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工研究|王江松
劳工研究|王江松

中国劳工学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观察、追踪、分析、研究中国当代劳工运动和社会运动

痛骂“底层之恶”的孙毅安无意中暴露了中层之恶(上篇)

王江松文集(1~4)销售链接

亚马逊:卷一:《中国社会民主主义论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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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在最近四十余年中国的启蒙运动和社会运动中,作为宪政民主右翼的自由主义占据主导地位,而作为宪政民主左翼的社会民主主义在时间上晚出、在影响上微弱。自从2010年中国劳工运动兴起以来,社会民主主义就被推到极为重要的位置上了,正像欧洲劳工运动曾经把社会民主主义锻造成了欧洲社会和世界范围内一支基础性、结构性的思想政治力量一样。本书从哲学、文化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出发,全方位阐述了中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学理、根据、源起和发展前景,以及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在中国伟大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关键性的、不可或缺的地位和作用。 这是作者对其亲身参与的十年中国劳工运动的总结和提升,可谓字字呕心,句句沥血;这是作者生命体验和思想探险的结晶,处处洋溢着深挚的社会责任感、鲜活的知行合一风格和无畏的理论勇气。

2、《王江松文集》卷二:《劳动文化学:当代中国的劳工意识》(上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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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谈到文化,人们大都想到的是贵族的、士大夫的、资本的、权力的文化,很少有人想到一种独立而完整的劳动文化或劳工文化。本书与它的前身《劳动哲学》(人民出版社,2012)一样,是由作者在汉语文化圈中首创的劳动哲学和劳动文化学研究成果,其宗旨和中心思想是,劳动者和劳工阶级要成为独立而完整的历史主体和社会主体,要发起卓有成效的组织行为和集体行动,要作为宪政民主左翼力量积极地改变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就不能没有自己独立的哲学和文化,否则就永远只能蹒跚地、被动地跟随在别的阶级之后。 所谓劳动文化,是文化的劳动化或向劳动的回归,是一种伸张劳动的价值和地位、伸张劳动者的尊严和权利的文化,是一种弘扬劳动者的经济政治主体、精神文化主体和社会历史主体地位的历史观和价值观。所谓劳动文化学,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紧紧抓住劳动的精神性、主体性、主观性方面,立足于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形成和发展,把劳工哲学意识、劳工经济意识、劳工政治意识、劳工心理、劳工伦理、劳工法律意识、劳工审美意识、劳工文学、劳工艺术、劳工文化传播等内容整合起来,形成一个具有强烈价值取向的劳工文化体系。

3、《王江松文集》卷三:《致敬底层:当代中国的劳工运动》(上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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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这本书是对当代中国第一次劳工运动高潮的同时态的亲历、追踪、记录、呐喊、思考和传播,围绕着四个主题构成了全书的结构和内容:劳工界需要自己的代言人和思想家、 中国社会转型与劳工运动、关于劳工问题的思想争鸣和理论探讨以及关于劳工运动的评论、文告、声明、访谈。正像作者在序言《从倾听底层到致敬底层》中所论述的,这表明中国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正在与底层民众相结合,与他们一起追求自由、平等和公正的生活价值,追求宪政、民主和法治的政治制度。 本书深刻而厚重的苦心孤诣在于,知识分子和中间阶层,既不能弃底层于不顾而径直追求自己的目标,更不能愚蠢地把底层民众推到极左或极右那边去。中国的社会转型,有赖于依托中产阶级的宪政民主右翼与依托劳工阶级的宪政民主左翼的团结和联合,否则必将长期陷入转型陷阱而无法自拔。

