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亭
季亭

可怜身是眼中人

弱小者,像青苔一样生长 | 疫病日记

今天一早看到豆瓣的日记功能被锁定,也许是感到钟摆正划向另一端,人们不断重复着“不要忘记”。我们本是社会中的一个个小齿轮,却被疫情打乱了生活节奏,不得不直面自然随意的残酷和人类故意的残酷。如下是我此时的回忆和想法,写给流泪愤怒的冬日,和无力抗拒的春日。

春天来了,夜风中却没有丝毫暖意。临街的门面有些还亮着,送出消毒水的刺鼻气味。彩色灯球勾勒出的道路向远方延伸,那是为庆祝春节准备的。现在看来,就像为走亲戚采买的年货,铺张的庙会长棚一样不合时宜。漫长的冬季不知何时会过去,短暂的窗口期已经行将关闭。还有什么会留在记忆里呢?

还有什么呢?我想起《万历十五年》的开篇,也是初春:

这天清晨,本不需上朝,文武百官却盛装出行,熙熙攘攘。原来,是有传言皇帝要举行午朝大典。禁卫军也以为举行大典,将他们放行。上千官员在平静的午门前等候多时,直到宦官宣布上朝为讹传,才四散而去。事后万历皇帝追责,竟然追查不到责任人,以处罚全体京官告终。庞大的帝国中心何以被一则流言耍得团团转?荒诞的景象警醒后人,貌似有条不紊的帝国中心,内部其实早已陷入停滞。这艘豪华巨轮可以凭惰性航行,但只需一则流言、几十名倭寇,就能摧枯拉朽它的虚弱。

《舆论》的开篇也讲了一个故事:

1914 年,一个小岛上住着几个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邮轮 60 天才来一次。当岛民们涌向码头查看新闻时,才知道6个星期前,英、法已经对德开战了。而在这6个星期里,岛民还与敌人像朋友一样相处着。李普曼借此说明:我们行动所依据的是脑中的世界。然而脑中的世界,常常不能反映出外部世界。

万历皇帝

1月20日,我终于开始关注到中部重镇肆虐的传染病。就在前一天,我们还在逛年货市场,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品尝特产,和小贩讨价还价。很难想象,在这种新型疾病肆虐初期的一个多月里,我唯一关心的还是回家过年。此时,这些新闻还没有引起家人的注意,因此也就并没有真的发生,我们还是要走亲戚、吃团圆饭。这一切令人产生强烈的不真实感:即使面对相同的困境,人们也被自己所知的信息困在不同的世界里,或欢歌笑语,或挣扎求生。唯有无边的黑暗,和看不见的病菌,随着每一次顺畅的呼吸渗入心肺。提醒着你所过的每一分钟,都粘着他人的血泪。

割裂的状况没有持续太久,随着央视介入报道,全家的信息开始趋于同步爷爷拿出叠得方方正正的电话纸,一一给亲朋好友打电话,嘱咐大家少出门,勤洗手,戴口罩。初二我们出门散步,浅浅的雪地上只有几行脚印。看到对面有人走来,我们刚用眼神交流了一下,没想到对方远远地看到我们,已经戴上口罩贴近路的另一边了。种种迹象释放出熟悉的信号:整个国家都被动员起来了。虽然疫情没有得到控制,但我们已经放宽心,那是一种伴随个人成长而建立起的根深蒂固的安全感。

不走亲戚不出门,好像其实也没什么。原本用来待客的食材,轮番被端上餐桌。一家人围着圆桌吵吵闹闹,年龄从大到小、政治光谱从左到右同时发言。谁也无法说服谁,争到最后却是相同的茫然。不论怎么来解释,一切好像都没有改变,没有确诊,没有床位,没有物资。当我们信任地转交配置资源的权力,那个无所不包的系统却疲软无比。零星的民间捐赠,从应急变成医院和工地获取物资的常规手段。而说到底你能依靠的,只有家人。

