几乎给每个中国人带来了心灵创伤,而很多人还不自知。

所以我想分享一些我个人经历的平凡故事,平缓心灵。这部分很个人情感,不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跳过。

犹记得1月20日钟南山发言后,连续三天,所有人都被铺天盖地的疫情消息轰炸的身心俱疲。我打开所有的朋友圈,所有的微博,都在讨论疫情的消息,无从躲避,也没有其他话题可供我选择。

1月23日封城当天,我在一个校友熟人群(还是一个名校,群友应该算是传统意义上的高级知识分子了,而且平时算熟络的)里讨论武汉封城该不该跑的问题。忽然有位平时特别和蔼可亲的姐姐非常激动的表示跑了并不是可耻的事情,就应该跑,并与其他不赞成跑路的校友开始吵架。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信息爆炸对人的情绪开始产生了影响。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姐姐的丈夫就刚刚从武汉回北京,想必被群里批评跑路的人的声音所刺痛,利益相关,怎么吵都不为过,完全可以理解。

过了几个小时,这事情好不容易消停下去了,忽然有另外一位校友开启了一个话题,就是武汉的疫情恐怕比通报的要严重。鉴于封城的决策,我们都赞同这个观点,但是对于武汉究竟感染到了什么地步,大家都是没有概念的,因为刚刚封城,武汉人民兵荒马乱,我们外界能得到的消息很少。这时有校友神秘兮兮的表示,武汉的情况其实很不好,感染应该过万了,死的人也遍地都是。在1月23日只确诊400例那样的资讯条件下,这个推测未免过于耸人听闻了,当时大家都不信。虽然大家都猜测政府报告的数据有假,但是没有任何一家机构能够掌握比政府更为准确的实际数据。以此为理论,我们与那位校友展开了讨论。话题本是比较理性的,忽然一位社会学的姑娘十分激动地发言,表示完全相信感染过万的事情,实际上应该已经感染过10万了,并指出武汉已经不知道死了多少人。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位姑娘这么激动,于是与她开展了争辩。大约是寡不敌众, 这位姑娘并没有给出有力的证据,只留下一句“呵呵”,愤而退群了!我们正为这件事情摸不着头脑的时候,另外一位一同争论的校友也表示,武汉就是惨绝人寰人间地狱了,你们爱信不信,然后也愤而退群了!一个熟人、高知群,为了一条流言同一天连续两个人“愤而退群”,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网络谣言可以对现实生活产生冲击。

这件事情一直困扰着我,令我产生莫大的迷惑:这两位校友到底是掌握了怎样的内部消息,以至于他们如此笃定的去捍卫一个听起来这么耸人听闻的传言?直到将近2周之后,我偶然间看到了一个网名为“火锅大王”的外国人发布的关于揭示武汉谣言的视频,我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原来,1月23日武汉封城的消息传来,不仅是国内轰动,国际舆论的谣言也是甚嚣尘上。有一个在外网转发无数、影响极其恶劣的著名谣言,其视频制作者头一天(22日)声称武汉感染者已经达到4万人,第二天(23日)的视频便开始声称感染者已经达到10万人。并且在这个视频中,剪辑了数个看起来很惊悚的画面:有中国人模样的路人走在路上,走着走着就昏倒在地,生死不知,视频配的解释是这些人都是感染了新冠肺炎,当街倒地而亡。这在外网引起了巨大的恐慌,以至于马来西亚政府竟然正经辟谣说:新冠肺炎患者不会变得像丧尸一样。如此反智的消息,仔细琢磨一下就会发现破绽,却被高知群体笃信着,甚至产生了一种“掌握了独家内幕真相”的“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优越感。如果还记得文初我提到的4W原则的读者,应该会去琢磨:从4万到10万,不符合任何传染病原理,且还是一个外网外国人根本不在现场的、毫无依据的推测数据,而那些视频只能看到有人当街倒地,是心脏病还是新冠肺炎?是中国人还是亚洲其他国家?是在武汉还是有其他地方的视频?是当前的视频还是几年前的视频?倒地的人是不是真的死了?从任何角度来看,这个流言都过不了4W这关。直至今天,我也可以下结论,虽然在1月23日武汉可能存在感染过万的情况,但没有人能够在1月23日那天掌握武汉确实感染过万甚至过10万的任何确实数据。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谣言,却被很多人相信了。因为,掌握“独家内幕真相”的猎奇、刺激,会让人产生优越感和满足感,从而放松对真相的核实,陷入无脑转发陷阱。

