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前卒][旧文]取缔港独党容易，解决香港问题难

原文刊发于2018-10-13

回归21年来第一次，香港取缔了一个政治组织。9月24日，在三次延长申诉期之后第十天，特区政府刊宪（在指定媒体公布），保安局局长李家超根据《社团条例》第8(2)条，禁止“香港民族党”在香港运作或继续运作。

靴子终于落地。7月17日，李家超宣布拟取缔公开主张“香港独立”的“香港民族党”，这是自1997年香港回归后，港府首次引用相关条例。

李家超表示，收到警队助理社团事务主任的建议，在回归后首次引用《社团条例》第8(2)条，基于“维护国家安全或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或保护他人的权利和自由”的理由，考虑禁止香港民族党继续运作。原定在8月7日公示届满，就要实施决定；但保安局局长答应“香港民族党”代表律师要求，三次延长申述期至9月14日。

被问到何谓“国家安全”时，李家超说《社团条例》有清楚解释，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及独立自主”。

警方上门提供给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的文件，记录了大量他过往的言论、香港民族党曾印刷的刊物、曾出席的活动，比如创党记者招待会、街站及多次到台湾出席活动等。文件还记载了助理事务主任的意见，列明香港民族党如何涉及国家安全、应该如何禁止香港民族党运作。

到此香港成功完成了回归以来第一次封锁禁令。

一 “香港民族党”是个啥

香港“民族党”成立于2016年3月，就在“旺角暴动”之后不久，是首个公开支持“香港独立”的政党。民族党主张：香港于英殖时代逐渐形成独特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促成港人在无意识中、客观上成为一个民族。而自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以来，香港受内地的“殖民压迫”，港人在“外来者入侵”下形成群体意识，并进一步发展成民族意识。

民族党以“民族自强，香港独立”为目标，党纲包括建立独立和自由的“香港共和国”；捍卫港人利益；巩固香港民族意识，确立香港公民定义；支持并参与一切有效民主抗争；废除未经港人授权的《基本法》，并由港人自行制订香港“宪法”。

成立时，召集人陈浩天声称有党员约30到50人，活跃成员大部分是大专学生（香港大专泛指高等教育），资金来源主要靠党员捐献。不少成员来自2014年成立的激进港独组织“勇武连线”，标志是一个手执斧头的剪影，声称“必须勇武起义，以血汗改写香港历史，以血汗奋力独立”。

陈浩天毕业于香港理工大学，曾考虑成为传教士，他在大学时期的目标是在毕业后加入大型企业，负责管理培训。在大学期间曾到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作交换生。

他自述本来并不热衷于政治，看到不满的政策也不会参政治活动，也没有参与泛民主派所参与的七一大游行等传统活动。他首次参与的政治活动是2014年的“占中”行动，“当时有一架货车停在夏悫道，上面挂着一面五星红旗，当时我身边有的示威者说，烧了它啦﹗我当时想，我们争取民主，同中国有什么关系呢？”

后来，他开始认为香港政制改革需要向中央政府争取，权力并不在香港政府，认为如此证明了香港与中国内地关系为“殖民地与宗主国”，继而需要追求“港独”。

2016年，陈浩天报名参加立法会新界西地方选举，但拒绝签署承诺拥护《基本法》的“确认书”。最终，因宣扬“港独”、违反《基本法》及不符合立法会条例规定为由，裁定陈浩天的提名无效，令陈浩天成为首位因相关条例而被褫夺选举资格的参选人。

严格来说香港没有政党，陈浩天的组织只是依据《公司条例》或《社团条例》登记为“公司”或“社团”，在此之前，《社团条例》从未用来规管政治团体，而是主要用于规管三合会，回归以来也没有用此条例禁止任何社团运作的先例。

取缔“港独”政党是一件小事儿，这个党只是停留在“嘴炮”阶段，谈不上有什么实质性的行动。而香港政府也不愿把事情闹得太大，直接引用了对付黑社会团体的条例解决麻烦。但“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港独”这股原本不入流的思潮是如何兴起、以至于能在香港扎根组党呢？

二 边缘流派如何坐大

1）隔阂和地域歧视

一般认为直接的原因来自内地与香港之间的文化隔阂，在交往中产生误解。例如内地民赴港旅游的过程中水客等行为可能令香港很多民众不能接受，以及香港方面前后反复的：“双非孕妇”。

当然这是客套的说法，通俗点儿，这就是排外、地域歧视或者“地图炮”。内地发达地区部分民众看待来自非本地区的民众也是一样，上海和广东尤其明显。他们口中的“硬盘”“王德彪”也不见得比香港人口中的“蝗虫”文明。实际上，内地互联网上也时不时有 “沪独”运动的呼声——尽管上海本地人领的养老金已经要靠外来人口补上老龄化的缺口。

