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城抗戰辯異

長城抗戰一詞，多指1933年3月-5月，中國軍民抵抗日本侵略者占領熱河，保衛華北的民族抗戰[1]。其事迹，精神被采錄于國歌，成爲中華民族近代抵抗精神的原點。遺憾的是如今，這個詞匯已被政治宣傳所抽象化，失去了現實面的意義。僅作爲一種抗日精神，一種反抗侵略的民族記憶，一種愛國主義教育手段存在。被幾乎所有的中國人所熟悉，但幾乎所有的人又都不瞭解其事實的真相，底細。宣傳內容與實際，若讀完本書可悉知，有很大差距。鑄成此歷史錯誤的原因，即在不以事實真相，而是以民族精神爲基準的抗戰史記錄的病理之中。

今天，國內有關“長城抗戰”的研究，解說，影視作品等千篇一律，總給人造成一種中國軍隊在長城綫堅守，揮舞大刀奮勇殺敵，抵抗日軍入侵華北的印象。幷且這種抵抗，從日軍入侵熱河境內的2月底開始，一直持續到日軍進擊關內，逼近平津的5月下旬。雖然在全體國民的激勵鼓舞下，國軍，抗日義勇軍各部奮起抗戰，痛殲日寇，但終于力不從心，導致了長城綫的失守…。用血肉保衛長城，以大刀手榴彈制敵，政治這樣宣傳，歷史這樣解說，課本也這樣教育，遂形成一種民族間，國家內的共識（所謂“國家認同建構”的歷史記憶）。此爲現在“長城抗戰”一詞在民衆間的一般印象。

遺憾的是這裏的“中國軍隊在長城綫堅守，抵抗日軍入侵華北”的基礎史實，却是一個明顯的歷史曲解。事實是在日軍攻占熱河的戰鬥，長城綫的義院口，界嶺口至古北口間，除後來被國軍再度控制的冷口外，3月中旬前後基本已全部失陷（冷口3月4日，古北口3月12日，喜峰口3月10日，董家口3月10日，界嶺口3月16日，義院口3月21日）。狹義面，將“滿洲國境”擴展到長城綫的日軍“熱河作戰”也到此結束，之後日軍進入了鞏固長城綫，警備“滿洲國新領土”的守勢階段。

在熱河作戰三周間，日軍的兩個師團，三萬餘人，驅趕，追擊上十倍之東北軍勢如破竹。輕而易舉地占領了熱河全境，戰鬥中死傷數僅389名（至3月16日）[2]。作戰中日中軍隊的戰鬥損失比率均在數十倍以上。中國軍在最後一綫的長城各關口的抗戰，包括在今天“驚天動地”的喜峰口，古北口之戰，能足踏長城進行抵抗的時間也都不過一至兩天。兵敗如山倒，亡人失地，喪權辱國。與其說是長城抗戰，不如說是長城淪陷。之後，堅守在長城綫抵抗的，幷不是中國軍隊，而是將槍口對向關內的日軍。

以喜峰口的戰鬥爲例，熱河作戰中，宋哲元第二十九軍趙登禹部能在喜峰口長城綫“抗戰”的時間，前後不過24小時。3月10日正午，倚仗天險要地修築的兩重關門即全部失守。之後一直堅守，控制著喜峰口和附近長城綫的幷不是宋哲元的三個師，而是日軍混成第十四旅團松野尾大隊的兩個中隊（由于兵力稀少，西方的潘家口在二十九軍控制下）。此時，長城綫被反過來利用，變爲日軍守衛“滿洲國”熱河省，警戒關內國軍反擊的壁壘。這才是所謂“長城抗戰”的普遍實態。宋哲元軍在初戰失去喜峰口後，至“長城抗戰”結尾（塘沽協定）幷沒有能在喜峰口與日軍對戰一天，當然也沒有奪回此處的長城綫。其抵抗和騷擾行爲，多數發生在河北境內喜峰口南部山地至灤河東岸一帶。此事實有多少戰史曾有叙述，有多少國人曾有瞭解？

侵占長城的日軍數量幷不多，甚至可以說少得可憐。以混成第十四旅團的三個步兵大隊約2000人來占領喜峰口，董家口，冷口，界嶺口的當初關東軍作戰計劃 ，簡直可稱爲是一個目中無人的暴舉。之後由于兵力薄弱，局部受到頑强抵抗，不得不再投入步兵第三十三旅團（關東軍預備隊）接替界嶺口，義院口方面的作戰。