然而,当你通过求助信息,看到太多满怀希望的人,在挣扎之后走投无路,很难不对“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叙事产生警惕和抵触。我们看到灾难中每个角色——感染者、医护人员、志愿者、官员……如何被系统化地去人性。铺天盖地积极的符号化:双手溃烂的医生,被感染的志愿者,捐出买命钱的工人……他们的牺牲匆匆被推上前台歌颂,让付出与回报之间巨大的不对等变得合理。还有消极的符号化:不作为的庸官也被匆匆推出来受审,承担起一切罪责。而那些不够格成为典型的大众,只能被数字化。日渐衰弱、死亡的个体不被看见,民间自救的努力也不被看见,甚至不够格成为疫情播报中跳动的数字。对力量和强权的崇拜,轻易默许了这种倒置。

就在这个裂口的间隙,公共记者奔赴前线,家属和志愿者奔走呼号,零星地为人们带来真实的信息。隔着屏幕的人们开始抑郁流泪,心慌胸闷,却不忍错过每一条真实的挣扎和哭喊,那是真正的生命力所在。在平常时期,我们都是大机器上的齿轮,大部分精力都消耗在做好自己的工作上。然而,当灾难将挣扎与哭喊推至我们面前,每个人都自动脱落,独自面对一个个考验——要不要逃跑?要不要举报?要不要加班?支持什么、反对什么?……

愤怒的浪潮席卷过每个不同的回答。吃野味的人、武汉人、某+会的人、造谣的人……民众彼此的仇视、攻讦无休无止,直到董卿“枪响之后没有赢家”登上热搜——不,有赢家的。制度性暴力就是最大的胜利者,它源源不断地从人性之恶中汲取养料,将无告的少数划进“必须的代价”。必要的标准是什么?代价又是谁付出的?武汉及湖北死亡率的回答是:是那些最诚实勇敢、安分守己的人。在权利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承担责任就意味牺牲。


同时幻灭的还有集体记忆。疫情初期很多人都在问:非典时期的经验,为什么没发挥作用?参与实习报道时,我开始找2003年的资料,发现当时的信息更加稀少而混乱,很多细节经不起推敲。我们总结的究竟是什么经验?自己所受的教育,到底有多少是真实的?

黄仁宇将明朝失败的原因之一,总结为缺乏治理庞大国家所需的技术手段。然而在这次救灾中,数字化技术不仅缺席了自上而下的分配,还造成个人信息的大规模泄露。大数据能够捕捉全城穿睡衣逛街的人,却无法精准匹配物资。作为社会进步象征的技术,在社会真正需要它的时候,表明自己只听命于权力。

愤怒、指责、悲痛成为主流情感,也许只是因为它们比较简单。真实的心情远为复杂和痛苦。在遥远的30天前,有人这样评论伊朗坠机事件:对于伊朗人来说,国家是他们不得不背负的原罪。对家族、民族、土地和国家的认同,本身就是混杂在一起的情感。这个社会,强大也罢,虚弱也罢,都是你的一部分。实际上你是在折磨自己。

而当我们不得不直面自然随意的残忍和人类故意的残忍,安稳表象下永恒的动荡也就显现出来:我们和我们所爱的人,终有一天要彼此分离。我们赖以生存的文明,其根基又是多么地脆弱,一张“鄂A”的牌照,就足以让它退化至野蛮状态。

超市里的水只剩下“恒大冰泉”,多买了几桶放在家

在黑暗中,唯一能够给我们安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爱和互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求真、反思,寻求改变的潜流又一次开始涌动、遥相呼应。《对本次疫情的结构性反思:谣言、官僚与国家主义》中写道:

“哪怕时至今日,我们的意志仍然没有沉沦。我们仍然在屈服与觉醒的边缘抗争,我们仍然有动员并把自己组织起来的能力——最珍贵的是,我们仍未忘记同理心和对更好社会的想象,也仍未丧失为了这种想象而斗争的决心,这是留给未来的人们最宝贵的财富。”

立春之后,东风解冻,蜇虫始振,鱼陟负冰。会有人来安顿受伤的心灵,抚平历史的褶皱。有人倡议建立一个档案库,收录每一位受害者的故事,比接力“武汉加油”的口号更有意义。种种各异的努力表明,如果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我们还可以像青苔一样依附着墙壁和石缝生长,等待回暖的时刻再展绿意。

庚子年正月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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