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民主主义的人性哲学

任何一种经济政治社会运动，都具有一定的哲学和文化内涵，自由主义运动、共产主义运动是如此，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也是如此。

社会民主主义的人性哲学，认同人皆具有善性与恶性、生物性与创造性、个体性与群体性的人性假说。

1、善性与恶性

我们把人皆具有的自主、独立、求真、务实、互助、合作、勤劳、节制、创造、超越、仁义、慷慨、宽容、慈悲、爱美等等天性、潜能、需求和倾向，称之为人的善性；把人皆具有的依赖、奴从、怯懦、蒙昧、虚妄、仇恨、攻击、傲慢、妒忌、贪婪、恐惧、懒惰、纵欲、残忍、恋丑等等天性、潜能、需求和倾向，称之为人的恶性。

在历史上，性善论者只看到了人性的前一个方面，而性恶论者只看到了人性的后一个方面。但实际上，任何人都同时具有两个方面，只不过在有些人那里，善性压倒了恶性，他们依次被称之为圣贤大德、英雄、好人；在有些人那里，恶性压倒了善性，他们依次被称之为大奸大恶、枭雄、坏人；在更多的人那里，善性与恶性处在一种未展开的混沌交织状态，他们被称为好坏参半的庸常之人。

如果我们承认人类历史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野蛮到文明的进步和发展过程，那就意味着，人性的变化总的来说具有善性不断强化、恶性不断消退的趋势，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庸常之人将会成长为圣贤大德、英雄、好人，并且联合起来对大奸大恶、枭雄、坏人形成相对性的以至压倒性的优势。

然而这绝不是一个自动的、必然的直线进化过程，事实上，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人性大退化的时期，甚至我们自己还亲眼目睹了、亲身经历了惨烈的人道大灾难。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社会崩溃、改朝换代时，都有数千万人（有时高达总人口的2/3）死于非命，人吃人、率兽食人现象反复出现；到了20世纪，竟然还有数千万人死于黑色法西斯主义暴政和侵略，上亿人死于红色共产主义暴政和侵略。每念及此，我们不仅对人类的进化深表怀疑，甚至对人类的未来深感绝望。今天，足以毁灭人类和地球数十次的核武器，作为人性恶的集中体现和实体化，就像达摩克里斯之剑一样高悬在人类的头顶；今天，地球上实际上只有一半的国家和人口实现了宪政民主，另一半国家和人口仍然处在形形色色的极权专制与威权专制之下，也就是说，只有在一半左右的国家和人口，人性善压倒或控制了人性恶，而在另一半左右的国家和人口，人性恶还在压倒或控制人性善。人类实际上走到了一个真正的十字路口，人类能否抑恶扬善、弃恶从善，尚有诸多不确定，仍是未知之数；没有任何必然性和客观规律能够保障人类臻于至善之境，善恶之争其实是人类自己与自己的斗争，最终结果取决于人类自己。

2、生物性与创造性

人类来自于自然界，是生物进化的结果，是自然因果链条的一个环节。人首先是自然存在物，因此，植物和动物所具有的本能和本性，人类也无不具有。人也具有一切生物所具有的自我保存和繁衍的本能，或生存的需要和安全的需要，我们称之为人的生物性，因其具有适应环境和保持现状的特点，我们也把它称之为人的保守性，亦即人性中趋于保守的维度。

然而生存固然是人类进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却不是进化发展的动力。人类进化发展的内在动力是人猿揖别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新的本能和本性，这就是人的创造性、超越性和自我实现性，这是人类所独有的打破现状、改造自然、挑战环境、探索未知的需要、潜能和冲动，人类正是依靠这种最初很微弱后来愈益强壮的本性，才把自己从一个弱小的物种变成了地球上最强大的、不仅统治了地球而且正在向外太空拓展的物种。

在很长历史时期，生物性在人性结构中居于绝对主导的地位，一切人类活动，包括经济、政治、军事、法律、社会交往、文化创造活动，都是围绕着物质需要、生物需要的满足这一焦点和轴心展开的，创造性这一新的本性和本能，与其说是作为目的，不如说是作为工具和手段而得到保存和发展的，它经过漫长的积累逐渐壮大和丰满起来，并终于率先在小部分杰出人物那里获得自为目的、自求满足的特性，成为他们生活的第一目的，成为他们人性中的第一需要。人类创造性的发展，尤其是杰出人物创造性的高度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提高，推动了经济政治法律社会制度的变革，推动了精神文化的繁荣昌盛。