由于兵員奇缺，除重要關口之外，日軍幷沒有兵力去全綫防守。潘家口就是一個日軍當初沒有占領的國軍據點。喜峰口守軍松野尾大隊，此時只有兩個步兵中隊約200餘人能用于長城綫防守，全部被分布于最重要的喜峰口長城綫兩側。宋哲元第二十九軍近萬人兵臨城下，使其也不可能顧及西方潘家口的安全。3月11日夜，趙登禹率領的大刀隊（一〇九旅一部）夜襲，即是從潘家口附近出發的一次越過長城綫的反擊作戰。但此次出擊遭到慘敗，幷沒有到達收復失地的預先目的，反而使日軍得到教訓，3月18日午後，在增援部隊到達後，大刀隊出擊據點潘家口也終于落入日軍之手。

關東軍司令部在熱河作戰中十分擔心下屬部隊的妄動，怕戰火擴大到關內，激起世界輿論的反對。所以作戰開始前2月19日，武藤信義司令官即發出內部訓令，要求各部隊嚴格執行不許越境作戰的命令，云:

一，“熱河經略屬￿滿洲國內政，不能以此爲動因介入對支戰爭”。二，關作命第473號已命令不得擅自進入河北省作戰，諸官須嚴厲督促下屬各部隊…[3]。

可以肯定，在熱河作戰（2月23日-3月18日）階段，日軍還沒有形成入侵河北的企圖。所以在此時，長城抗戰目的是阻止日軍進犯華北的歷史解釋，嚴格地講也幷不正確。熱河作戰結束後，日軍各部隊按上級命令回到長城一綫堅守，以防止中國軍方面的反擊。實際上，此日軍的守勢，反而形成中國軍“長城抗戰”第二階段（3月下旬至5月下旬）的背景。國軍見日軍不再追擊，便集結到長城綫前構築陣地，騷擾日軍，形成對峙，伺機展開局部反擊，幷成功地控制了冷口，堅守到4月9日。真正在長城綫上抗戰的部分事實，至此才開始出現。不過此一時的抵抗，不論從時間，地點來看也限于局地，弱小得可憐。

一面，國軍在長城綫前集結，騷擾的舉動，使日軍輕易尋找到所謂“反擊”的藉口，占領冷口之舉不久誘發了日軍的“灤東作戰”，“關內作戰”（又稱河北作戰），從而將戰火擴大到河北省境內。灤東作戰（4月9日-4月23日）是日軍爲了奪回冷口，確保長城綫（所謂滿洲國境）安全，對關內灤河一綫（灤東地區）中國軍陣地進行的掃蕩，屬一時性的越境出擊。而關內作戰（5月3日-5月23日）則完全是爲了“消除將來隱患”，對河北省內（平津地區）之中國軍進行的越境追討。而在日軍的守勢中，能前進到長城脚下敵陣地前摩拳擦掌，揮舞大刀躍躍欲試的國軍各部，此時却又一敗塗地，平津危殆。最終導致了屈辱的塘沽協定的出場（1933年5月31日）。

下面 比較一下長城抗戰中，古北口，喜峰口，長山峪，羅文峪和喇嘛洞五次重要戰鬥中的日中兩軍死傷：

圖表10-5 長城抗戰日中軍隊死傷比率

1. 喇嘛洞戰鬥  死亡比 10.5/1  負傷比 2.7/1  死傷比 4.7/1

2. 喜峰口戰鬥  死亡比22.7/1，負傷比11.6/1 ，死傷比 13.6/1

3. 長山峪戰鬥  死亡比60.7/1  負傷比 5.7/1，死傷比13.7/1

4.古北口戰鬥  死亡比 88.5/1，負傷比 31.1/1， 死傷比 47.3/1.

4.羅文峪戰鬥   死亡比 96/1，負傷比20.1/1， 死傷比31.6/1

   可見戰死數字比率平均超過50倍，損失比率平均比也達20倍。中日軍死傷（戰力）相差懸殊。是爲熱河作戰期間的一個普遍現象，包括自以爲大捷大勝的喜峰口和羅文峪之戰。數十人對一，大刀戰鋼槍，敗得好不凄慘。屈辱的塘沽協定（1933年5月），即發生在此種戰力差懸殊的背景之下。若大刀真能殺敵如麻，怎可能出現此種敵軍兵臨城下的後果？幷不是蔣介石賣國不抗日，而是蔣的軍隊，無能，無力抗日。這就是1933年3月，田漢慰問古北口義勇軍，激發出“構築血肉長城”之名文背後的殘酷現實。也是蔣介石故意抬出宋哲元，關麟征等抗戰英雄的理由。爲的是激勵國民抗日士氣。有抬必有踩，此操作又人爲創出了歷史的不公。將由東北軍所爲，相對說打得最成功的喇嘛洞之戰，長山峪之戰等也掩埋于歷史的陰暗角落中。長城抗戰的結果，今日歷史記錄中除了喪權辱國的政治結果（塘沽協定），剩下的只是滿腔熱血，和只存在于媒體，宣傳中，教科書中的大刀隊英雄殺敵的故事。