4、《王江松文集》卷四:《广东工人运动考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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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本书是《致敬底层:当代中国的劳工运动》一书的姊妹篇,精选了二十来个发生在本世纪一0年代中国劳工运动第一次高潮中的劳工集体维权经典案例,客观记录和描述了这些事件的过程,对其成败得失进行了细致的剖析和评论,像教科书一般向劳工大众和社会公众介绍劳工运动的优势和弱势、战略和策略、经验和教训,同时具有很高的史料文献价值和思想学术价值。 由于遭受强力打压,以珠三角地区为主的第一波劳工运动目前已经陷入了低潮,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劳工还将再一次、很多次奋起。在这个意义上,《广东工人运动考察报告》必将载入当代中国劳工运动和社会运动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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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骂“底层之恶”的孙毅安无意中暴露了中层之恶(上篇)

王江松执笔

一、思想者沙龙由孙毅安言论引发的第一轮争论

群友姜涛把孙毅安的文章(《疫情期间,那种恶,无边无际》)转进思想者沙龙群并说了一句:“这个家伙跑出来叽里呱啦说什么底层之恶、文化之恶。”

肖雪慧:没有点开。标题所谓“底层之恶”跟这几年很流行的“底层互害”说,都是在把并非普遍的现象普泛化而丑化庞大底层的同时,转移目标,把真正祸害全社会并导致部分底层、社会其他阶层或各阶层之间相互敌视的根子隐藏在视野之外,转移了真问题。

王江松:精英主义者的惯用话术和套路,最极端的是海外的牲人论:中国人,从上到下全他妈不是人,活该亡国灭种。

王斌:我以为,大可不必将指责底层者斥之为那么多批判性符号,因为他指证的现象是存在的,而且还真不能视为个别。我们需要分析的是,在那个场景中的那人还是一普通的"底层人"吗?作为一种现象,若我们的认知仍停留在"底层"的概念上,我们可能漏掉了一些其实常在,但被我们用底层一语而遮蔽掉了的东东。在我看来,在那个场景里,那人已然不再是一语概之的底层身份了,此刻他被赋予了他素常所不曾掌有的权力,而也正是此权力让他从底层身份中超逸出来,从而获得了某种优越,这才有了他可以喝斥他人的准"司法权"。推而广之,那个进监的前警察沙皇就其本质不也是一底层农民吗,不过只是在后来被赋予了巨大的权力耳,可以说此人是那位底层人的超级放大版,仅此而已。所以,在此出现的本质其实是中国语境下权力与人的关系,而非仅是一种笼而统之下的底层现象。另外,我也反感知识分子动不动就以知识(且不说此知识是否可靠)的优势指手划脚,感觉自己在登高望远,其实在这旮旯里你也不过是一底层,只是遗憾的是你看不见自己真实的身份而已,若你看见了,还甭说,你可能才算一个有了觉悟的知识分子。

今日与许大先生餐叙,他笑言,前一段,他们小区进入防疫禁止,保安们立马换了一张脸,不再是点头哈腰了,过了几天,疫警取消,他们一个个顿生巨大的失落感。此一"剧情"可以呼应我的上述看法。

德州老刘:孙那篇文章描述了作者刚经历的经验事实,都是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他发出一些感慨和评论,没觉得有离谱的地方。那些现象和评论都能帮助人了解底层的现实。仁人志士要去“启蒙”底层,也得先知道底层是怎么回事吧。

体制都是人弄出来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去中国的基层看一下,大部分恶不涉及政治问题,而是社会习俗、潜规则、人性(贪婪、懦弱)等问题。当代中国也不是十八世纪遍地文盲时代的欧洲,大部分基层群众至少是初中毕业、高中毕业,很多人比要给他们启蒙的很多知识分子更精明,早就会“运用自己的心智思考”,跟启蒙运动针对的十八世纪欧洲的宗教蒙昧和对超自然力量的迷信不是一回事。

一些关于底层的说法让人想到《悲惨世界》中Thénardier那两口子:“都是社会(制度)把我们害成了恶人。” 

Thénardier两口子的态度代表了不少知识分子的看法:不能责怪底层,都是制度的错。问题是,同样的制度怎么没把Valjean和Javert变得更恶?从人性上讲,维护体制的Javert比把自己作恶都推到体制头上的Thénardier那两口子强多了。