最近几百年来，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革命所创造的物质财富，远远超过了数十万年人类历史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的总和，应该说，在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相当富裕的生活，吃穿住行等物质需要、生物需要的满足已经不成为问题了，只要物质资料的分配问题也像物质资料的生产问题一样得到彻底解决，那么整个经济问题这个一直困扰人类的首要问题，也将得到彻底解决。一个极为明显的表现就是，发达国家绝大多数人用于谋生的劳动时间急剧减少，相应地非劳动时间、自由时间在大大增加。于是一个人类从未遇到过的重要问题就变得非常现实和急迫了：在大量自由时间里，人们应该和可以做什么？

如果人的创造性等高级的本性和需要不能普遍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本性和需要，那就意味着，大量的自由时间，就会浪费在生物性等低级本性和需要的满足上了，浪费在奢侈淫逸、饕餮天物上了，人类文明就会失去进一步向前发展的动力机制了。发达国家已经来到了一个历史节点上，那就是必须普遍实现以生物性为主导的人性结构向以创造性为主导的人性结构的转型和升级。

当然，这个问题只是在发达国家才成了一个现实的问题，这些国家也就二三十个，其人口大约只占全球总人口的15%，其他国家以及其余85%的人口，仍然处于不发达或发展中状态，对于这些国家的人民来说，物质需要的满足问题、谋生问题、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分配问题、经济问题，仍然是最主要的问题，他们仍然不得不为基本的生存、安全、繁衍而辛苦劳作，甚至不得不展开争夺生活必需品的残酷的丛林竞争。

3、个体性与群体性

任何一个人，首先是一个个体，具有个体存在必然具有的个性、特殊性、独立性，具有自私、自利、自主、自立、自尊、自强、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等等本性、需要和潜能。与此同时，任何一个人也都是某个人类群体的一份子，具有群体存在必然具有的共性、普遍性、社会性，具有无私、利他、互助、合作、联合、团结、仁爱、博爱等等本性、需要和潜能。

这两方面形成一种相互依存、相互补充而又相互排斥、相互冲突的结构性张力关系，只有个体性而无群体性或者只有群体性而无个体性，都是不可思议的。区别只在于，在有些人那里，个体性占优势，在有些人那里，群体性占优势；在有些人那里，个体性和群体性冲突得很厉害，在有些人那里，个体性和群体性能够达到一种很好的融合。个体主义、个人主义突出强调个体性而相对忽视群体性，群体主义、社会主义突出强调群体性而相对忽视个体性；极端的个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与极端的群体主义和社会主义，则干脆否认对立面的存在。

上述这种一般的说法当然是正确的，但也是抽象的，它只是深入具体地理解个体性和群体性的结构关系和历史行程的逻辑前提，而不是这种理解本身。需要深入具体地加以解释的是，个体性和群体性在人性进化过程中分别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它们在什么情况下是必然冲突的，又在什么情况下是必须并且可以结合的？

必须承认，个性、个体性相对于共性、群体性而言，具有一种Ontology（存在论或本体论）上的优先性。这倒不是像个体主义和个人主义那样，在发生学意义上指认个体先于群体、个人先于社会而存在，就像群体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发生学上指认群体先于个体、社会先于个人而存在，这两种说法就像断言鸡先于蛋或蛋先于鸡一样，都是不能成立的。毋宁说两者是同时出现、同时演化的。此处所说的个体对于群体在存在论或本体论上的优先性，是就发展的动力机制而言的，也就是说，从发展的眼光来看，个体的行动、个人的首创精神是整个共同体和全部历史发展的原动力和发动机。一般而言，个体是相对积极、主动、能动、活跃的，而群体是相对消极、被动、受动、稳定的，这种存在论或本体论上的判断大抵是不成问题的。

我们任意截取某一个时间节点来看，固然可以说任何一个个人都是既定环境和先前历史条件的产物，但如果说个人仅仅是环境和时代的产物，那么历史就会停留在这个时间节点上了。人类历史之所以具有“发展”和“进步”的性质，就在于总是有某些个人率先站出来改变环境、挑战权威和成规、突破共同体的限制、创造新的文明因子，他们或许失败了，或许被共同体当作异端摧残和消灭了，然而，在他们的感召和示范下，更多的个人站出来了，他们前仆后继，英勇奋斗，终于改变了环境，重构了社会共同体。在这个意义上说，共同体并不创造什么，并不提供历史的增量，而只是保留了个人活动的成果，只是容纳了历史的存量；创造历史的、提供历史增量的，永远只是活生生的个体，正是他们率先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突破、有所创造，才推动了老共同体的瓦解和新共同体的形成。