大刀隊抗戰之大捷，爲何導致出喪權辱國的塘沽協定？其中的細節，現在很多人幷不明白。若只使用“長城抗戰”一詞去宣傳民族精神，講殺敵故事，作愛國主義教育題材的話，也會使讀者，受教育者很難明白。所以今日的歷史研究需要仔細分析日軍熱河作戰及國軍長城抗戰各階段的背景，事態變化。搞清戰鬥各過程的細節和事件的因果。最重要的還是要還原歷史，弄清事實真相。若宣講“長城抗戰”，也絕不能囫圇吞棗，首先要明白到底是誰在長城上“抗戰”。若宣傳大刀隊殺敵，也要先還原其戰鬥的真相，及如何用大刀殺敵的實態。從此意義講，能使國人熱血沸騰的這一抽象化固有名詞，可用于教育，宣傳，但不值得追求事實的史家推獎。

歷史事實與民族記憶

文章至此已至接近尾聲，還剩下一個值得認真思考的大問題。即爲什麽諸如喜峰口大刀隊的神話能充斥歷史研究，歷史記錄的現場？除了政治對歷史記錄，歷史教育的干涉，大衆文化的獵奇心理等要素的作動外，筆者經此研究還發現一個原始檔案記錄（戰果報告）不真實的問題。史料的不實，記錄者的立場偏袒，史料的鑒別，批判程序的不在，也會使歷史記錄演變爲這種神話故事的溫床。

在此，達數倍，數十倍的戰果虛報，數字作假還只算是一個小節，最大的問題在完全曲解了“長城抗戰”的全域，結果，好像第二十九軍從未讓出過喜峰口，長城綫，關麟征師也一直堅守在長城綫上直至最後的假像。此種爲顧及民族臉面而默認謊言的歷史曲解，爲衆多的神話故事提供了“著實”“可靠”的歷史素材。戰後，以此類記錄爲基礎的愛國主義教育，抗戰精神的宣傳，又將歷史的虛僞打造成所謂的“民族記憶”，幷受到權力，法律保護[4]，企圖阻止學問對虛僞的挑戰。

此問題發生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應是我們歷史研究者的責任，在提供基礎史實時，缺乏嚴謹的史料批判和國際接軌的比較研究，也缺乏抵抗政治干涉的能力。歷史記錄在不能突破民族，國家的壁壘，越過黨邦，國境之前，往往會受到來自權力，黨人的政治干涉，出現歷史事實面的失真。

經過本論的史料檢證、我們可以看到第二十九軍大刀隊夜襲，有著兩個不同的形象。一個是廣泛爲人所知，幷且占領充斥著幾乎所有歷史記錄，教育現場的“大刀隊英勇殲敵，大獲全勝”的宣傳形象，另一個則是至今幾乎不爲人所悉的，大刀隊夜襲慘敗，隊員遺尸730具，大刀被繳獲380口的檔案資料中映出的歷史事實。以上大刀隊的事例也僅僅是一個代表。國共兩黨的抗戰史記錄中，被稱作抗日大捷的戰例，如筆者所研究過的平型關大捷，台兒莊大戰，陽明堡夜襲，滕縣保衛戰，狼牙山五壯士，劉老莊英雄連等事迹中，都存在用政治宣傳對歷史事實進行加工，改寫的一面。且此種現象的發生，演變，極端化，又多産生于把抗戰史用作愛國主義教育題材的戰後。

爲什麽虛僞的宣傳內容能記錄于史書，應用于學校教本，而忠實于檔案資料的研究考證却往往被斥爲“歷史虛無主義”？對此，有良心的研究者有必要在方法上，對“以政治介入歷史” “以宣傳取代歷史” “以權力統制歷史”，把歷史作爲愛國主義教育手段這一抗戰史記錄中普遍存在的“病理現象”進行進一步的反思。

[1] 也有将1933年1月的山海关事件（榆关抗战）作为开始的区分。

[3]  「混成第１４旅団陣中日誌」、（参謀業務）昭８年２月、964頁、満洲-満洲事変-110、(防衛省防衛研究所)。（Ref.C14030200300）。

[4]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 ，2018年4月，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同年5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