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婕和我的香港

1988年秋季。我在福州，剛上小學一年級。

有一堂課上，老師問，誰願意告訴大家，你長大之後想做什麼？

有人想當老師，有人想當醫生，有人想當科學家。

一個穿著大紅色毛衣、馬尾辮上扎著大紅色薄紗頭花的小個子女生舉手。

然後，她站起來充滿自信地朗聲說道：

「我長大想當香港小姐！」

全班一片哄笑。

笑聲裡，那個女生的目光全是志在必得，面對笑得前仰後合的同學，她昂著頭坐下，帶著一點不屑。

1988年的福州，老師和絕大多數同學應該並不清楚「香港小姐」是什麼。

碰巧，我知道，因為家父其時已在香港工作。於是我一直記得那個場景。

放學回家，我把這件事告訴母親，她也當作笑話，過了很多年還曾說起。

十一年後，1999年12月16日。

那個「長大想當香港小姐」的女生，在香港跳樓自殺了。

她留下的遺書裡說：

「我憎恨香港這個地方」

她叫林婕。

我記憶裡的林婕

我想我永遠都會記得，1999年的那個早晨。

那是冬天裡的一個星期一，我還在福州，高三，再過半年，就要高考了。

每週一次的升旗儀式結束之後，大家亂哄哄地，從操場上走回教室。

我在操場邊緣，被一位同學拉住——她在另一個班級，但小學時和我同班。

她拉住我，把一張報紙塞到我鼻子底下，指著上面一幅照片，急切地說：

「你看！這個是不是我們小學班上的林婕！？」

我接過報紙，看見那篇文章的標題，大意是說，香港有一名新移民女生跳樓身亡。文中提到死者名叫林婕，還配了一張她的學生照。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聽到同輩人的死訊。

照片上的林婕，比小學時略胖。眉眼毫無疑問是她，但我就是無法相信。

因為那篇報導裡說，林婕是一個內向而自卑的女生。

什麼？

內向？自卑？⋯⋯林婕？？？

我小時候跟林婕不算好友，甚至對她印象不算很好。因為我每次想到她，都會記起，曾經有一次體育課，剛打上課鈴，我站得比較隨便，作為班長負責整隊的林婕，便一腳踢在我的小腿脛骨上，那裏瘀青了許多天才散。

是的，班長、自信、甚至有一點驕橫，那才是我記憶裡的林婕。

她長得挺好看，細細的鳳眼，小臉略尖，長長的馬尾辮總是高高地在腦後搖晃。她成績也好，又很會討師長歡心，但也因此有些囂張，在同學裡卻並不是特別受歡迎。她有多得老師寵愛呢？有一次，下午最後一節課，評選一年一度的「三好學生」（成績好、品德好、體育好）。全班投票，點票完成，林婕沒選上。此時放學鐘聲已響，班主任竟不讓回家，說了許多讚揚林婕的話，埋怨為什麼那麼少人投給林婕，然後重新投票，直到林婕選上為止。

林婕一路被老師們這樣寵到小學畢業。然後，她考上了隔壁那間中學，是全省名校。我也考上那間學校，不過名次比她低很多。

1994年暑假，小學畢業聚會，應該是我最後一次跟林婕一起玩。那天晚上，大家去唱卡拉OK。不算寬敞的包間，八九個同學。林婕唱了一首《蘭花草》，不知為何，那個場景我也一直記得很清楚。

進入中學之後，她分在五班，我在六班，所有科目的老師都一樣。不過，升中之後，我就沒怎麼和她打交道，徹底成了點頭之交。唯一一件記得的事，是我的死黨有天跟我說，你小學班上那個林婕很討厭啊，最近老是很八卦地講我和XX的閒話，剛才我和XX在健園（校內小花園）碰到她，她又在嘰嘰喳喳，於是我揪她的頭髮教訓了她一頓⋯⋯這件事發生之後不久，1994年底，就聽說林婕全家移民去香港了，自然不會再說我死黨的閒話，這種零碎的恩怨，也便一筆勾銷。

再次見到她，已經是初中畢業（中三結束）的時候。那是1997年暑假。中考之後，有一天不記得什麼事，全體畢業生返校。那天我在校園裡見到了林婕。記憶中，她穿著一件高領的白色無袖上衣，牛仔褲，好像背著一個細肩帶的黑色小背包，比兩三年前圓潤了許多。她站在名為「逸夫樓」的教學樓大堂跟幾個老同學聊天，我路過的時候，大約有和她打一聲招呼。

那就是我最後一次和她見面。

二十年前的新聞

「搜索關鍵字：「林婕 自殺 新移民」

2019年7月5日下午，我坐在天水圍屏山公共圖書館的電腦前，一篇一篇地閱讀和收錄二十年前的那些新聞報導。

1999年12月16日晚，林婕在粉嶺家中跳樓身亡。屋內檢獲一張字條，新聞只轉引了其中的隻言片語「自己選擇的路，自己的錯」、「我很累，這五年來我憎恨香港這個地方，我還是緬懷過去十三年間在鄉間的歲月，那鄉土的日子⋯⋯」。

