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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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怜身是眼中人

人如何逃离自己的影子? | 后疫情时代的毕业季

出国后,终于可以登录matters的网站了!回想起来还是很庆幸自己去年选择了留学。在这里发我在毕业季求职和申请的故事,鼓励自己继续前行XD

没想到在短短几年里,已经感受到某种时代氛围的转变。到处都是躁狂却胆小的人,争先恐后说着相同的话。我记得中学时候媒体上还有很多忧思,讨论名校生为什么都不当公务员。现在类似的话题依然能引发热议,只不过因为杭州一个街道办就招了多名清北硕博。基层工作不一定需要十几年的学术训练,但研究生们的确需要基层的岗位。

我对留学的想象,部分也是上个时代的遗产。彼时还没有人管美国叫漂亮国,无论谷燕还是凤姐,打拼的终点都是一张绿卡;彼时中国GDP创纪录增长,越来越多普通家庭可以负担起留学的高额费用。我所在的高中成立了“国际班”,和其他海外机构合办讲座和游学项目。光荣榜上除了清华北大,也开始出现一些新名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多伦多大学”等等。

与我们挤挤挨挨每周一换的座位不同,国际班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属座位。在我们冲刺刷题的时候,楼下国际班的同学和外教围成圈做游戏,为进入一个想象中多元丰富的世界做准备。如果谁说自己准备去留学,大家都会报之以羡慕和祝福。而现在,我面对的是家长层层叠叠的担忧:冠上怎么办?枪击怎么办?抢劫怎么办?被吐口水怎么办?

在内心充满偏见和纠结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需要书写。在刚刚过去的求职+申请季,我第一次认真地思考:我究竟要选择哪条道路?什么是自由?人真的能有自由吗?

1

“公务员真的是女孩子最好的归宿。”

与老调重弹的说教不同,这句话是我姨妈发来的。我的上一辈几乎每人都能讲几个因为铁饭碗端得太稳而错过机会的故事,除了姨妈。她在90年代离开体制,在下海经商潮中创业,闯出一片天。但她几十年经验的凝练却是,体制才是最好的归宿。

如果不是因为疫情,我也没想过要考公。虽然我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但对理想生活也有着许多朦胧的期待。和家人住在大house里,环球旅行,做喜欢的事还能挣点钱之类的。疫情让这些幻想显得更为幼稚。就像一个走在吊桥上的人,原本自以为前面是一片坦途,低头时忽然看到脚下的万丈深渊。当稳定社会并不稳定,基本人权并不基本,我所有的愿望只是:现在和以后都能作为一个普通人好好活着。封锁的时候不会病死或饿死在家里,出门的时候至少有医用口罩,有绿色的健康码。

疫情掀开了安稳的外壳,紧随其后的影视寒冬,教培团灭,地产危机,互联网整改,接连为普遍的动荡增添注脚。即使在一个风头正劲的龙头公司,也有太多要操心的事了:福利股票绩效大包到底有多少斤两,自己会不会因为绩效或年龄被优化掉,部门或业务线会不会被裁,公司能不能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和政治环境,所在行业会不会被整体打压?在全面放开三胎的当下,文科女经受一两波冲击,找正式工作的窗口期就稍纵即逝了。

这时候再回看铁饭碗,觉得简直是上个时代对这个时代的赐福。它由一个有保障的职位,一张稳定的人际关系网,还有一个个值得奋斗的小目标和大理想组成,在动荡的环境中为个体筑起生活和思想的承重墙。

带着这样的想法,我在暑假参与了基层机构的实习。这份工作使我的生活久违地有了秩序:起床,骑车上班,早饭,工作,午饭,午休,工作,下班。单位同事关系融洽,工作内容几天就能上手,此后就可以一天天地应付下去。快到一个月的时候,我已经感受到了一种强大的惯性,每天只想完成繁杂却简单的规定动作,然后娱乐和休息。

做工资表的时候,我看着那张调档调级的表格,想象自己变得非常非常小,小到需要好几年才能爬完一个格子。所有日子都被这张表格规划好了。往左爬,往上爬。几十年后会爬到哪个格子里,一目了然。强大的体制会给个体提供保护,前提是个体要将自己完全交付。也许几十年后当我站在职业生涯的终点回看,会知道这样的庇护会免去不知多少辛苦;但站在起点的我,没那么想直接快进到归宿。

