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迦陵
孫迦陵

《觀察者網》專欄,經營《中東新聞》Podcast,曾負笈科威特習阿拉伯語。

“东伊运”已衰弱但阿富汗恐袭连连,新疆能否安稳?

自美国撤军阿富汗起,“东伊运”(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简称ETIM)三字便屡屡跃上媒体版面。

10月6日,联合国大会法律委员会就“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议题举行辩论,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敦促有关国家纠正在“东伊运”问题上的错误做法,恢复对“东伊运”恐怖组织的认定。

10月9日,阿富汗昆都士(Kunduz)一座什叶派清真寺遭自杀炸弹攻击,造成数十人丧命。“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虽坦承犯案,却也在声明中表示,凶手乃“维吾尔穆斯林”,是“塔利班曾誓言逐出阿富汗的分子”。

“东伊运”成员或将在阿富汗持续潜伏,这也预示了,其或将优先服务于“基地”与“伊斯兰国”的政治议程,“解放新疆”的要求将再度被稀释。

一直以来,中国不断对阿富汗塔利班提出打击“东伊运”恐怖组织的政治要求。

7月28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天津会见塔利班要员巴拉达尔,彼时美国已开始撤军进程,塔利班也夺下了阿富汗70余地区,变天之势山雨欲来,“执政预演”的意味不言而喻。

会中王毅除传递“中国坚持不干涉阿国内政”等讯息外,也提出了明确的政治要求,即希望塔利班与“东伊运”等恐怖组织“彻底划清界限”,同时施以坚决有效打击,好为地区安全稳定及发展合作扫除障碍。

8月18日,塔利班入主喀布尔后4天,王毅应约与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Mevlut Cavusoglu)、巴基斯坦外长库雷希(Shah Mehmood Qureshi)通电话,除达成“期盼塔利班组建开放包容、有广泛代表性的政府”等共识外,也再次呼吁塔利班,要以明确态度同一切恐怖势力彻底切割,并采取措施打击包括“东伊运”在内的国际恐怖组织。

9月8日,塔利班发言人沙欣(Sohail Shaheen)接受媒体采访时,被问及会否将“东伊运”成员引渡给中国时,沙欣并未明确响应,但强调多数“东伊运”成员已离开阿富汗,原因是塔利班此前已对其有所“警告”。

沙欣进一步补充,尚未离开的“东伊运”剩余成员,未来也无法留在阿富汗的任何地方,塔利班将不允许“东伊运”在阿富汗有任何训练场、资金募集机构和士兵招募场所。

而针对沙欣的表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也在9月10日予以回复,再次强调希望塔利班言出必行,同“东伊运”等恐怖组织彻底切割,并在境内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坚决打击。

由上述外交表态可见,杜绝恐怖势力威胁,乃中国经纬阿富汗议题的首要考虑,塔利班自是明了此点,这才有了相应承诺与声明。

平心而论,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东伊运”虽恶名在外多年,却早在中国提出政治要求前,便与塔利班疏远许久。有鉴于阿富汗如今仍是另两股国际恐怖势力的盘据地,新疆的反恐任务依旧不能有一刻松懈。

阿富汗与“东伊运”缘起

回顾“东伊运”的起源与兴衰,既有中国本土内生因素,也与阿富汗变局息息相关。

1940年至1950年间,中国内部秩序剧烈变动,“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于新疆成立,领导人多为伊斯兰教法学者,欲在宗教与民族两大维度上,动员群众反抗“殖民统治”。如此力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依旧存在,但也终究在几波政治运动后隐遁民间。

自1980年代起,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便趁市场化的裂隙,在新疆悄然生根,其中既有1940年以降的“宗教与民族”一体的“反殖”脉络,也受美国在阿富汗培植反苏圣战势力的国际脉络牵动。

极端伊斯兰结合不对称军事游击的作战模式,逐渐由阿富汗与巴基斯坦边境的圣战培训营外扩,渗入了周遭的中东、中亚,与阿富汗相邻的新疆自也不能幸免。

在此脉络下,赛伊汀·玉素甫(Zeydin Yusup)撷取了民族冲突的愤怒能量、阿富汗圣战的动员网络,并承袭1940年“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的基础,于1989年成立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ETIP)。

而与前者不同,ETIP自成立之初便是高度军事化的恐怖组织,成员多为曾赴阿富汗与巴基斯坦受训的战士,1997年,艾山·买合苏木改组了ETIP的组织结构,“东伊运”于焉诞生。

“东伊运”为何与塔利班疏远

然而,后续两场地缘变局导致了“东伊运”的分崩离析。首先,是美国于2001年对阿富汗发动反恐战争,在一定程度上重挫了“东伊运”的大本营。

长年以来,“东伊运”虽多在新疆活动,但其训练营地主要分布于阿富汗与巴基斯坦境内。在当年相对松散的边境管制下,大批受训者与“圣战士”乔装为商人、学生与移工,往返在新疆、阿富汗与巴基斯坦边境上,且其往往具有多重身份:既是“东伊运”成员,也与“基地”(Al-Qaeda)等中东、中亚恐怖组织有所合作。当年的阿富汗与其说是国家,其实更像恐怖组织的加盟与交流中心。