没有比把底层问题推给制度更简单的了,连Thénardier两口子都会。如果有机会在中国底层生活一段时间,可能会有一个比较符合现实的了解,看到一些触目惊心的问题,大部分跟政治和体制没有关系。这不只是中国的问题。美国的新纳粹、三K党等极右组织的骨干基本都来自底层的两低人群:教育水平低和收入低。当年,瑞典学者Myrdal到美国来研究种族问题,发现歧视问题最厉害的是在白人底层。这是每个社会都有的现象,不能推到制度头上。奴隶制和种族隔离制度早就废除了,但美国对少数族裔的偏见和歧视在低层白人中保留的最多。中国底层的问题道理类似。

不是说要歧视低层,我本人就来自低层,在农村和城乡结合部生活了二十多年,那里的很多问题(勉强叫恶的话,也是小恶)跟政治和体制没有多少关系,比如说造假、糊弄、粗鲁、暴力、恃强凌弱等,一直是这样。即便没有底层生活经验,看一点写基层社会的杂书,也能获得这种知识。比如说造假,清朝人写的杂记中就有买了皮鞋回家穿才发现是牛皮纸做的,这跟政治关系不大。

二战以后,各个主要国家都通过实施社会政策促成阶层递进来改良社会,这种做法的前提是,承认底层的社会问题比其他阶层多。如果这个前提不成立,还阶层递进个啥?(让他们)在底层呆着就是了。这不是常识么?

王玮:底层不是天生就恶,道德沦丧是制度造成的。如果孙毅安承认自己也是恶的一部分,他就应该分清作恶者和受害者的区别,他更不能因为底层之恶而给政府之恶洗地。比起来,大恶是根源,无边无际的底层之小恶是无边无际的制度与文化的产物。谴责底层之恶,从谴责政府之恶开始。

一个人态度恶劣制止孙毅安抽烟,算不上恶。如果孙因此动手打人,倒是与恶靠近了。把地沟油毒奶粉假药假牛奶,疫情中不准急症病人就医这些明显是制度之恶的事算在底层头上,既不公平,也不符合事实,是给政府的洗地言论。所有这些现象都存在,只不过证明所谓爱国主义教育、传统文化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都是谎言,在现实中破产了。

@德州老刘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我没有为小恶辩护的意思。就像我高兴看到攻击国会山的川粉们被审判服刑一样。但是我知道真正的邪恶在上边。

占全喜:好的制度可以让恶人变好,但也不能完全遏制人性之恶,只可以让人性之恶得到最大的抑制;坏的制度可以让好人变恶,但不能让所有的好人变恶,只能让人性之恶得以更大释放。

@德州老刘 并不是因为底层“恶”要多一点才需要改良,而是因为当时制度本身很“恶”,必须改良。

王江松:常识和实际历史进程是,制度之恶损害了底层民众的权益,底层民众奋力维权抗争,迫使上层做出妥协和让步,怎么会是上层对底层之恶做出绥靖或“社会政策”让步呢?有的话,请举一例。再者,底层之恶也是应当予以批判和否定的,怎么能够对它搞绥靖主义呢?

张雪忠:诸如“国民性”、“底层之恶”之类的说法,都是一些缺乏公共见识的文人整出来的东西。这些人看待社会问题的方式,是极其直观和具象的,完全不具备分析社会现象之成因的知识能力。

实际上,在任何社会,任何合理或不合理的政策措施,人们所直接面对的具体执行者,都一定是“底层”的人员。在这里,能否透过现象看出真正的责任所在,就看一个人是否具备基本的公共见识。比如,在美国,哪怕是权力体系的最末端出了问题,如果是联邦层面的事情,人们就直接质问总统,如果是州层面的问题,人们就直接质问州长。你不会看到美国的文化人说这是“底层之恶”。