2

基层实习结束后,我又找了家创业公司打工。因为做的是市场营销方面的工作,认识了许多兼具理想主义与投机主义气质的创业者。国庆节,其中一位老板跟我聊了一下午,还走心地给我做了个职业规划ppt,希望我加入他们团队。我认真考虑了这件事。当时的我没有想到,这家公司当时冉冉升起的态势,已经是他们发展的顶点了。

这件事只是我应接不暇的秋招季中的一个插曲。进入秋招季,就像坐上一辆移步换景的旅游巴士,双选会笔试面试从眼前呼啸而过,而我在车上昏昏欲睡。互联网、科技、证券公司面试了一圈,终于理解了家人的良苦用心:由于缺乏相关实习经历,我能找到的工作几乎全是运营宣传类的低门槛岗位。某天夜里,乱七八糟地投了一些简历后,我疲惫地刷着学校的就业公众号,看到家乡选调的通知。

和室友一起参加了恳谈会和宣讲会。我听到台上的人用熟悉的乡音宣传人才优待政策,也听到后面的人窃窃私语:这种地方给省直我也不去。想到家乡近年几乎停滞的发展,我觉得很是伤感;如果家乡需要人来建设,那我为什么不回去?领导请我们在食堂喝水果茶,还塞给我们一叠材料,嘱咐我们分享给感兴趣的同学。我一份也没有发出去,但自己参加了笔试、面试,最后签了不错的岗位。这个岗位“核心”且“清闲”,兼顾“有出息”和“顾家”,我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再没有,再没有比这更好的地方了。”父亲对想去外面闯荡的孩子说,“在外面你会遭受失败,就像我一样。留在我们的魔法花园!”
”面对这残酷狡诈的人生游戏,你太天真,太稚嫩。“父亲说,”你需要我。“

3

月初跑完签三方的流程,总觉得意犹未尽。好像冒险小说才写到第二章,主人公就打包打包回老家了。曾经的理想在这个时候趁虚而入,蛊惑我追随未知的事物走入黑暗。

在世界的尽头会有星星的金子,

谁能找到它,

便能得到曾经遥不可及的东西。

在某岗位的线下招录中,我得到一张珍贵的报名表。线下确认时匆匆扫了眼名单,发现只有十几人,进面试几率很大。这个岗位得到全家的一致认可,(自以为)得到坤学长的真传后,我决定认真备考。

11月28日国考,12月1日是许多博士项目申请的最后期限。选择国考,也就意味着间接放弃了留学申请。可能这就是成年人的选择,必须先放弃其中一个,才能获得另一搏的资本。

考完自我感觉还可以。虽然我着重学习的数量关系,在考场上没来得及见到。这时候收到陈老师的消息,问我申请材料都准备好了吗,提交前需不需要他再看看。我非常不好意思地说,我不打算申请了。

陈老师的电话打来了,说他很理解我这种举棋不定的心态。刚毕业的时候,人常常觉得自己有无限可能,哪条路都想试试;过不了两三年就会发现,自己被生活死死按在一个角落里,想动弹要付出很大代价。他们人类学系的平均入学年龄是35岁,这些人曾经选了别的方向——包括陈老师自己,兜兜转转最后还是回来了。问题不是哪条路更好,而是你是怎样的人。

我是怎样的人呢?又想做怎样的事?同样是在疫情期间,我对这个问题有了更新更热切的体认。

出生于世纪之交,我成长的基调是稳定和发展。虽然发展也带来很多问题,但我相信这些问题将在未来的发展中得到解决。混乱和邪恶的事都发生在“外面”,在“过去”。但在疫情中,诸如此类我曾经深信不疑的信念,开始迅速分崩离析。我难以理解:人类穿越血腥幽暗的20世纪走到今天,科技发展到这个地步,为什么我们面对灾难还像原始人一样无助?我们的系统坚韧而无所不包,却在最需要的时候表现得无力或过激,无助的人们以家庭为单位相继死去?

最开始参与疫情报道,分析新冠爆发的原因,我用了许多欧美的数据对标,比如人均病床数;这是我熟悉的思路,出错的不是“现代”,而是还不够“现代”。但等到3月,当我们逐渐适应并清零的时候,那些对我们横加指责的西方“灯塔”,却表现得更为混乱和不堪一击。究竟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拉图尔是对的,我们从未现代过?