故美国于2001年推翻塔利班时,会在与后者结盟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IMU)营地内,逮到多名中国籍东伊运分子;巴基斯坦虽暗中支持阿富汗塔利班,却也在美国要求下,被迫加入反恐行动,打击境内与巴基斯坦塔利班合作的“东伊运”成员,艾山·买合苏木遂于2003年遭巴军击毙,一同丧命的还有多位“基地”组织成员。2002年,美国与联合国皆将“东伊运”列入恐怖组织名单,同样是出自反恐战争的脉络考虑。

由此回溯“东伊运”在中国的过往犯行,塔利班的庇护可谓关键。毕竟“东伊运”活动频率最高时期,便是1990年至2001年间,在新疆犯下了数百起爆炸与暗杀事件。

但因当年互联网尚未崛起,媒体也未对此大加报道,民众亦对恐袭概念相对陌生,加上事发地点未扩散至新疆外,其犯行造成的集体恐慌未如今日般巨大。

而当今人们更有印象的2008年北京奥运前夕的未遂袭击事件、2013年北京金水桥恐怖袭击事件、2014年昆明火车站暴力恐怖袭击事件等,反而是“东伊运”遭重挫后的行动。

此时其已相当羸弱,往往要仰仗“伊斯兰国”等国际恐怖组织,协助提供训练与军火,方能成事;甚至有些行动也不排除“冒领”可能,即恐袭执行者可能是潜伏在新疆内部的其他圣战势力与社团,抑或为自发孤狼式恐袭,但“东伊运”为争抢招募“圣战士”的国际话语权,强硬认领。

而重创“东伊运”的第二场地缘剧变,则是受2010年阿拉伯之春催发的叙利亚内战。

2001年美国推翻塔利班后,“东伊运”尽管仍在阿富汗、巴基斯坦保留领导结构,却已难成气候,其手下残部大多涌入东南亚、中亚、中东等地,希望另辟圣战新战场,以保组织命脉。而叙利亚内战的爆发,可谓是阴错阳差的“天赐良机”,上千名中国籍东伊运分子为此取道土耳其,开始了在叙利亚的异国新征程。

然而这一操作直接导致“东伊运”沿着两大裂痕分裂。第一便是叙利亚支部与阿富汗支部的嫌隙,前者仗着在叙利亚的“军功”,动了“另起炉灶”的念头,终与阿富汗支部渐行渐远,也不再如过往般仰仗塔利班。

第二则是“维吾尔民族主义”与“全球圣战”的主张冲突。2001年塔利班倒台后,“东伊运”不只在生存压力下散入周遭战场,也在两重目标间精神分裂:继续“解放新疆”,抑或“投身全球圣战”。

而考虑到阿富汗营地受损情况严重,“东伊运”最终只能向招募新血的目标妥协,淡化自身的“维吾尔民族主义”色彩,标举“伊斯兰圣战”主旋律,以收拢更多恐怖份子。

在此脉络下,“东伊运”之名逐渐淡去,取而代之的,是“突厥斯坦伊斯兰党”(TIP)的新头衔。去掉“东”一字,为的是更加融入全球圣战、中亚泛突厥暴恐势力的动员网络;其辖下媒体部门“伊斯兰之声”(Islam Awazi),也开始发表阿拉伯语的相关宣传视频,并出版阿拉伯语文宣。穆斯林、阿拉伯两元素,逐渐成为“东伊运”的动员关键词。

如此力道,最终在叙利亚战场上引爆。许多中国籍东伊运分子来到中东后,被“全球圣战”的“新理念”感召,认为与其“解放新疆”,不如恢复“哈里发制度”,方能实现“全球穆斯林的共同解放”。

为此,不少人改投“基地”与“伊斯兰国”麾下,遭到旧战友以“维吾尔叛徒”之名痛骂,但其也往往回以“叛教”骂声。

这般冲突,在土耳其介入叙利亚内战后,撕裂得更加厉害。部分“东伊运圣战士”在“泛突厥民族主义”驱使下,甘做土耳其于叙北的代理势力、合作伙伴,为土军冲锋陷阵;部分“东伊运圣战士”则转向“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阵营,对土军、俄军及相关势力开火。原本强大的“东伊运”叙利亚支部,如今陷入同室操戈的窘境中,更加无暇顾及阿富汗支部的旧战友。

“基地”与“伊斯兰国”阴影

而如此发展,无疑是对“东伊运”转型的残酷冷笑:当年为求壮大,其大举转赴叙利亚战场、标举全球圣战符码,却无心插柳了“多头马车”的尴尬局面。如今的“东伊运”确实“壮大”了,却也山头林立、难再同心。

