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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林川 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香港平台合作社運動PCCHK創會成員。

Upwork:全球零工帝國裡的剝削與反抗

2013年1月,美國有宗轟動一時的新聞:一家企業意外發現自己的一名軟件工程師居然把他的工作「外判(outsource)」給了中國瀋陽的一家咨詢公司。這名被稱為Bob(假名)的工程師相貌平平、為人低調,是已任職多年的老臣子。一直以來,Bob既不遲到早退,總是按時、高質量完成任務,而且業績表現突出,堪稱「模範員工」,拿著高達二十五萬美金的年薪。然而,經調查發現,這位Bob以自己薪水五分之一的價格(即約五萬美元)把寫軟件的工作「外判」給了中國人,而他自己只須每天朝九晚五在公司辦公室上上網,就可坐等出糧。一時間英美多家報章,包括Talk Show名嘴,都拿此事做文章。全球化原來可以如此改變我們的工作!

自從1990年代初蘇聯解體、全球化時代開啟以來,跨越國境地將工作離岸外判「offshore」本很常見。這次為何引起各方關注?主要因為過去的外判均為企業行為,只有大公司才有資源派人飄洋過海,考察接單者資歷,協商外判的具體安排。然而這次Bob的外判卻是個人行為。他透過互聯網找到下游外國合作伙伴,再用電子郵件和FedEx與對方聯絡。沒有網絡,他的計劃一定無法順利實施。不過也因為互聯網留下了很多痕跡,最終暴露了Bob的外判行為,他亦遭到公司解僱。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是否「外判」這個遊戲只有老闆和高管可以玩,普通員工是玩不起的?但事實果真如此?

日趨壯大的零工平台

也是在2013年年底的12月,两大零工網上平台Elance和oDesk合并成Elance-oDesk,兩年後再改名Upwork。Elance成立於1999年,名字的含意代表「以電子手段」── E來聯絡「自由職業者」──freelance。oDesk則於2003年成立。Elance 和oDesk的運作模式都因經濟全球化和互聯網普及而可行,而它們的合併更造就了Upwork這隻全球網上零工平台的巨獸。

图一、Upwork主頁截圖

图二、Upwork的logo图標

除了Upwork,類似平台還有Crowdwork、Crowdflower、Amazon Mechanic Turk (AMT)、Freelancer.com、Fiverr.com、TaskRabbit等。它們的核心功能,就是讓僱主在網站上列出自己需要請怎樣的人、完成怎樣的工作、有什麼工作要求及薪資狀況;另一方面,參與同一網站的自由職業者就會競爭上崗,完成僱主列明的任務,獲得勞動收入。這些網站被稱為「網上勞工平台(online labour platform)」或「零工平台(gig platform)」,因為它們利用互聯網承載短期、臨時的勞動關係。零工平台上的工作多樣化,有高收入高技術的工作如編寫程式、編輯影像,也有簡單重複覆性的工作,如轉録語音文件、識別圖片中的文字等等。

據世界銀行統計,2013年全球網上零工市場規模大約20億美元,到2016年增加到48億美元。另據牛津大學的Online Labour Index統計,全球零工經濟每年約增長14%,遠高於絕大部分國家的經濟增速。

與其他零工平台相比,Upwork的規模較大。截至2017年3月,Upwork共有來自180個國家的1400萬個用戶,其年營業額達到10億美元。然而這個「用戶」總數摻有水分,有的「用戶」只是多年沒人使用的帳號。真正的活躍用戶數量也許相差甚遠,但估計仍有幾百萬人。

图三、根據Online Labour Index就四大網上零工平台的資料所得,軟件開發是全球需求最大的工種。

美好圖像背後,朝不保夕

自從2008金融海嘯以來,傳統正式工作機會日益減少。即便在歐美發達國家,「打零工(gig work)」也已「成行成市」。在發展中國家,依靠「零工」的情況就更為普遍。英國大約有五分之一勞動人口參與零工經濟。由Upwork出資調查發布的《2016年美國自由職業者報告》則指,美國有35%的勞動力為自由職業者,總數達5500萬,比2014年增加了2百萬。

這份報告描繪出一個美好的景像。在他們調查的自由職業者中,63%的人表示他們喜歡自由自在的工作狀態,並不懷念朝九晚五的傳統職場工作。他們認為自由職業的狀態可更有效地調動工作積極性,也讓自己獲得更多尊敬和成就感。

Upwork的報告當然有「王婆賣瓜、自賣自誇」之嫌。不過有一點可以理解,就是Upwork平台上的「零工」技術含量較高、價格也相對高,比如Bob從事的軟件工程,還有產品設計、營銷、數據處理、乃至翻譯,都是需要一定專業背景才能完成的工作。這與AMT、TaskRabbit等超低價位、無須專業技能的零工平台差異很大。Upwork的自由職業者因此對工作相對滿意,這並不奇怪。

然而就算是Upwork的研究也反映出不少問題。首先要區分半職和全職的自由職業者。前者人數較多,但他們已有較穩定的收入來源,從事零工只是希望幫補家用或完全出於興趣,經濟壓力相對較輕。後者人數較少,他們靠Upwork這類平台「搵食」,因此他們更擔心能否獲得公平的勞動報酬,也更擔憂未來的收入不可預測。Upwork研究表明,全職自由職業者熱切希望獲得健康保險,但他們中只有54%購買了商業保險,超過三分之一的受訪者表示不知道如何獲取勞工福利方面的資訊。原來,即便是這些擁有一技之長、收入相對較高的平台勞動者,也依然過著朝不保夕的生活。

