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聞樓舎監

游走於兩岸三地的教書匠一名,早年留學歐洲,做學術研究,也寫時事評論,響往自由民主,望有生之年見到華人均手持一票。

武漢肺炎的珠三角爆發:一場本可避免的跨省傳播

廣州和深圳確診感染武漢肺炎的數字,進入2月後不斷快速上升。2月3日香港特首林鄭盡管無視醫護訴求拒絕全面封關,但仍不得不宣布再關閉多四個與深圳相連的陸路關口;2月4日,澳門宣布賭場停業半月,公共交通停運,已接近封港。回想起半個月前武漢封城之雷厲風行及全國年假延期,這場南延至珠三角的病毒傳播,居然沒有被中國的舉國體制截停,何其怪哉?

本來大陸政府於1月23日宣布武漢封城,隨後又將整個湖北封省。至1月31日,隔了一個湖南省的廣東,形勢仍未全面轉差。理論上,由於該病毒潛伏期最長14天,全國各省均宣布了2月9日後才節後復工的通知,有足夠時間把所有湖北人隔離半個月再讓春運回程發生。但事實上,中國的體制不但沒有成功阻截人流,更反過來鼓勵大家提早回程。

企業的生存危機、政府的舉棋不定以及逃出重圍湖北人的求生欲望,是三個重要的因素。

春節前中國的經濟就已經全面轉為下行,一月中旬才談好的中美貿易第一階段協議,給很多幾近要關閉的企業帶來了一定數量的訂單。它們紛紛在發放完年終獎後,寄希望於春節後復工,以確保有健康的資金流。一場武漢肺炎殺到,結果是復工時間被延後,復市更是遙遙無期。在微信各類推送之中,”救救企業“的聲音此起彼伏,部分房東更主動減租,其中就有王建林的萬達集團。

然而,面對這樣的處境,央地兩級的政府卻一直拿不出為企業緩困的措施。政府還反過來要求企業為值班者按雙工出糧,事實上把抵禦時艱的全部經濟負擔都甩給了企業主。當中最矚目的,就是有城市在延遲中小學開學的同時,要求父母一方可以留在家中照顧小孩,但單位要按上班出工資。攻守之間,為求自救,企業的唯一應對就是冒險復工,甚至提早復工。客觀上催穀了工人春運返程,令本來預想借春節假期之便進行14天的全國隔離的構想被打破。

政府自己的楷模作用更是乏善足陳。在黨中央”高度重視“的語境下,抗疫時艱中的政治表態仍不可少:珠三角大部分城市在年初二就已經下令召回公務員待命,無端地讓其中一部分勞動者群體提早春運回程。很多公務員直斥這種做法愚蠢,除了抗疫相關部分,其它職能部門復工的主要工作內容不過是每天匯總本單位職工的所在地及身體情況。

政府的失位除了前述的未能提供財政支援予企業,更顯著地表現在沒有規劃好如何應對大規模的返粵湖北人群體。從2月1日開始,珠三角各地的社區紛紛出現了測量體量點,進入社區不但要測量體量,還要檢查證件。當中比較強勢的是農村社區,由於村委會由村民選舉產生,普遍不論三七二十一強硬地驅走外來人口;城市社區普遍處於一種兩難,尤其是當回歸的湖北人是業主時,社區或小區管理公司均無權拒絕體溫正常的家庭回家。因此而引發的本地居民與湖北籍居民之間的爭議,此起彼伏。

在湖北封省的情況下,仍可以逃出重重封鎖並回到廣東的群體,在這個春節期間經歷過什麼艱辛可謂不一而足,在面對相對文明講道理的珠三角政府時,使出”天上九頭鳥“的渾身解數便是情理之中。只是,珠三角過去十年不斷投入經費建設社區,推出各種社會治理項目旨在融合本地人與外來人口,遇上一場抗疫之戰,多年努力在傾刻間化為烏有。

珠三角地方政府的束手無策,其實也是全國各地的一個寫照。這種束手無策,與中國近年強調的黨領導一切,打擊了地方政府的靈活性和創新力有相當大的關系。

原理上,如果珠三角甚至全廣東的地方政府強硬起來,擺出一副不得進城的姿態,應可瓦解企業提早復工的計劃及因此而意圖回粵的民工潮,從而避開武漢肺炎在珠三角的社區傳播。但是,年初二汕頭市在早上封城,下午被中央勒令撤銷的例子,足以說明困境:中央不允許這樣做。這種困境與香港明知再不封關,有可能被國際禁航的困境幾乎一樣。要思考的就是,為什麼中央不允許地方這樣做?

如果純粹從汕頭的例子看,作為一個典型的二線城市,汕頭遠沒有廣州或深圳危險。如果汕頭可以封,珠三角所有城市都有充分的理由封城,也給了香港民意封關的理由。這是不能樹立典型,從而削弱中央權威的考慮,基本上與抗疫的客觀需要關系不大。

如果再從香港的例子思考,不允許香港封關,除了客觀上有保留中聯辦及央企人員出入自由之便外,還有政治符號上的顧慮。如果香港封關了仍活得很好(如03年前),那麼豈非證明中港區隔在現實中可行?不過,這也不是一個基於抗疫需要的考量。

上述分析基於中央對不同政策及其效果有通盤考慮的假設,事實上這個假設未必成立。從接見世衛總幹事譚德塞時表明”親自領導,親自部署“後,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一直沒有再就武漢肺炎的抗疫工作現身鏡頭前,2月3日出臺的一份指導意見仍是形而上的政治指導意見而不是具體的抗策策略,未有觸及救治病人、救助封城群體、企業復工、防護用品生產、學校開學等一系問題。

從所有跡象可見,在批復了武漢封城與湖北封省這兩個決定後,年初一開始習近平幾乎就沒有再就全國抗疫工作做過任何更明確的決策。究竟是他有更多的政治計算未能下定決心,還是他面對這樣的局面完全束手無策,外界不得而知。

外界知道的只是,中國體制如像一部機器,一旦運作起來的確可以超高速,但這是在有魄力的決策者做出決定之后的事。如果剛好輪上的是一个胸中無墨、遇事不決的掌權人,這部機器的纪律性只會令一切停擺,沒有一個零件轉得起來,即使眼見瘟疫不斷蔓延。武漢肺炎的珠三角蔓延,因此更值得思考的是大家還可以忍受這個體制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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