当我抛弃掉目前世界是发展顶点的错觉,历史在我眼中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样貌。当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安全距离不复存在,种种暴行从前只会令我愤怒,现在却会引发我深层的不安;我也开始重新思考曾经视为谬误不屑一顾的东西。

我想起小时候在天主堂外,听传教的人讲“宇宙大爆炸”。大意说,如果宇宙是一部构思精巧的伟大著作,你愿意相信是一位排字工人不小心打翻所有活字,活字恰好拼凑出一篇作品,还是愿意相信这是一位巨匠的神来之笔?如果是后者,那我们就能通过理性和经验,揣摩这位巨匠的深意。造物主留下两本书给世人:一本是《圣经》,一本是自然之书。早期的自然哲学家研读野生植物的花序,绘制莽原雪山的气候带,企图接近造物主。但当自然哲学发展成科学,人类能够飞出地球的时候,忽然发现提灯的人早就不在了,或者从来不存在;人类千年来追逐的只是一盏在虚空中闪烁的灯。寻不到天父的茫茫宇宙,原是令人恐惧的死寂之地。

从科学的历史中,我们能看到种种历史的、文化的形态,如何被伪装成一种普遍的、自然的准则。被视为“科学”“知识”的东西,是怎么被生产和传播的。这个学科关注我们时代共同的课题,关注人类命运的走向,又与历史紧紧纠缠在一起。既然连贯的认识论已经不能解释眼见的种种现象,拉图尔等人破碎搁浅的世界观是否可以?

后来在导师的指导下,我开始考察一个很小的历史分叉:业余无线电。

“老师,为什么通讯手段已经这么发达了,他们还要用笨重的无线电收发机联系?”

“因为他们发烧了。”

“你愿意成为一名发烧友吗?”导师问。

4

如果我没有发烧,我就不会在放弃12月1日截止的项目之后心痛不已,开始准备12月15日截止的申请材料。一向鼓励我的教授说,眼下只有一个办法了:穿越回一个月前。他建议与其匆匆忙忙地交材料,给老师们留下坏印象,不如好好准备明年再亮相。

带着自我怀疑和沮丧,我开始准备12月15日的申请。12月14日,我站在宿舍楼下的大厅里打着寒战,和学长聊到凌晨三点半。睡了五个小时后,我在一片混乱中交了4个博士项目的申请。

交完申请后,我才感受到深深的疲惫。并后知后觉地开始难过。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我把所有砝码都放在一边,只是可笑地称出了另一边的东西有多重。

博士项目申得太少了,我准备加申一两个设计类硕士,去咨询大年和导师的意见。

我是在大年的课上了解到人机交互的。一句话概括它吸引我的原因,就是能把我之前学的那些理论用到设计实践中。既然我对各种替代性科技感兴趣,为什么不亲自实现这些愿景?那次谈话,大年给我两条建议。第一条是广泛听取他人的意见。作为老师,他觉得去IIT(伊利诺伊理工大学)读设计类硕士不是个好选择,认为我应该好好准备再申请一次博士;第二条是坚持做自己。他提到自己当初做的决定也遭到强烈反对,但,让其他人说去吧,做就对了!

和导师谈话的主旨是自由,关键词是“我认了”。提到想去读设计,导师说:设计好呀!我早就觉得你适合学设计!提到如果留学可能会花一百万。导师说:自由意味着承担起选择的代价。不论将来发生什么,是我选择的道路,我认了。

我觉得我从老师和前辈们身上学到的,是如何以一颗温柔宽广,充满好奇的心看待世界。我申请最原初的动力,也是想成为他们这样的人。

5

“今天星期几?”姥爷问我。

“星期日。”