每个积极意义上的个人都是现存生产力所无法限死、现存社会关系所无法穷尽、现存文化所无法窒息的、包含种种内在激情和可能性的特殊实体，他的内在需要和本性推动他不可遏制地去改造环境，去创造新的生产力、新的社会关系和新的文化。个人的这种独一无二性、不可还原性和创造超越性，就赋予他以历史本体论即社会存在本体论的优先地位。

那么如何解释在某些历史时段某些共同体的倒退和毁灭性败坏呢？关键在于那些集中了恶性力量的大奸大恶、枭雄和坏人，积极主动地发起了攻击和破坏，他们裹挟和绑架很多胆小懦弱的民众，扫荡和摧毁了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人类文明成果，与此同时，那些集中了善性力量的圣贤大德、英雄、好人，却没有来得及有效地聚齐和组织起来，并带领民众抗击和阻止历史的大倒退。在这里，个体的选择仍然是决定性的力量。如果说积极意义上的个人推动了历史的进步，那么也可以说消极意义上的个人拉动了历史的倒退，正是那些恶性大于善性、破坏性大于创造性、索取大于贡献、消费大于生产的恶劣个人，不满足于社会结构停留在某一静止状态，他们带领很多平庸保守的消极个人，推动社会结构回到过去的历史阶段。这正好反向地、逆向地证明了个体性优先于群体性的原理。

无数这样的时间节点构成了人类曲折向前的历史主线。其实，在原始人类那里，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都处在一种未展开的、混沌模糊的状态中，个体固然是极为贫乏弱小的，群体也是极为狭隘封闭的。原始人甚至没有“人类”的自我认同和自我意识，他们分布在广袤大地的各个角落，在很小的血缘关系的范围内勉强生存，彼此将周围的人群视之为像其他动物一样的狩猎对象，战争、抢劫和杀戮几乎成为他们基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与许多浪漫主义者对原始社会的田园牧歌式的想象相反，原始的血缘群体固然是弱小个体赖以存在的依靠，其实也是一座座关押个体的铁笼。正是无数逐渐积累起力量的个体一波又一波追求自由与发展的积极行动，逐次冲破了血缘、地域、等级、阶级、民族、国家的边界以及相应的信仰、法律、道德、习惯的禁忌，在无数个方向和无数条线路上交流与融合，形成了更加广泛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联系，形成了更大的社会共同体。以哥伦布和麦哲伦等人的环球航行和地理大发现为标志，地球上终于出现了完整的人类概念和真正的人类意识，实现了由无意识的、自在的人类世界向有意识的、自为的人类世界的转化。

通过纵向和横向的比较，我们会发现一条概率很高的统计规律：正是对个性和个人自由的追求，才促成了广泛和深刻的社会联系的出现，凡是在个体高度独立自主的地方，就出现了群体的繁荣和国家的强大；反之，伴随着个性萎缩和个人自由缺乏的，倒是群体的狭隘和封闭，在那些把群体的秩序和稳定看得高于个人的自由和发展的地方，反而出现了群体的衰落、停滞、虚弱和落后。由此可以验证个性、个体性、个人自由相对优先于共性、群体性、社会联系这样一条存在论和本体论的真理。

当然不能由此得出共性、群体性、共同体、社会联系可有可无的结论，它们只是相对的消极被动而不是绝对的消极被动，它们自身也具有积极的、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意义，这不仅表现在个人的形成必须接受历史文化遗产和现实社会资源上，也不仅表现在更好的共同体一旦形成，就会反过来推动、支持、鼓励、保护个人，并让越来越多的普通个人成长为优秀个人上，更为重要的是，在那些优秀个人冲击旧的共同体并建构新的共同体的过程中，本身也必须组织成为一个行动共同体，一个改革或革命的团队，在这个团队中，共性和群体性，与其说是与个性和个体性截然不同的性质，不如说就是个性和个体性的延伸、放大和扩展，是个性和个体性的融合、凝聚和升华。虽然说在改革或革命的团队中，仍然存在个人自由和个人首创精神的空间，但共同利益、共同目标、共同理想、共同规则，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不仅仅是对个性的消极限制，也是对个性的积极引导和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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