嚴密監控與規避反抗

從僱主角度看,零工經濟平台似乎可為自己在短時間內找到需要的自由職業者。雖然完成任務的工作質量可能參差不齊,但至少價格低廉。究其原因,一是平台上的勞工遍佈全球,而各國工資水平差異大,中國人不願接的活,印度、菲律賓乃至非洲人搶著接,要價差別可達幾十倍乃至上百倍;二是平台不用為勞動者提供健康保險等福利,變相迴避企業責任,從而施行在傳統勞動市場裡較難實現的剝削。

Upwork平台有發達的科技和雄厚資本,還乘著經濟全球化的東風風生水起。它嚴密監控自由職業者:對接單勞動者的電腦屏幕每小時六次隨機截屏,紀錄鍵盤輸入和鼠標移動的情況,並用Webcam照相監視自由職業者的工作。這項舉措美其名曰「保障項目進度」,其實嚴重侵犯個人隱私,因此遭到哈佛大學、微軟研究院、紐約大學多位法律專家反對。

同時,在平台上發布工作的雇主,實際上游離在勞動者所處國家的法律框架之外,結果導致欠薪事件屢見不鮮。辛辛苦苦做完工作,卻收不到勞動報酬。這是零工勞動者的噩夢,也引起了各方學者的關註。

零工勞動者如何看待剝削?如何進行反抗?一方面,他們知道互聯網令全球零工市場長期處於供過於求的狀態,提供訂單的雇主總是少數,且他們往往來自少數發達國家;希望接單的自由職業者大軍則來自全球各地,內部競爭極為激烈。

然而,網絡也讓僱主更難知道勞動者究竟在哪,開篇的Bob便是一例。同樣是印度裔軟件工程師,同樣的技能,如果住墨爾本就可開價更高,但如果住孟加拉則必須接受低價。為什麼不在填表時說自己住在澳洲?為什麼幹活時不用VPN,讓雇主以為自己住在墨爾本?

牛津大學教授Mark Graham採訪了120多名網絡平台上的自由職業者,多數來自亞洲和非洲國家。他發現偽造個人身份的情況原來並不罕見。比如非洲肯尼亞曾是英國殖民地,當地有不少人以英文為母語,從事英文文書工作的能力與英美國家的人大同小異。加上一般在網上平台找英文文書服務的僱主,例如中國公司,本身對工作質素的要求也不太高。所以,何不假扮自己就住在蘇格蘭,以求用同樣工作獲得更高報酬?

針對這樣的「欺詐」行為,Upwork試圖以技術手段進行打壓,可是總有人漏網。二來打擊欺詐過程中,常常傷及無辜,而且平台設計是只顧及僱主的用戶體驗,並不為自由職業者的權益而發聲,最終造成「黑箱作業」的觀感和「有冤無處申」的情況。

集結網絡零工與社會力量

因此Graham認為,只靠個人層面上的「貓捉老鼠遊戲」,無論怎麼抵抗,效果也很有限。借鑒工運傳統,他認為網絡自由職業者仍須建立屬於自己的、類似工會一樣的權力結構,可以組織罷工或進行集體談判,這樣才能解決平台上勞資關係不對等的根本性問題。

具體而言,他有三個提議:一、平台勞動者要形成相對扁平的網絡,防止內部等級劃分,這樣才便於自由職業者團結一致。比如,AMT的零工勞動者就已經成功地組織了自己的工會。Upwork等平台也一樣可以有更強有力的自由職業者組織。早在2001年美國就成立了自由職業者工會(freelancers union),爲自由職業者提供社會保險和法律信息援助。

二、光有團結網絡勞動者的意識和傳統工會的組織形式是不夠的,還需要採用數碼時代的工作手法,比如利用社交媒體曝光網絡平台裡的剝削個案,又比如採用搜索引擎最佳化技術(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SEO)讓大家在搜索某家企業時,首先看到該企業的黑暗面。據悉Upwork會在2018年上市,IPO前夕往往也是網絡施壓、爭取勞權的好時機。

三、消費者運動。使用網絡平台招工的企業,最終還是要面對消費者。如果消費者與自由職業者聯合起來,共同施壓,效果更加顯著。以往,針對Nike、迪士尼、蘋果手機等著名品牌都曾有過全球範圍的消費者運動,有效推動跨國企業改善勞工待遇。包括香港大學師生反對無良企業(SACOM)等本地社運組織也參與其中,取得了不少成果。同樣的消費者參與模式也可應用於網絡平台勞工議題。

此外,還有一條集結網絡零工力量的途徑,就是成立屬於自己的平台。Tran Ngoc Tuan是位來自越南的程序員,在他留法期間曾在Upwork的前身Elance上打工編程有五年之久。2013年,他回到家鄉河內,開辦屬於自己的平台vLance。到2018年年中已發展到4萬5千有效用戶,共提供2萬3千多項工作的規模,是越南最大的網路零工平台之一。

vLance與其他平台不同的一項舉措是,它要求提供工作的雇主必須先繳納保證金,以避免出現拖欠工資的情況。這樣做目的是「提供友善、公平的環境,並保證安全付款及相關各方的合法權益」。vLance與Upwork相比,明顯更注重保護勞工。這應與創辦人過去的打工經歷有關。有自己的平台,就可以自己制訂規則。這其中一個關鍵是規模的大小:足跡遍及全球的巨無霸平台,在規則設定和公司決策過程中往往離地,而規模相對較小的勞工平台則可更好地嵌入地方經濟,為當地社會服務。集結網絡零工力量因此也應從所有權著手,開始階段控制規模,而不應好大喜功。

图四、vLance主頁截圖

图五、vLance團隊成員,左一為創始人Tran Ngoc Tuan

平台合作主義:挑戰逐利的「共享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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