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官报》研究日中战史的新可能性

利用 日本政府战争期间公开的《官报》研究战史，是最近国内民间战史研究者发现的一种划时代的新方法。即利用其中的战地死亡者通报，和靖国神社的合祀者名单等，来确认特定战斗，战役中某部队战斗死亡者的精确情报。《官报》即政府公告，每天约发布一号。内容包罗法律、政令、条約、政府人事，各种报告书，资料等国家对外公开，公布的信息。

死亡的军人，属于国家通过法律程序雇佣，征用的公务员（兵役者）。所以若其死亡时，政府也负有通报，合祀，补偿等国家义务。谁人都可阅览，并不属于军队的秘密情报。

其中有关死亡者（包括病死，事故死）记录有两种，第一种，是陆海军省公布的《战地其他死亡者》通报，每二，三日间进行一次，以战斗团体，战斗别为单位公布，以军阶高地顺序排列。各战斗中的死亡者，也以战死日期前后排列。战地死亡通报的特征，是可以确认每个战地死亡者的姓名，死亡种类（战死，战伤死，战病死），死亡日期，出身地，军阶等信息。可以说其中的死亡日期，是一个最重要情报。可称作是揭露，纠正国共两党各种战果宣传内容作假，不实的杀手锏。

比如，平型关大捷战斗发生的1937年9月25日，各次官报公布的，日军在整个中国战场的战死者总数约为260余名（民间学者GJ氏的研究结果）。（不会统一公布，因为基础信息来自基层部队，参战各部队区分构成不同，战死者的调查进度，汇报时间也不同。但大致分散出现在同一期间内的各号官报中）。所以若能掌握此数据，即可断定共产党的平型关大捷，包括同日发生在附近的腰站阻击（杨成武独立团），三山阻击等三次战斗（又被称为平型关三捷，号称共歼灭日军1500余名）中，日军所有战死者数，再多也不会超过此数（实际研究结果为其中的165名）。一下即可戳破由宣传，口述方法确定的今日公式数据（歼敌1500）的天机。问题在战地死亡通报栏太零散，特定日期，特定步队内容的收集，确认工作十分繁琐，困难。

第二种，是《靖国神社合祀者名单》，同样属于政府陆海军省的告示，每年仅报两次，每次人数约数千名。随着战争进展，死亡者增加，每次公布数字也有越来越多倾向。合祀名单中虽没有死亡日期，部队别标记，但经调查研究，也可以摸出其排列顺序。即基本按某一阶段（约半年前后）的各部队的部队别，战斗别顺序排列。特点是集中度高，容易查出一定时间中，某一上级部队（师团，旅团等）的全部战死数据。

换句话解释，即只要能查到辻村大队雁宿崖战斗的战死者所在位置，肯定也能发现，或类推出其所属旅团（独混2旅）在3天后的黄土岭战斗的结果。缺点是，合祀名单不可确定死亡日期。也不可区分小战斗。比如，时间接近的雁宿崖，黄土岭两次战斗的死亡者，都会被排到一起（但有微妙的前后顺序区分）。所以，既使确定了位置，也还会有时间接近的，其他战斗中的战死者混入名单中。

另外一个缺陷是合祀名单的公布时间要拖得很久。由于进入合祀名单必须经过严格的事实审查（确定战死情报等），所以1939年11月的雁宿崖，黄土岭战斗死亡者的合祀者名单，直到太平洋战争开始后1942年才正式公布。1943年以后由于战况愈下，纸张供给紧张，致使官报的编辑出版也发生了困难。1938年每号超过百页的官报，至1943年已减少到20余页，合祀者名单的公布，至此年也寿终正寝（战地死亡者通报在此前已先行终止）。即太平洋战争开始后，两种通报都结束了使命。所以官报调查的有效期间，很遗憾，仅限于抗日战争的最初三年。

《官报》内容虽齐全丰富，但由于没有区分情报，一般人并看不懂。专业研究者，也不能单独对其进行研究。需要在掌握了战斗全局和一定战死者情报的基础纸上，进行对比，照会，核对研究。还需要用具有总损失情报的《合祀者名单》，和具有日期情报的《战地其他死亡者通报》名单相互对照检证，才能求出准确结果。若之前没有掌握部分确切的人名，出身地信息，或不具备相当程度的军事专门知识（编制，军阶，部队分布知识）的话，根本无从开始《官报》调查。

再者，使用《官报》内容调查核对某次特定战斗的战死者，是一个非常繁杂的过程。战地死亡者通报每两三天公布一次，各地死亡者分散地位置于每天平均50页长的官报全体的某一角落。而合祀者名单则每一次要公布约7000名（1942年为基准）的庞大数据，只有竖线区分，并无任何日期，战斗名，部队名标记。需要以掌握的战死者姓名，一个一个去核对，查找。所以官报研究又是一个十分艰苦的调查过程。不仅要有充分的历史，军事基础知识，还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劳力。只追究功名的研究者，既使能认识到此研究方法的重要，大多也不愿意使用这种费力不讨好的方法。笔者以为，对政府当局控制的官学来说，最可怕的也许还是不会什么讲“党性，原则，立场”，不懂得什么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裸裸的研究结果和事实证据。所以《官报》研究的名人，不会来自有组织管理的学界，只能产生于民间。

最理想的方法，既是将现有官报内容全部作成数据库。虽然官报线索繁杂，篇幅浩瀚，但战死者总数绝不是什么天文数字。日军抗战八年在大陆战场的战死者不过32万（共产党公称自己消灭过52万），可作为官报研究对象的抗战初期三年，战死者数合计起来也不过十万。对个人来说，数据化作业艰巨（据笔者了解，已有民间人业余开始进行这种尝试），但若能组织人才，集中作业，取得结果并不会太难。资金，也若有一个社科项目，或一次官制学会的酒店消费足矣。只叹现在主管此部分研究方向的权力者，多为不学无术之辈，或惧怕事实真相者，又受宣传部门上司的监管，不会引导研究向这种“脱轨”“虚无”的方向发展。

不管怎么说，笔者也认为官报研究将是打开停滞于歌功颂德阶段的今日抗战史研究现状的决定性武器。是揭露宣传的虚像，寻找事实真相的捷径，也是鉴定“中流砥柱”，“核心价值观”真伪的试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