2）资本天堂 打工艰难

香港是一个彻底的资本主义地区，是全球化得益者，这里增值税是零，对资本相当友善。但这也意味着香港的贫富差距巨大，相当一部分人被经济发展甩下。

香港1971年基尼系数为0.430，2016年达0.539，创45年新高。（这不是说内地不高）。2015年香港贫穷家庭为46万，较2011年上升6%。735万人口中贫穷人口超过115万人，约占15.6%，这个贫富差距在发达经济体算是非常高。所以，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在香港得到热切回应，“we are 99%”、反对资本主义的旗号在中环不断举起。​

在参与“占中”的香港年轻人看来，眼前有三座无可动摇的大山：“上楼”“上流”“上位”。

上楼：

香港人均住房面积16平方米，有一半的房子少于47平方米，房价的中位数为家庭年收入（税前）中位数的18.1倍，全球最高，也就是说一个中等家庭18年不吃不喝才能买47平方米的房子，年轻人和父母住在一起的情况越来越多。

高房价的同时，香港仍有66%的土地处在闲置状态，只有7%的土地用于住房，所以香港的房屋狭小，“千尺豪宅”（90平方米）的说法让内地很难理解香港的面积单位。

上流：

过去十几二十年中，香港年轻人往上层流动越发困难，行业越来越窄，财经界几乎再无新李嘉诚出现的可能。以前，香港有一半的劳动力可算做专业人士（医生、会计师、律师等），现在已经下降到38%，但同时香港社会观念阶层意识森严，都市白领成为“活得像人”的基本标准。大多人感觉自己被社会抛离。

“上位”：

香港政治体制实际上是各行业头面人物直接成为议会权贵，年轻人和底层基本无缘政治。

生活在压力如此之大的社会，年轻人很容易偏激化。2016年3月，短短9天香港发生了7起学生跳楼轻生事件。NGO运作的“24小时预防自杀热线”一周内接收到的30个青少年求助来电中，48.1%有自杀念头或计划。考虑到香港人口只相当于内地一个地级市，这个数字相当惊人。

香港青年的受教育水平不平衡，上大学学费很贵。2017年人口统计，接受中学或以上教育的1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有80%，但上过大学的只有22%。中学毕业后无法进入大学的这些青年进入社会后，在“不当白领没出路”的气氛中，他们完全看不到前途。

而年龄在20岁至29岁的全职青年，月薪中位数过去10年都维持在1万港元（8000多人民币）左右，大学生入职薪酬也多年停滞，扣除通胀率后薪酬实际在下跌。​

平心而论，过去二十年中央也出台了不少惠港政策，但囿于香港的政治经济结构，很难说底层人士和年轻人分享到多少红利——如果内地人到香港买保险也算的话。所以香港新一代年轻人并未感受到回归红利。

3）民粹主义浪潮

本土化、民主化是现代化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前面两个因素也是发达国家民粹主义思潮兴起的重要原因，导致传统左右两大政党都被民粹抢走市场。香港也一样，建制派影响缩小，传统泛民分化出更激进的本土派，只有劲爆的观点可以用来博出位。

香港本土主义和回归之前殖民政府制造恐慌有一定关系，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九七年之后的社会变化。特别是2003年反“23条立法”以及2007年左右一连串的城市规划问题引起的本土社会运动，让香港人意识到当下的社会并非自己想要的生活。但迷茫中，香港年轻人并不知道用什么文化标志来代表自己的利益，不得不刻意发掘香港的“独特性”，于是才在最近几年引发了 “港独”倾向以至于打出港英时期龙狮旗的出现。

2012年立法会选举，部分泛民政党采纳了本土路线政纲，例如公民党选举主题是“反对赤化、抗拒大陆化”，民主党“少壮派”出走成立的新民主同盟更打着“本土优先”的旗号进入议会。

2014年，中央两项举措刺激了以争取“双普选” 为口号的“占中”运动发生。但总体上，占中和港独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运动。曾经的统一旗手黄秋生，他支持学生的占中运动，但强烈反对港独。但是，很多内地媒体过于上纲上线，强行宣布占中就是港独，这既是文化隔阂的结果，也进一步把香港内部矛盾上升为内地和香港的矛盾。

占中失败反而促成了“自主”及“港独”思潮的流行，更导致一些以年轻为主体的自决组织成立。2015年的区议会选举中，新民主同盟持“守护本土”旗号，16人当中15人当选，成为大赢家。也有不少年轻的“伞兵”参选，取得不少票数。