一个社会的堕落主要是精英的堕落,而精英堕落的主要表现是责怪底层。

YU:【底层之恶还是高层之恶】和个稀泥:孙毅安文中所说的底层之恶的*现象*的确普遍存在,文章也没有为高层之恶洗地的意思;但如果要追根究源,底层之恶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制度之恶、高层之恶——现象与根源,可以一起讨论。有不少自由派争论制度批判与文化批判(民族劣根性批判)的关系,譬如张雪忠老师重视制度批判,反感鲁迅、柏杨的文化批判论。在我看来:制度与文化是互相影响、互为因果的;把其中哪个作为绝对决定因素,或者严格界定两者的因果关系,都是不妥的。

肖雪慧:昨天没有点开孙毅安那篇,今早点开了。我不认为他当时做法和他文章的表达是合适的。他抽烟,那个保安叫他掐灭,从他的叙述,保安态度是有点粗暴,但他骂了一大串,远比干预他的保安态度过分,有些话甚至跟最近某女书记威胁人的说法很相似(大意说要保安后悔他妈把他生出来)。真正居高临下的是他,由这件他本身做得有亏的事引出底层之恶,这种借题发挥有点无厘头。

@YU说制度与文化互相影响、互为因果,赞成。但当用制度力量绑架教育和文化,以强力固化文化中劣质因素时,文化 就是制度。拿教育来说,对教育的控制在49之后至文革结束前的27年,特定意识形态不仅进教材进课堂还要对学生入脑入心、从幼儿开始;所谓文化安全战略,推出一批流氓马前卒……都是以制度力量绑架教育和文化,以强力把败坏人心的劣质文化固化下来。至少在大锅,社会和民众有怎样底色,制度是强有力因素。生活在这里,制度对人的压抑、侮辱无时不在。每天切切实实在承受。

还没有哪个时代像现在,动用国家机器、用一个覆盖社会一切领域的宣传系统,并把持教育、出版、历史书写……等领域,进行系统、全面和持续的灌输,全方位灌输对语言、记忆、思维方式、感觉的入侵,造成的恶果是很难清除的。孙毅安本人的表述就让人能清晰看出来。

“底层之恶”、“仗义多是屠狗辈”是截然对立的两种判断,都能找到无数经验事实支撑。但都是一些人根据有限的观察和体验提出的。但相比之下后一判断多少做了保留,不是对一个群体一竿子打一片的总体判断。

底层是一个很大很庞杂也很难一概而论的群体。我有多次被坑经历,坑人的有底层,也有同道中人。但我没资格对其中任何一个群体下总体判断。接触到的底层,有很自私、占便宜、坑人的,但更多并没有什么坏心思。下过乡,接触很多农民,有的一直保持联系。其中可能有想要鲤鱼跃龙门的,但更多只是想过好自己日子。从各种报道看,由底层升迁的,贪婪的、干坏事恶事的不少,但高层世袭的就更好?!要想得出结论,需要有调查、有数据。不能靠感觉和自己有限的观察。

郭学明:“底层之恶”是指“底层特有、固有和大多数底层人都有的恶”吗?如果一种恶,高层中层也有甚至更甚,是否可以说成底层之恶?如果一种恶不是底层必然有的,是否可以说成底层之恶?如果一种恶,只是底层少数人有,是否可以说成底层之恶?有没有高层之恶、精英之恶、中产阶级之恶的说法?任何一个阶层都有恶人恶行,是否可以据此认为这些恶是这个阶层的恶?请教!