接下來幾天，各報館刊發了多篇報導，勾勒出的人物與故事大同小異。

就讀中四的18歲新移民女生跳樓身亡

品學兼優，飽受歧視

來自福建，初抵港時，因英文程度差，自願降級三年

從簡陋的鄉間小學，考入Band 1中學

本月剛奪得「廿一世紀的我」全港徵文比賽中學組冠軍

去年（1998）亦有文章獲獎，《我在香港的日子》贏得全港新移民徵文比賽少年組冠軍

五年前來港，現與家人同住粉嶺公屋

父親三年前因癌症病逝，與母親相依為命

⋯⋯

其實，早在十幾年前，我在港大讀碩士和博士，兩篇論文都關於當代華人移民。那時就讀過梁以文的《也是香港人》，也讀過周保松的《活在香港：一個人的移民史》，他們都曾提及林婕自殺的故事，也引述過林婕得獎的兩篇作文。如何進一步搜尋資料，我當然知道該怎樣做，卻一直拖著沒有著手。有一種看不見的阻力，擋住我，讓我很不情願靠近那些檔案。

2019年炎夏，當那些文字終於一篇一篇在我眼前展開，我忽然明白了自己在逃避什麼。一個漂亮、自信、傲氣的女孩，帶著我回憶中非常具體的情節和畫面，就這樣變成了舊報紙上簡短的描述：樣貌娟好、成績優異、活躍積極、為人文靜、自尊心強、個性倔強、自卑內向⋯⋯那些既平板又前後矛盾的形容詞，像打在一尊雕像上的刺眼強光，令亮部發白過曝，也令陰影濃黑決絕，因為缺少灰調子過渡，一切醒目卻失真。

而我即使閉上眼，也感覺得到那段被強光折疊了的灰調子。

「我長大想當香港小姐！」

「自己選擇的路，自己的錯⋯⋯這五年來我憎恨香港這個地方⋯⋯」

微妙而豐富的灰色變調，就在這兩句話之間，就是那十一年中，兩個身影的疊加。

我親眼看見過開頭，卻只能透過舊報紙，讀到那個故事的結局。

我做過一百多名個案訪談，受訪者全是中國改革開放之後的第一代新移民，或跨境勞工，或留守家眷。林婕移居香港後的種種際遇，可說是非常典型；而父親病逝、女兒自殺，又讓這個家庭成為極特殊的悲慘個案。人們愛讀這種集中了種種不幸的特別故事，就像許鞍華的《天水圍的夜與霧》總比《天水圍的日與夜》更吸引觀眾一樣；但學術研究的關注，則是眾多個案之間的普適特徵，譬如，明知這樣那樣的風險與不順遂，為何人們依然選擇移民？

即便很熟悉移民研究的切入點，我卻無法用抽離的心態去讀關於林婕的新聞。不僅因為她曾與我六年同班，而且，因為我自己也是這裡的新移民，甚至是與林婕幾乎同時拿到單程證。不同的，只是當年我選擇了與父母兩地分居，我留在福州，繼續讀那所好不容易考上的中學。由於這些相同與不同的巧合，自從第一次讀到內地報紙上轉載的林婕自殺新聞之後，我就時常恍惚，有一種「我是另一個林婕」的錯覺，彷彿命運將我躲過的一些劫難，加在了林婕身上，而這種錯覺，令我喘不過氣。

那麼，我究竟躲過了什麼？

2006年1月1日，我開始在香港大學讀碩士，也終於在這裡住了下來。儘管延後了十餘年，我還是來到這裡，真正面對這個社會，嘗試去尋找答案。

語言、歧視和政治

香港對新移民/大陸人的歧視，我並非一無所知。

在拿到單程證之前，我曾數次來港探親。跟著父母去逛街，店員對普通話顧客的不耐煩和白眼，老早就給我留下陰影。那時大約十歲上下，對人情世故半懂不懂，但是卻深深地記住了那種羞辱。

只不過，那種程度的歧視，於我而言，只是假期旅行中的小小不愉快罷了，並不是每天都要面對的壓力。

直到很多年後，有次在香港和母親一起出門，我忽然意識到，在家門以外的地方，我會不自覺地避免開口跟母親交談，非講話不可，也會刻意壓低音量。為什麼我在外面說普通話感覺不自在？當我終於去思索這件事的時候，童年記憶中那些店員的白眼赫然閃現。

但是，這種不自在，跟2019年「港漂」普遍投訴的「不敢說普通話，否則怕會被打」，卻並不是同一回事。

因為在八九十年代，港人對普通話的歧視，是對「亞燦」的鄙夷，與北京人歧視「外地戶口」、上海人歧視「鄉下人」、甚至所有中國大城市歧視「四川民工」，倒是沒有什麼本質區別。甚至可以說，那時的香港對於語言和口音，其實更寬容一些。

我父親年輕時，每嘗提起香港人對語言的態度，都會強調「只要你肯學著講，講得再爛，香港人也不會笑你。」年少時我並不理解這句話，甚至也不太相信。直到後來，在香港居住日久，也開始讀本地歷史，方才回過味來：這裡層疊的移民歷史，根本滲透進每個家庭。

我並不想合理化上述任何一種歧視，無論是對「亞燦」，還是對「四川民工」。我只是想說，那些是很類似的、主要基於經濟優勢的歧視。因為，自2014年開始，「口音不純」成了新的一宗「原罪」，並且，如今針對「普通話」和「口音不純」的，已不再是歧視，而是敵意。

2019年六月以來，香港社會波濤洶湧。一宗又一宗的人命，無不牽扯進尖銳的中港矛盾。我，夾在香港人、新移民和港漂的縫隙裡，卻一再想起林婕。

因為那是我思考「中港矛盾」的起點。

————————————————————————

以上是我正在寫的文案開頭，後面大半還沒寫完，成品應該會以繪本漫畫的形式出現。今天是林婕的二十週年忌日，將關於她的這部分貼出，算對老同學的一個小小的紀念吧。

願她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