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一點｜第一章（5）

差一點｜第一章（5）

我和托馬斯是抱著亞當結婚的。我們的結婚照是亞當的滿月照，也是第一張全家福。我和托馬斯爭執了很久要怎樣結婚。他希望用一場盛大的儀式來向世人證明我們的愛情，而我則希望一切從簡：不要婚戒、不要禮服、不要攝像、不要酒席。小時候吃喜酒，看到新郎新娘跟賓客們抽諢打趣，就忍不住替他們害臊。那時我想，等自己長大結婚時，什麼都不要，誰也不請，倆個人到派出所領張證，走出來雲淡風輕。

爭執了半個月，我們妥協：婚禮要辦，但是從簡而辦。結婚這天，早上九點我們抱著亞當踏進瓦鎮辦公廳的大門。托馬斯選的時間——九點至十點之間免費。一個穿青黑大袍的銀髮奶奶將我們帶入等候室。她向托馬斯要去裝戒指的小盒子，揣在袍子兜裏。公婆一起走進隔壁的禮堂。婆婆穿著鵝黃套裝，帶著珍珠頸鏈；公公系了領帶，明豔的紫色，壓住身邊的鵝黃。

音樂響起，不是結婚進行曲，而是一支海誓山盟的流行歌曲。 我一手挽著托馬斯，一手提著租來的婚紗，緩步走進禮堂。 所謂的禮堂更像教室，落在靠窗桌椅上的陽光是屋裏唯一的裝飾。我们在“講臺”前停下，銀髮奶奶站在“講臺”後，故意放慢語速，好讓我聽懂所有的荷蘭語。她在講些什麼我卻全沒有聽進去。就這麼結婚了嗎？走出這間“教室”，未來在哪里？我仿佛看到條康莊大道，道路上白茫茫空無一物。恍惚中我聽到銀髮奶奶說：“從今以後，無論順境或逆境，富足或貧窮，健康或疾病，我都將愛護你、珍惜你，直到天長地久。 我承諾一生一世，對你忠心到底。”這句經常在電視上聽到的話在現實空間響起，顯得那麼虛幻。

“同意嗎？”她問托馬斯。

“同意。”

“同意嗎？”她又問我。

“同意。”

“現在我宣佈你們為夫妻！請互換婚戒。”她從口袋裏掏出小盒子，打開，呈現給我們。“教室”後方響起哢嚓哢嚓的快門聲。

婚禮後公婆請客人們到鎮辦公廳附近的咖啡館裏簡單慶祝。本來應該舉行酒會的，可因為是早晨，不到喝酒的時間，所以只提供咖啡和軟飲，不過公婆自帶了瓶香檳，還是象徵性地請客人們喝了一點兒。

晚上，全家人來到鎮上的中餐館慶祝。餐館老闆是個溫州人。我跟托馬斯常去他那兒買外賣。由於難得在店裏見到中國面孔，老闆對我格外關照，無論菜單上有沒有，只要我點得上名的菜他就幫我配，價錢從不多收分文。我想請老闆幫我們配桌婚慶菜肴，可婆婆和小姨子卻嚷著要吃小炒。小炒是這個餐館成功的商業模式，即兩個大廚站在火焰上竄的油鍋前把客人點的配料迅速翻炒一遍，再撒些鹽、糖、酒、醬油等標準調料，出鍋即成。我試過一次，不同的小炒味道雷同，然而荷蘭顧客卻十分中意廚師的現場表演，目睹了工藝後便認定口味是正宗的。

老闆聽說是我們的大喜之日，開了瓶最貴的紅酒送給我們。哺乳期間不能喝酒，我以白水代酒幹了。

“你的父母一定很高興吧，”婆婆說。

“我沒有父母。” 

婆婆一臉尷尬，連忙彌補：“我指的是你的養父母。 ”

“高興，高興。” 我不想跟他們解釋姨媽姨父至今認為我的閃婚是個錯誤。

“華人很有意思，”公公說。“土耳其人、摩洛哥人都在申請失業救濟，而華人卻沒有向政府伸手要錢的。是華人富有嗎？我看不見得。”

“是因為我們華人好面子，再窮也要窮得有志氣。” 

“這跟志氣沒關係，這是居民的基本權益！我不是鼓勵華人學習吊兒郎當的摩洛哥移民，只是華人應該明白，在一個公民社會裏個體不能忽視自身的法律權益。”