然而,中国之所以仍要以“东伊运”为由,频频告诫塔利班,并非不通晓上述发展,而是有意藉“东伊运”曾与塔利班高度结盟的过往相“叮咛”,莫让阿富汗再成“恐怖组织的加盟与交流中心”,甚至是系统性地向中国输出圣战势力。

综观全球反恐挑战,大抵可分为硬实力、软实力两大战线。前者以中亚、中东等国家治理较弱地带为例,武装恐怖组织大到据地为王,小到暗藏据点于民间,皆意在体现不对称作战、军事行动等组织暴力。

“东伊运”之所以能在1990年代持续将“圣战士”输入新疆,并在民间伞状布局多处据点,也有中国当年治疆能力相对不深入之故。

而在软实力反恐方面,则涉及社会关系、网络空间的规范治理。欧洲近年层出不穷的恐袭事件,便为典型案例。

不论“基地”或“伊斯兰国”,其在欧洲皆未设立军事据点,却能透过互联网渠道、亲戚引介等方式,渗入当地穆斯林社群,既跨海招募“圣战士”,也隔空指挥相关人等发动恐袭;有时甚至无需明确指挥,只要持续输出圣战意识形态,便有几率煽动出孤狼式恐袭。2020年发生的法国历史教师遭斩首案便是如此,凶手乃6岁便赴法定居的车臣难民,也从未上过法国反恐系统的观察名单,却能于转瞬间夺人性命。

“东伊运”虽在塔利班失势后重挫,几乎不可能再如1990年至2001年般猖獗,却终究是让新疆一度留下严重后遗症。

其于新疆经营多年,早已透过极端清真寺、非法经学校等系统,建立了联络据点与网络,参与者未必直接听命“东伊运”,却认同“圣战建国”的理念,当中更有不少人任职政府机关,能藉职权之便,与境外恐怖势力相勾连、甚至干预清真寺人事安排。

以“伊斯兰国”为例,其自2014年起大举招募海外“圣战士”,彼时新疆便曾发生在相关部门交相掩护下,将有志参与圣战的维吾尔青少年偷渡送往叙利亚的秘事,凭借的便是“东伊运”留下的联络网。

虽说上述网络在新疆近年出台高强度反恐措施后,便已几乎被摧毁,但中国的反恐软实力战线,仍不能有一丝松懈。

阿富汗此次变天,塔利班的二进宫鼓舞了不少国际恐怖组织,诸多鼓吹圣战的暴恐音视频大举涌入中国互联网,虽说有关部门竭力防堵删除,却仍担忧漏网之鱼将酿大祸。

眼下“东伊运”虽已衰弱,但阿富汗仍盘踞着“基地”与“伊斯兰国”两大国际恐怖组织。其中“基地”一度为塔利班重要金主,在9·11事件暴发前,其以每年2000万美元的“津贴”,让塔利班为其提供训练营,美国虽以塔利班“庇护基地”之名攻打阿富汗,但实情更像是“基地投资了塔利班”。

2001年塔利班倒台,“基地”虽也同样受挫,却未曾撤出阿富汗,也不曾与塔利班断绝联系。长年以来,“基地”在阿富汗的组织结构相对完整,且为免分道扬镳后被美国各自歼灭,“基地”宣誓效忠塔利班领导人阿洪扎达,即现今的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埃米尔,其武装势力也与塔利班的哈卡尼网络有所合作,高层领导人更是相互联姻,欲以最原始的血缘之盟相互绑定。如此同盟结构,短期内极难瓦解。

而“伊斯兰国”则与塔利班存在竞争关系。其多分布于阿富汗东部的楠格哈尔省(Nangarhar)、库纳尔省(Konar),常以“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自称(IS-K),全盛期曾有上千名“圣战士”在此活动。

但2019年其位处伊拉克、叙利亚的总部政体遭推翻后,不少旗下“圣战士”便“良禽择木而栖”,带枪投靠了塔利班与“基地”,如今已不复过往盛景,却仍有在全国各处发动恐袭的能力。

在此境况下,若塔利班所言为真,其将不允许“东伊运”在阿富汗有任何训练场、资金募集机构和士兵招募场所,则依照当地行之有年的“不成文默契”:相关人员若非转进他国支部,便大抵是改投“基地”与“伊斯兰国”麾下,亦即换个单位训练与任职。

眼下塔利班虽有心向中国与国际示好,但其暂时不能与“基地”拆伙,短期内也无力压制“伊斯兰国”的骚扰式恐袭,阿富汗摆脱圣战的征途,目前仍是道阻且长。所幸如今新疆已然安稳,“东伊运”在中国境内和阿富汗的能量亦不复当年,只要中国持续严守反恐前线,将能避免梦魇重现。


原文發表於2021年11月2日觀察者網:

https://www.guancha.cn/sunjialing/2021_11_02_613200_s.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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