DAI:孙毅安那篇文章,是夹带了自己的私货的,如果不了解他的为人,很容易被他迷惑。给大家分享一下他在另一个电影分享群的一次骂战。他在群里晒出了他创作的一个写杨靖宇将军的正能量电影,一位群友表示了不喜欢,他便骂人家是日本人生的崽子,由此开始骂战。其间污言秽语,不堪入目。最后在大家的强烈要求下,被群主踢出群。所以,不要光看一个人怎么写,还要看他文字背后的人品。孙毅安容不得别人对他的主旋律电影有任何微词,随便摘录几句他的话:“我告诉你,我的《脸对脸背靠背》是豆瓣评出来的建国以来最好的电影第二名。第一《霸王别姬》,第二《脸对脸背靠背》,第三《活着》,你用一辈子去学习吧”;“我今天的成绩,你和你儿子孙子加起来,三辈子都赶不上。我能和你对话是你祖宗的造化,祖坟冒青烟了你知道不?你烧香去吧”。

他以著名编辑自居,写的基本是正能量主旋律的东西,对底层充满骨子里的傲慢。他批底层之恶时夹带的私货在这里:“不要把丑陋和罪恶的原因都推给别人,政府哪个部门发文让你生产地沟油了?”“这是政府大力提倡并提供技术支持造成的吗?开启全民互害模式的是谁?谁在作恶?”

不是说底层没有恶,也不是说底层之恶不可讨论,而是作者试图用底层之恶掩盖体制之恶,他本人是体制内大编剧,善于写歌颂主旋律作品,尽享体制好处,当然不敢骂体制,只好拿底层撒气。

王江松:我看那孙编剧就是一条欺下媚上的中层恶棍,伪精英而已,岂有他哉。从他文章读出好来的人,还是应该好好回答郭学明老师的连环之问。

王玮:没有底层特有的恶。底层之恶这个词是一个伪概念。

刘书庆:不夸张的说,社会问题的主要责任在政府,包括底层互害。也是政策塑造出这种社会生态。底层的人争夺那点可怜的资源,会表现的特别野蛮,就像湖南操场埋尸案一样,日本有个片子楢山节考,说当地有个风俗就是把上了岁数的老人抛弃,也是生存环境恶劣造成的。高层的人抢夺资源表面上可能没有那么血淋淋那么残酷,但是他们使用的方法可能给更多的人带来持久的伤害,比如挑动社会动乱甚至战争。

底层的恶,无论是否原谅,它都会产生并横亘在世人面前,写再多的文章,再多的教化,可能都很难改观。因为它背后是个社会问题,社会问题的背后是政策法律制度。只要这些问题在,底层的恶就会散发。

指责底层之恶,就是素质论的变种,很容易被组织作为拒绝改革变革的由头。这个理由太浅显了。所谓倉廪实而知礼节,只要底层所能争取的资源仍然那么有限可怜,生存环境仍然那么残酷,底层的恶就不会减少,哪怕你通过写文章教化了几个人,也几乎于事无补。这就是我一贯反对批评指责底层的原因。而且很多时候,文人对底层的批评三观都是有毒的,他们写文章动机不是提高他们的权利意识而是单纯的谴责他们的恶念。实际上,根本不存在单独的底层之恶,而是普遍的人性之恶,只是底层和高层使用的手段不同而已,而且中外皆然,单独的个人是否做恶确实取决于个体的自由意志,但在概率角度上没有意义

王斌:倘若说文章作者比他指责的底层人还恶可以成立,那么接下来的讨论可以结束,因为上述已是一价值判断,无非恶的孰高孰低之別,可我要问的是,一个知识分子群是这么讨论问题的吗?不分析,一上来就一价值定论?