“我們當然明白自己有權益，但也有權不用它。”

“放著權益不用，還說是有志氣？這是典型華人思維。既然人在荷蘭，你就必須改一改了。”

沒頭沒腦地挨一棒，我感到荒唐又氣惱。既然是華人，為什麼要改變華人思維？我反問：“如果你在中國，會不會改變荷蘭思維呢？”

“入鄉隨俗，當然有可能改變。”

“是有可能還是真會？”

公公大笑。“你已經有點學會荷蘭人的說話方式了！我們荷蘭國土雖小，但正是這‘小’造就了開明的文化。一個小國必須要學會適應和包容他人才能得以生存。比較一下頑固的德國人、驕傲的法國人、愚蠢的西班牙人，你不難看到我們比他們要機智許多，因此也比他們富有。所以小有小的好處，說出來你不要不高興，你們中國雖是大國，但跟美國和俄羅斯一樣，是只固步自封、目光狹隘的井底之蛙，在有些方面你們對自己還不如旁人對你們瞭解。”

“旁人瞭解我們什麼？”

“說起來夠悲哀的，許多至關重要的問題，我們都在關心，你們卻置之不理，好像它們根本不存在一樣。”

“比如什麼？”

“比如西藏問題。”

我猜話題可能就會落到臺灣、西藏、新疆上，不自覺地挺起背，將臀部後移坐正。

“你們什麼時候把西藏還給人家？”

“這要去問政府。”

“你看吧，正如我說的，你們對政治一點也不關心，只關心自己的物質生活。”

“还給誰呀？”

“當然是還給西藏人。” 

“西藏本來就是自治區。”

“是嗎？那你們為什麼強迫他們學漢語？為什麼在那裏駐兵？為什麼達賴喇嘛不能回去？”

“西藏本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我們已經給他們很多自由了，是我們把他們從農奴制度裏解放出來，幫他們建設公路鐵路和教育醫療，他們應該感激才對！”我通常厭惡官方言辭，現在卻想不到別的話了。

公公搖頭。“你被徹底洗腦了。”

“洗腦？ 你管事實叫洗腦？”

“我們在辯論，沒必要提高嗓門。”他坐懷不亂，我一下語塞，轉頭向托馬斯求助，卻看到一副幸災樂禍的笑臉。

亞當恰到時機地哭起來。三小時沒餵奶了，乳房漲得像塊石頭。我把孩子從童車裏抱出來：“我去餵奶。”

公公這天晚上沒回自己家，他們一家四口在客廳看球，我在樓上給孩子洗澡。亞當累了，洗完澡在我的懷裏吃著奶便睡過去。我把他放下，下樓跟大洗腦？ 你管事實叫洗腦家道晚安。電視上一個坐輪椅的亞洲婦女在和兩個荷蘭男士辯論政治。她的荷蘭語很流利，卻有明顯的中國口音。

“你認識她嗎？蘇珊林，你們中國人，”公公對我說。

“不認識。”我厭惡這樣的問題，荷蘭人總以為中國人都是一個村子裏出來的。我和這個老女人有什麼關係？那簡直就是個殘疾版的陳香梅：滿臉皺褶、鐮刀眉毛、烈焰紅唇。蘇珊林——連名字也不會好好叫，定是個洋奴。

“令人敬佩的女人，”公公說。

“她來到荷蘭時身無分文，自學荷蘭語，花了八年時間寫了本自傳，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婆婆說。

“《我的自由靈魂》，”托馬斯補充，“講她怎樣從中國逃出來，到荷蘭追尋自由的。”

“書裏也寫了一段她在西藏的生活，”公公說。

我不做評論。

“生活在荷蘭可不能這麼怯弱啊！”他朝我吆喝。

我仍不出聲。

“有什麼意見就說出來。”他不讓我下臺。

“沒意見。”

“一定有，全寫在你的臉上。這樣的辯論是荷蘭家庭聚會中的小遊戲。如果你連這也扛不住，就別想在這兒呆下去了。我們荷蘭人說話直，可不管我們的語氣有多重，你都不必放在心上，因為我們就事論事，吵過之後握手仍是朋友。”他伸出手來。“你可要好好鍛煉鍛煉哦！” 

他的絨毛大手足有我的兩倍之大，厚度有三倍。那只手在空中懸了數秒後，我遲疑地伸出手。我並不是想跟他化敵為友，而是不願在新婚當夜就跟丈夫的家人鬧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