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封建？——伪历史教育！

自公元前771年至公元前221年，历经所谓“春秋”和“战国”两个阶段、持续长达500余年的中国内战暂告谢幕。这500余年的内战，其性质乃分两个层面：其一，中央王权与地方诸侯之间的控制与反控制;其二，封建诸侯之间的霸权与反霸权。记住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两个层面乃是与中国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历史中的封建社会形态相伴始终的两大基本特征。

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最终于公元前221年以秦国的彻底削平诸侯而结束。随着战争的结束，一个紧跟而来的问题便摆在了秦王嬴政的面前：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体系，以确保自己对过去封建诸侯的封国施行有效的控制?为此，嬴政在一次御前会议上提出了这一问题，让大臣们讨论。大臣们显然分为两派：一派是以当时的丞相绾为首的复古派，主张恢复周王朝的宗法封建制度：“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参见《史记·秦始皇本纪》)复古派得到了绝大多数朝臣的支持，“群臣皆以为便”。(同上)另一派是以廷尉李斯为代表的少数革新派，针对复古派重建封建的意见提出了两点异议：第一，周王朝的宗法封建体制固然可以在短时期内依靠同姓宗亲体系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统一体，但是，数代之后，则“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同上)第二，几十年的政治实践证明，秦国采取的郡县制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治国体系，由国家控制官吏，由官吏管理地方，则“天下无异意”，实为“安宁之术也”。(同上)在这次御前会议上，嬴政的态度和最终的决断是：数百年来战争不断，皆因封建;现在天下初定，若再度封建，势必再启战端;因此，“廷尉议是”——我同意廷尉李斯的意见。

公元前221年的这次御前会议以及秦始皇的最终决断，至为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命运：从此，中国的政治戏剧告别了“封建”舞台，威风凛凛地在新落成的“专制”大剧院中鸣锣开场。这个专制大剧院自公元前221年一经落成，便岿然矗立在中华大地达两千余年之久，至今依然以其金碧辉煌的赫赫威势上演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古典戏曲——只不过进行了现代包装而已。这就显得十分滑稽，十分搞笑。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史观是得到中国官方支持的“权威性”学术坐标。那么，我们不妨看一看这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怎样界定“封建主义”的。最精辟的概括无过于当代英国所谓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佩里·安德森的一段话：“封建主义主要是指，由一个贵族组成的社会阶级对农民依法实行的农奴制和军事保护(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这个贵族阶级享有个人权威和财产，垄断着法律和私人司法权;其政治架构是主权分裂和纳贡制度;有一种赞美田园生活的贵族意识形态。”(参见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p437)其实，安德森的这段话不仅是对马克思关于封建主义论述的浓缩，而且也是对法国那位专门研究封建社会的历史学家布洛赫的观念所做的言简意赅的脚注。

无论是马克思、布洛赫还是安德森，抑或其他什么学派的历史研究者，在关于封建主义和封建社会的特征及其性质的问题上，几乎少有本质上的歧义。既然如此，我们不妨从两个最突出的方面圈点一下中国自秦帝国直至清帝国这两千多年中是否具有封建主义特征：第一，这期间，中国是否存在过真正意义上的土地私有权?似乎没有。因为所有土地统属天子，天子可以任意赐予或者剥夺土地，无论这个被赐予者或被剥夺者是一介草民还是皇亲显贵;天子可以任意征收或者减免捐税而不必顾忌会有什么人提出异议甚至反抗。第二，这期间，中国是否存在过一个与私有权休戚与共的、稳定的世袭贵族阶层?似乎没有。因为，真正意义上的封建社会中的世袭贵族阶层与君主之间是一种契约型的互惠关系，且由这种关系衍生出了一系列具有制约性质的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这就决定了君主尽管享有绝对尊严，但却没有绝对权力。孟德斯鸠那句近乎绕口令的著名论断最具代表性：“没有君主国，就没有贵族;没有贵族，就没有君主国。”(参见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历史中，始终没有形成这样一个拥有土地所有权、稳定的世袭贵族阶层，一切生杀予夺大权皆操之于天子之手，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便是一个最通俗、最生动的写照。中国的帝王们只需要那些靠纲常伦教训练出来的俯首帖耳的官吏做自己的爪牙，决不允许一个对自己有制约力的贵族阶层的存在。既然如此，何来封建?!早在将近四百年前的17世纪初，英国哲学家培根根据对欧洲和奥斯曼帝国的比较研究，做出了一个斩钉截铁的结论：“一个根本没有贵族的君主国乃是纯粹和绝对的专制政体。”(转引自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P428)晚于培根几百年的马克思、布洛赫、安德森等人在研究封建社会形态的问题时是否参照了培根的这一论断?或许吧。

既然中国封建社会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就已寿终正寝，代之而起的是专制制度专横跋扈地主宰了中国两千多年，那么，我们反的哪门子封建呢?!反对一个根本不存在的远古幽灵——封建主义，同时却又言之凿凿地为一个真实存在的魔鬼——专制主义——编纂一系列的历史合理性，如此的吊诡做法充斥于我们的历史教材中，给我们的脑子造成了诸多的历史混淆和现实错觉。

“从未有任何一个术语像封建主义这样不分青红皂白地普遍地推而广之。”(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P431)安德森在指出这个错谬的时候，我相信他完全是出于严肃的学术立场以图澄清历史研究中关于封建主义和封建社会的混乱认识;然而，他或许善良到了这样一个地步，以至于根本没有意识到：在某些现代集权社会中，模糊“封建”与“专制”的本质区别，乃是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而精心挖掘的一个意识形态陷阱!官方“钦定”的初中、高中、甚至大学历史教材，至今依然像真有那么回事似的在教育我们的学生娃娃义愤填膺地对“封建社会”口诛笔伐，而对专制制度下的帝国丰碑却大肆渲染;通过这样的伪历史教育，给我们的学生娃娃乃至全体国民注入了一剂迷魂药：封建社会乃是中国历史上一切罪恶的渊薮，而专制制度因其历史的合理性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现代极权政治的历史必然。

封建社会在中国早已作古，而专制制度却依然阴魂不散——这才是公元前221年以来直至今日中国历史的真正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