王江松:底层之恶、中层之恶、上层之恶,作为事实以及对事实的描述,是可以成立的,接下来需要讨论的是:(1)它们都是在等级专制制度的大背景上产生的,或者说他们本身就是构成这一制度的三个环节;(2)哪个阶层在这个制度和链条中得利最多,维护和巩固它就最起劲,因此也就最恶;得利次多者,次恶;得利最少者,再次;(3)如何改变这个制度和链条才是最根本的问题,简单地在现象层面谴责各阶层之恶是远远不够的的,这样很容易掉入各阶层相互指责、转嫁、踢球却同时维护整个制度和链条的陷阱。

段毅:@王江松 太有意思了。从底层到高层,分析了半天突然发現还有中层之恶。结论:恶在哪层都有,但恶在各层级释放的影响度却有不同,简单讲,底层的恶可闪避,躲着就行所谓独善,中层我不说了,王江松兄可分析,高层之恶的特性是烈度极强,凡人闪躲不及。

王江松:把底层被煽动、忽悠、绑架而参与作恶的全部责任都归之于底层本身,这符合基本的历史事实吗?这不是欺下媚上是什么?手握几百万大军搞土改,农民不拥护可以吗?土地和工厂到底被谁抢走了?孙毅安睁着眼睛说瞎话,把屎盆子扣在底层头上,居心何其毒也。

这是典型的“中层之恶”!

段毅:由于工作原因,与底层接触超过中、高层,故不乏恶的感触,有时也会生气或愤怒,但这种情绪稍有一段时间便会忘弃,但于中、高层,但有恶的感触则心底生恨,难有绝期。

王江松:哀莫大于,劳工律师段毅舍身为农民工维权,却有个别得到帮助的农民工受人教唆反咬段律师一口。然而,段律师对农民工阶层不离不弃,而有觉悟的珠三角农民工奋起响应段律师倡导的“工人代表制”,掀起了中国劳工维权运动的第一波高潮,因此也成就了段律师不可抹杀的历史地位。这才是真正的“精英”对待底层的态度,这才能建立良性的中产与底层的双赢关系。值得一提的是,段律师是全国第一家私营律师事务所的创始人,早在90年代就已经“先富起来了”。今天我们躲不过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究竟应该成为怎样的中层?我想这是本群这一轮讨论的意义所在。

王江松:总结大部分群友的意见,可以对孙毅安的言论做出以下几点评论:

1、孙毅安的爆发远远超出了维护自尊、合理自卫的尺度或比例原则

孙毅安无意中把自己强横恶霸的嘴脸原汁原味、活灵活现地描述出来了!在人员密集的核算检测现场抽烟,既违反了此处不能抽烟的规定,又违反了此处须戴口罩的规定,维持公共秩序的人员有责任提出警告(否则就是失职),他声音太大、态度太严厉,你可以提出异议和批评,但你的反应之激烈超出他10倍不止,以至于他若再敢反驳你,你一定会诉诸暴力,“让你妈后悔把你生出来!”你有错在先,他只是在纠错时对你的态度有点粗暴而已,而你的态度和行为已经是不折不扣的恶了。

人们有理由问你,如果警告你的是一个身份和地位比较高的国家工作人员,你会像对待蓝衣青年一样对待他吗?如果提醒你的是一个排队等候检测的、受不了抽二手烟的居民,你会跟他要禁烟标志吗?人们有理由推测,你之所以金刚怒目、怒发冲冠,不过是因为你感到被一个身份和地位远远低于你的人羞辱了,你有一种极强的要制服他的冲动,哪怕诉诸暴力,出了事,大不了动用自己的社会关系摆平罢了。

2、孙毅安从几个有限的案例出发,推出了“底层之恶”的全称和本质判断,把一切恶推给底层,而无一字追究来自上层的权力之恶和制度之恶

你出了口恶气,对方也被你的狂怒吓坏、镇住了,你岂止扯平了,简直就是大获全胜了!但你还远远没有解气,你迅速找到一个道德制高点,恶狠狠地说:“疫情期间,你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底层的恶。那种恶,无边无际”;“我难以用语言形容他们。底层的恶,超出你的想象。”

但是,包括你遇到的这个蓝衣青年的粗暴在内,你列举的那几个例子,都证明不了“无限的底层之恶”,而只证明了“不受限制的权力之恶”,作为执行者的底层志愿者、纠察员、社区工作人员,不是大恶,不是首恶,不是源头之恶,最多就是权力挤压、生存压力下的“平庸之恶”、“附庸之恶”,你对“不受限制的权力”不置一词,却把所有的愤怒倾倒在底层头上,你这不是欺下媚上又是什么?