“一,二……然后你爸妈就来接你走了。”姥爷说着说着就哽咽了。我想给姥爷擦眼泪,他用温暖坚硬的手掌盖住了我的手。

许多年了,我依然不能适应这样角色的转变。在小时候,我才是爱哭的那一个。而我所有哭的原因在姥爷看来都不算原因,现在换我理解不了他哭的原因。

事实上我连星期二都没住到,当天晚上就走了。因为在这天早晨,我收到两条“+1”开头的神秘短信,自称是我申请学校的教授,要告诉我一个申请状态的更新。我特别激动,问雷震这是不是要面试,他说一般不用短信通知的,可能是电信诈骗,让我别理会,用邮件联系学校。我给学校的官方邮箱发了邮件,没忍住也回了短信。官方邮箱没人理我,短信倒是很快回复了(美国时间凌晨1点),说晚上10点给我打电话。事情变得更可疑了。

虽然不确定是面试还是诈骗,我还是决定回家好好准备。这半天我时而紧张地准备面试,时而觉得有点儿搞笑。

晚上10点,默念几遍“给钱不要,要钱不给”后,我在紧张和警惕中接起了电话。没想到这位教授不仅是真的,还是来庆祝我被录取的。

当我兴奋地走出房间跟爸妈分享这个消息时,出乎意料的是爸妈并没有太多喜悦。老爸拿起扫帚开始扫地。我问:你不想让我去吗?他说,私心反而希望是诈骗。仿佛刚才那个帮我细心布置面试场景的人不是他。

搜索家庭群,我首次提到科技研究竟然是两年前,我在学院上班时刷微博看到的。那只是我无数次突发奇想中的一次,像往常一样得到了爸妈的支持,但我们很快就抛在脑后了。

只是直到这时我才明白,爸妈是在怎样的担忧和失落中,隐藏起自己的情绪,支持我走到这一步。

爱 意味着有时可以放手, 意味着有时会和挚爱分离。
爱 是你含着泪说: 在很远的地方有星星的金子, 你去寻找它们吧

自由到底是什么呢?我是不是被破产已久的浪漫主义冲昏了头脑,付出这么多代价,只为离开我所有熟悉的庇护——家庭,朋友,家乡,甚至祖国?

奶奶说,你要去美国,我们就没有任何希望了。我试图解释说不是这样的,疫情结束后寒暑假都可以回来,毕业后也更容易找到工作,但我自己都觉得这些话很无力。我确实是一走了之,暂时逃避了对家庭和社会的责任。

爷爷让我反反复复地想,走到这一步多么不容易,踩一个坑就前功尽弃了。这是80岁的人才有的衡量标准:人生的总体幸福度。研究生毕业+100,找个好工作+100,找个好对象+100,留学清零。

那天晚上我一直在哭,积压在心中的复杂情绪无法排遣。我觉得自己像一个蒙眼的苦力。已经初步感受到命运的重量,却看不到自己背的什么。

我意识到,对我来说最珍贵的是家人,是稳稳拿在手上的好时光,不是什么星星上的金子。而且,作为半只脚踏进科学社会学的人,我理应知道星星上没有金子。所谓做研究,不过是在古老的师徒制作坊中用各种黑话描述事实,并用代代相传的熟练的手段将其包装成“科学”,想方设法吸引企业、政府和公众的目光和资金。

我终于开始正视劝退文中的种种困境。为什么要用人生中最宝贵的六七年时间,在一个可能并不会有位置的领域精耕细作?找到工作是小概率事件(北美只有10%的博士能得到教职),但那些困顿的时刻却是真实而普遍的:四处流浪,和家人/恋人长期分居,忍受很多否定,很多孤独和不确定性,两文钱也得精打细算,读博读到最后一无所有。

我想用音乐剧《莫扎特》最摄人心魄的终章,作为这篇文章的结尾。此时,追逐理想的莫扎特已经与家人、恋人、主教决裂,在贫病交加中奄奄一息:

“ 我找到了星星上的金子,却被燃烧殆尽。我给了你我的一切,我的童年,我的青春,我的父母,我的姐姐,我的爱人,我的友谊……”

陪在他身侧的只有孩提时的莫扎特——象征他的才华和使命,还在日夜不停地在创作。为了用莫扎特的血谱曲,孩童毫不犹豫地朝他的心脏扎下去。给他致命一击的不是专制的父亲、轻浮的恋人、昏庸的主教或邪恶的骗子,而是他高贵的理想。

当舞台再次亮起来,其他演员齐声高唱:你永远、永远无法逃离自己的命运!

但只要我们还活着,我们就得日日夜夜向自己拷问:“人如何才能逃离自己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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