1月24日,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陷入了魔怔。一方面是信息爆炸的洗脑,一方面是“怒而退群事件”的刺激,我发现自己一刻不停地拿着手机在刷新冠肺炎的新闻,朋友圈、微博、新闻app,明明知道这样不好,但手无法停下,眼睛时刻都要盯在手机屏幕上,甚至连吃饭都食之无味,甚至到了夜晚两三点都无法入睡。这个时候,一位很好很好的朋友发了一条温暖的朋友圈,普照到了我。他写道:“转载:希望不在疫区的大家稍微留意一下负面消息带来的情绪耗竭问题。焦虑也好,恐慌也好都是非常正常的,但是放任不管它真的会把你吞噬。”我非常感谢这段话给我带来了力量,让我从负面消息带来的生理反应中走了出来。这段话值得很多人拥有,这样暖心的提醒也值得很多人传递。

从1月底到2月底,由于围观了微博的舆论大战,我每天关注一些固定的大V,锻炼对他们转发的消息的判断能力。有一些大V三观非常正,总是能够传递很多正能量的消息;有一些大V是嘲讽体,总是喜欢嘲讽与对比的语气来传递新闻;有一些大V注重与谣言撕逼,有时候难免会陷入为辟谣而辟谣的强迫症状态中。但是他们都是可敬的人。一个月走来,我有一种感受:负面消息看多了,就特别希望看点正面消息平衡心理。正面消息看多了,又担心自己看到的只是片面的消息,有更多的舆情需要发掘与关注,又转而去看一些负面消息。我看到有些大V最后沦陷了,为了某个具体的谣言与一些小号、公知号你来我往的撕扯,动了真怒,失去了云淡风轻的立场。我也看到有些大V发布的某个言论稍稍与公众的预期不太一样,就会引发骂战,双方都试图统一对方思想。我看到中国网民,在悲伤与骄傲之间反复煎熬,这是一种应激反应,很同情,但没办法。直到最近开始讨论外国抄作业的话题时,总算看到网友们平静了一些。

我想这个舆论场需要一个慢慢治愈的过程。在1月底时,我心中最渴望的竟然是希望微博热搜上出现一些明星破事,因为这代表着春暖花开,疫情解冻,平安喜乐。

以至于在2月底3月初出现“227肖战与AO3”舆情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深深感慨了一下:终于出现了,明星的那些破事!我们的日子在转好,这场疫情,我们已经看到胜利的曙光了!

后记:

这场疫情我有很多很多感悟。最初没想写出来,因为其实没有受众。我不是大V,也没有影响力,拉拉杂杂写了这么多不知道谁会看到。但是我有一项优点,这一个月以来,我每天都关注微博,从头到尾见证了这一个舆论场,没有一天缺席。我自觉还是有资格来写这么一篇文章的。

这次疫情对我的人生有影响,对很多人的人生也都有影响,他们需要一个记录者,10年、20年以后,需要有人告诉后来的人,当年到底是怎么回事。需要有人告诉后来的人,当时的这个国家,不是方方笔下的人间地狱,这一个舆论场,不是只有贩卖焦虑、死亡的生意。有很多很多很可爱的人,在舆论这个战场上进行过厮杀,保卫过我们集体认同的这个国家。

他们来过,思考过,战斗过。

于是我终于忍不住还是提笔了。这是我写过最长的随笔,写了足足一个星期,每天晚上抓耳挠腮、呕心沥血。

现在唯一的期望,就是湖北、北京终究能够解除封印,我想去春风里,去桃花里,去熙熙攘攘的人群里(这个并不可以),迎接这个古老的国度又一场惊心动魄的胜利。

-----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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