3、孙毅安把或然推理当成必然推理,把片面原因当成充分必要条件

(1)“他们恨官,是因为他们当不了官”——官儿们自己没有可恨之处?岂止可恨,简直到了凶暴邪恶、人神共愤的程度了!

(2)“他们仇富,是因为他们挣不到钱”——富人们自己没有可恨之处?岂止可恨,简直到了贪婪无度、敲骨吸髓的程度了!

(3)“他们拥护反贪,是因为他们没有贪污的机会”——他们根本就当不了官,哪来贪污的机会?如果他们偶然当上了官,他们就不是底层了,因此,你这个针对底层的推理,纯属臆想。

(4)土改、公私合营是由武装权力自上而下发动、推动、贯彻的阶级斗争,土地和工厂全归了“国家”所有,怎么能把责任全归到底层?

(5)反右和文革是最高领袖一手策划、一手控制的阶级斗争,所有被引蛇出洞或奉旨造反的全都被收拾了,反日反美游行,哪一个不是由权力操控的,谁见过中国公民享受过示威游行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吗?

是的,底层经常被忽悠、利用、操控、绑架、裹胁、驱赶去作恶,尤其是针对底层本身的作恶(饿死的3700多万人全是底层),要改变这种情况,首先要批判和否定“忽悠、利用、操控、绑架、裹挟、驱赶”他们的集谎言和暴力于一身的极端专制权力,孙毅安居然对底层咬牙切齿地喊出“如此本性恶劣的群体,无论遭受什么苦难灾祸,我都不同情”的恶毒的诅咒,他这不是在说,极权专制是最适合底层的吗?底层遭受任何奴役和剥削,都是他们罪有应得吗?

4、孙毅安冒充屁民和底层来给自己对底层的恶毒咒骂披上客观公正的外衣

对于前一天的帖子招致异议,你表示自己并没有错,只是说了实话,说出了真相,为了表明自己是客观地、负责任地剖析底层的根深蒂固的劣根性,你以退为进地说自己也是屁民,也是底层。

这是很低劣的话术,没有人会相信你的。

让我们来看看你的身份和地位,这里只捡几个含金量较高的:国家一级编剧,西部电影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西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陕西省电影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陕西省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社会分层依据经济资源、政治资源、社会交往资源、文化资源的拥有状况,综合平衡下来(正高+厅局级国企高管+行业领袖),孙毅安至少处于社会中层,如果把中层再细分为下中、中中、上中的话,孙毅安妥妥地处于上中位置,2021年中国人口为14.126亿,孙大抵处于14亿人之上,这样的人跟一个农民工和一个月只拿百把块钱养老金的老农民,同处于社会底层?你的编剧才能果然并非浪得虚名,怪不得成了国家一级编剧!

5、孙毅安用底层之恶把政府的地板洗得铮光发亮

孙毅安接着说,底层的恶有很多表现,相信每个人都能感受到。村民疯抢翻倒在高速公路上的大货车;老人不幸摔倒了,好心人将他扶起或送医,老人一家会把好心人讹到怀疑人生;深圳两岁多的小悦悦在疾速行驶的车流中彷徨无助半小时,无人伸出援手,最终被汽车碾死……哪个政府部门发文让你生产地沟油了?给未熟的水果喷催化剂和色素,难道是乡镇政府提供的技术指导?牛奶里的三聚氰胺是怎么产生的?注水肉是天然长出来的?河北一个县饲养的羊,都在饲料里加瘦肉精,这是业内公开的秘密。民以食为天,可是市场上苏丹红,假疫苗,毒牛奶,膨化蔬菜,防不胜防。如今哪个人的食品是安全的?这是政府大力提倡并提供技术支持造成的吗?开启全民互害模式的是谁,谁在做恶?

