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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之疫:最悲傷是看著悲劇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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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23日凌晨2點,武漢市政府宣布,將於當日上午10點封城。

我在香港,早上一睡醒,就開始看到大量關於「武漢人趁封城『窗口期』連夜逃離」的消息。一瞬間,17年前SARS疫情在北京爆發、各大學準備封校時,那種恐懼,突然就從記憶深處翻湧上來。

2003年我在北京讀書,SARS爆發時的社會氛圍,跟這次武漢肺炎極其相似。人們從開始的毫不在意,到毫無保留相信政府,然後發現瞞報疫情,陷入大面積恐慌。這一次,武漢人連夜逃離、政府宣佈六天建成武漢「小湯山」(註)、各地醫護志願者簽下生死狀馳援武漢……一切都像是2003年北京的翻版,幾乎每條新聞,都看得似曾相識。

這是一種令人揪心的似曾相識啊!但凡在「瞞報」環節有一丁點改善,後面的劇情,應該能夠改寫。然而,並沒有,目前可見,劇本照舊,甚至因為武漢不是一線城市,瞞報的情況更糟,後續發展也更糟。

1月24日,年三十。我在中國內地的社交平台上刷了一整天,看見人們奔走相詢:「怎麼捐款?有什麼能做的?」感到異常悲傷。到了晚間,這些詢問總算逐漸變得比較具體,捐款渠道有了初步眉目,疫區也提出了明確的物資需求清單。

然而這些也是似曾相識的。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官方救災之外,無數民間組織第一時間馳援災區,許多年輕人是在那場災難中第一次成為義工。那時社交媒體在中國方興未艾,雖有言論管制,卻遠沒有如今嚴厲。中國的公民社會行動,也剛剛經歷了2007年廈門PX散步的勝利,並在2008年2月的南方雪災中剛剛摸索了一輪救災經驗,汶川地震集中展示了中國強大的民間力量。

然而,災後輿論卻詭異地轉向「讚歌模式」與「感動模式」,一邊謳歌醫護、軍人等救災主力,一邊對悲情與善舉著力刻劃,務求讓讀者觀眾感動到熱淚盈眶。在大聲的讚歌和催淚的感人敘事之下,那些「提出問題的人」,如追問地震死傷學生與災區校舍工程問題的譚作人、艾未未等,則在嚴厲輿論封殺的陰影裡,一個一個被悄悄地「解決」掉了。更不用說,針對媒體揭弊報導的頻繁撤稿與刪帖,幾乎無日無之。

此後十年,中國的公民社會逐步進入長久寒冬。汶川地震中跨境馳援的慈濟、樂施會等境外慈善機構,在中國的活動空間日益收窄;中國境內的非政府組織,也漸漸不能接受境外資金;至2017年,《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出台,更是將之前對境外資金和境外組織已有的防堵,搬上了檯面

至於中國境內的公民組織與個人,經歷的是更直接的迫害。2009年,援助三氯氰胺毒奶粉受害家庭的「公盟」遭到查封;2013年,「新公民運動」組織者許志永被捕,繫獄四年;2017年,709維權律師大抓捕;2018年的佳士工潮,更令勞工維權團體遭遇極大打壓,多間參與聲援的高校左派學生社團遭整頓,如北大「馬克思主義學會」的岳昕等多名學生失蹤,社團本身亦一度因校內無人願意擔任「指導老師」,而無法維持合法存續。

以上只列舉了這十多年寒冬裡的少數個案,遠非全貌。總而言之,公民力量被政府當賊一樣防著,沒有鼓勵,只有無盡的限制和打壓。

隨著中國日益富裕,中國的公民力量其實比十七年前更加蓄勢待發。但是,社會卻缺少富有經驗的民間組織,「公益」這件事,早已在一次次針對NGO的打壓中,逐漸被收歸國有,要麼直接被政府接管,要麼,就變成由政府主導的「非政府組織」。而「官字頭」機構的信譽,又早在一次又一次醜聞,和針對醜聞的新聞箝制中,被戳得千瘡百孔。最近,貴州女大學生吳花燕長期營養不良,又身患罕見重疾,曾引起社會關注,但最終還是在貧病交加中離世。而當地政府宣稱為吳花燕撥出的兩萬元(人民幣,下同)急難救助金,卻被指在她逝世後仍未到帳;社會眾籌的數十萬(一說上百萬)善款,也遲遲下落不明。事件過去之後,針對問題的質疑,就像汶川地震中的死亡學生名單一樣,往往將石沉大海,因為新聞報導會刻意淡化,社交平台也會抓緊刪帖。

這就形成了一個怪圈:在中國,越是關注社會公平、樂於濟弱扶傾的人,就越會記得這樣荒腔走板的故事,對這些故事背後的言論箝制,感受也越深。因此,每逢重大天災人禍,最願意傾力襄助的人,很可能恰是最不信任既有慈善機構的人。於是,大家事到臨頭,選擇依託自己信賴的社會網絡,即時、就地重新組建團隊。然而,基於這種理念出現的團隊,自然對政府不乏批評或腹誹,因此,也便沒有發展壯大的空間,更不可能凝聚成更大的機構。災後就地解散,通常就是最安全的做法。

2020年初,中國的社交網絡平台已發展得相當成熟。因網購大行其道,貨運、快遞和電子支付也變得非常易用。照理說,訊息渠道、物流渠道和線上支付渠道的成熟發展,應當會令善款和物資能以最快速度送抵現場。然而,中國網民每次遇到災害,卻仍要需要四出打聽「如何捐款?」「向哪裡捐物資?」「如何對接物資?」SARS和汶川地震,分明並不久遠,但民間自救的組織和經驗,卻都保存不下來,每一次都要重新來過,這也意味著,每一次都要浪費很多試錯成本。

與此同時,質疑和批評政府的言論仍在遭到刪除,連在地居民和患者的自述,也不時被扣上「造謠傳謠」的罪名,四處封殺,並不是經由傳媒充分報導來驗證真偽。武漢封城當天,我看到一個段子:當人們忽然發現之前的媒體報導大都不可信時,慌亂地問,該看哪個報社的內容?有人回答:(翻牆去看)香港報社。

圖片來源:香港醫管局員工陣線Facebook Page

我住在香港。作為2003年SARS疫情最嚴重、死亡病患最多的城市,現在的香港很緊張,卻沒有陷入恐慌。我看見人們討論十七年前防疫抗疫的得失,看見傳媒鋪天蓋地的報導與評論,看見民選議員對政府遲緩應對的嚴厲譴責,看見民間團體就專精領域提出意見,也看見政府官員迫於各方壓力(而不是迫於失控的本地疫情),不斷調整著防疫政策。在這裡,製造恐慌的,同樣是疫病和庸碌的官員,而穩定社會的,卻是從來不吝批判的民間力量。

這些,難道不是中國也應當在十七年前,就學到的事嗎?

農曆新年還沒有過完,希望疫情能夠盡快受控,也希望當災後催淚的讚歌響起,中國公民社會的組織能力和質疑精神不會再一次迎來長久的沈寂。

註: 小湯山醫院,是北京在2003年集中收治SARS病患的臨時醫院,耗時七日建成。

延伸閱讀:BBC報導:汶川地震十年系列—公民社会从爆发到沉寂的艰难之路

本文首發馬來西亞《當代評論》,獲編輯同意,轉發Mat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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