2016年立法会选举，本土派进一步扩大影响力，传统泛民的老兵纷纷铩羽，老将李卓人、何秀兰、黄毓民及冯检基连任失败；高举本土自决的罗冠聪、游蕙祯、梁颂恒以及刘小丽高票当选。

一般认为香港政坛由原本传统泛民及建制的二大派变成泛民、建制、本土三分天下。但由于立法会宣誓仪式的玩脱，到2016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释法。游梁宣誓无效而被剥夺议员资格。2017年7月，梁国雄、姚松炎、罗冠聪及刘小丽四人也因宣誓问题被剥夺议员资格，本土派遭重创。

人大的第五次释法，显示中央决意断绝港独派之参政的途径。2017年8月，13位反东北发展的抗争者被判入狱，以及学联及学民思潮（双学）三子，ZYK、罗冠聪及黄之锋也因重夺公民广场案件，被判入狱，也是对本土运动的重大打击。

近几年香港选举中不正常的投票取向，如此多的非典型的候选人当选，表明香港社会特别是选民呈现出不理性、民粹化的情绪。和美国特朗普当选、英国脱欧一样，都是类似社会结构导致的类似民粹化趋势，但在政党政治竞争结构下，美欧民粹化存在制约力量和回摆效应。而香港社会实际上没有政党政治竞争机制，民粹化一旦形成，就会形成越打压越有名望的恶性循环。

4）特区政府的失职

全球民粹主义思潮对香港的影响只是一个外部刺激因素，主要原因还是香港内部的阶级隔阂，香港政府的治理能力受到质疑。而香港政府也的确有不少的问题，即便内地方面一再让利，却不能把利益变成底层人口的希望，以至于民粹土壤不断扩张。

港英时代香港总督代表一个强势政府，而立法局只是一个咨询机构，其议员相当多由行政局议员兼任，只能提出意见。回归后，香港大体延续了行政主导的体制，同时没有搞政党政治，换了行政长官但不换政府里面的人，实际上沿用了很多殖民地政府管理方式。

但这意味着公务员体系几乎全是事务官，基本没人懂得什么是政治。曾有人评价“香港公务员只会当servant，不会当master”， 能把自己手头的事情做的挺好，一旦有变化，大风大浪，立刻只会教条主义本本主义，一抓就死一放就乱。

所以，特区政府要么全面向泛民派投降，要么完全无正视泛民诉求中的合理部分。政策两头摇摆之下，特区政府和内地媒体合力，把港独和泛民、占中等标签捆绑，让香港的民粹化趋势越来越不可收拾——这都是最近10年的事情，21世纪初，这几个运动之间并无直接关联。

当然，这也不全是特区政府的责任，中央政府缺乏明确的特区战略也是原因这一。

三 到底谁的锅？

在上面种种原因的作用下，雨伞运动后，香港本土派崛起，已是主流社会不可忽视的声音，但获得的支持度并未大幅上升。以2016年立法会选举结果看来，大约本土派有15-17%的支持率。第二年支持度进一步下降，民调显示只有11%。

民族党的很多言论和行为是非常幼稚可笑的，包括陈浩天到香港外国记者会（FCC）作播“独”演讲，及去信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制裁”香港甚至中国等等。但如此中二的闹剧组织，能够掀起这么一阵风波，除了“境外势力”支持，被港府和中央太当回事儿也是一个原因。近来还有所谓“沪独”组织在美国成立，需要被当回事儿么？

人民日报海外版旗下“侠客岛”公众号曾发过一位港商讲过的故事：他年轻的时候去香港汇丰大厦等朋友，突然内急想去上厕所，发现进厕所还需要“刷脸”：北欧白人用最好的，南欧白人用中等的，黄种人用最差的。而在更早期，香港人被英国人打、踢，钱财被强夺巧取也都是家常便饭——这些，才和“殖民暴政”沾得上边。所以，习出访英国获最高礼遇，众多老香港人才会激动得泪眼盈眶。他反问：如今年轻香港人，吃的是内地特供的新鲜蔬菜，喝的是全中国最干净的水，享受来内地上学、就业的优惠政策，怎么反而不知感恩了？

侠客岛发了如下感慨：

客观说，目前“港独”的主力是年轻人，也许是跟他们的经济“获得感”不强有关。香港确实在经济方面存在一些问题，有部分年轻人无法分享到发展的红利，就容易把一些社会矛盾或个人挫折，归咎到“一国两制”，给了“港独”滋生的社会土壤。

侠客岛终于证明官方喉舌的水平，虽然并不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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