孙毅安最后再一次强调:底层的恶超出想象,底层的凶残,难以想象。这个真相没人说,只好由我来说;此刻我有点像当年武汉的艾芬医生:老子到处说。

瞧瞧,孙毅安倒成了敢说真话、揭露真相的英雄了。

底层这么大人口基数,要说没有大量恶的现象,那也是不客观的,无论是谁,指出这些恶的现象,也是没有问题的。你的问题是,你只字不提中层之恶,更不提上层之恶,只字不提在等级专制制度中,底层、中层、上层各自之恶有大小、主次、源流之分,从上到下,依次呈现出由大到小、由主到次、由源到流的分布态势,你进行抓小放大、突出次要忽略主要、扬其流而藏其源的选择性批判,你就是有意无意地转移人们对来自上层的权力之恶、制度之恶的追究,这是既不符合事实,也缺乏公正,并且也是无效的批判。

你提到的那些恶劣现象,的确有些来自于底层的贪婪,但制度的原因,诸如公权力的不受制约与官商勾结、低人权低民主低福利低环保的掠夺性开发经营模式、法治的缺位等等,才是更根本的原因,而在这个制度中获利最大的上层和获利较大的中层当然应该负更大的责任。对彭宇案的一个荒唐判决(“不是你推倒的你干么要去扶他”),比一万个冷漠的路人更加败坏了社会的道德;钱权交易庇护毒食品毒药品二氧化碳排放、执法不严违法不究不给受害者公道和赔偿,是大面积假冒伪劣的主要推手,更何况,那些表面上由底层劳动者操作的违法勾当,背后都有一个通到上面去的利益集团,底层劳动者只得到一份可怜的糊口工资而已。

对于你的这种曲辩和洗地行为,鲁迅先生说得好:“倘使对黑暗的主力,不置一辞,不发一矢,而但向‘弱者’唠叨不已,则纵使他如何义形于色,我也不能不说——我真也忍不住了——他其实乃是杀人者的帮凶而已。”

6、孙毅安对“底层之恶”的大张挞伐,原来只不过暴露了“中层之恶”而已

前面说了,孙毅安当然不属于底层,但也很难算是上层,他属于改革开放以来迅速成长起来的中间阶层,这个阶层包括知识/技术/管理人员、中小企业主、中下层公务员,连同家庭附属人口,占人口总数的20%左右,大约3亿人。这个阶层的历史进步意义、历史之善和伦理之善,我们先不在这里表彰,我们先来看看它的历史局限性、历史之恶和伦理之恶。

它产生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先天不足,对权贵官僚阶层有严重的依附性,在很大程度上只能、必须充当权贵官僚的白手套;它后天发育不良,随着党对经济的控制收紧、国进民退以及经济本身的下行,它呈现出萎缩的趋势,在其经济和政治的主体性还没有发育形成前它就萎缩了,数量上也远远没有达到发达国家占人口百分之六七十的规模。在这种尴尬的情况下,它本能地具有把来自上层的掠夺和压力转嫁到比自己弱势的底层劳工和贫民身上的趋势。它不能光明正大、理直气壮地向上层争取权利,又想保持住自己的那份利润和利益,于是利用一些自由主义和普世价值话语,向底层进行意识形态洗脑和进攻,一方面为自己的剥削行为提供正当合理性辩护,另一方面对底层进行污名化,使之不能形成争取自己权益的历史合理性和道德合理性上的意识和自信。这就是这些年来不断出现的素质论、牲人论、暴民论、民粹论、文化决定论的社会心理背景,而孙毅安们的底层之恶论,就是一个最新的、伦理学形态的版本,由于孙毅安特殊的“个性”、“男性气概”和“勇武精神”,这个伦理学版本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对于底层的歇斯底里的深仇大恨的程度。

“中层之恶”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欺下媚上!恃强凌弱!

(202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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