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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ng SunQuan 建築學者、策展人、藝術家、行動者。前破報總編輯,美術學院教授。follow me at mastodon instance: https://social.caa-ins.org/@sunquan or visit my blog https://heterotopias.org

[留存] 城读 | 大卫·哈维:新冠肺炎蔓延时期的反资本主义政治

昨夜城讀微信公眾號快速的翻譯發佈了大衛哈維談論新冠肺炎的文章,果然不到幾小時被刪。由於我習慣對照著原文看,所以瀏覽器上還開著此頁面,借此留存一份。原文連結中,還有podcast,可以聽聽這位老而彌堅的馬克思主義地理學大匠的聲音。



无止境的资本积累的螺旋形式正在从世界的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向内坍塌。唯一能拯救它的是一个由政府资助和激发的无中生有的大众消费主义。

David Harvey, March 19, 2020. Anti-Capitalist Politics in the Time of COVID-19

Sources: http://davidharvey.org/2020/03/anti-capitalist-politics-in-the-time-of-covid-19/

http://anticapitalistchronicles.libsyn.com/anti-capitalist-politics-in-the-time-of-covid-19

 城读按:本文翻译大卫·哈维3月19日谈论促使新冠肺炎蔓延成为全球大流行病的因素和条件及其对于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影响的一篇文章。

 当我试图解释、理解和分析每天的新闻流时,我倾向于将其置于资本主义运作的两个各具特色但相互交叉的模式背景下,从而定位正在发生的事情。第一个层次是资本流通和积累的内在矛盾的映射,因为货币价值通过生产、实现(消费)、分配和再投资的不同“时刻”(马克思称之为“时刻”)的流动来追求利润。这是一个资本主义经济的模式,是一个无休止扩张和增长的螺旋。它变得相当复杂,因为它透过地缘政治竞争、不均衡的地理发展、金融机构、国家政策、技术重组以及不断变化的劳动分工和社会关系网络等因素变得日益复杂。不过,我把这一模式视为嵌入于更广泛的社会再生产背景之中(在家庭和社区中),嵌入于与自然(包括城市化和建筑环境的“第二自然”)的持续和不断进化的新陈代谢的关系之中,嵌入于人类通常在空间和时间上创造的各种文化、科学(基于知识)、宗教和偶然的社会形态之中。最后这些“时刻”包含了人类希望、需求和欲望的积极表达,对知识和意义的渴求,以及在不断变化的制度安排、政治争论、意识形态对抗、亏损、失败、挫折和异化的背景下对于实现的无止境追求,所有这些都在一个地理、文化、社会和政治多样性显著的世界之中产生。可以说,第二种模式构成了我对全球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独特社会形态的有用理解,而第一种模式则是关于经济引擎内部的矛盾,这些矛盾推动着这种社会形态沿着其历史和地理演变的特定路径前进。

 2020年1月26日,当我第一次读到新型冠状病毒在中国传播时,我立刻思考它对全球资本积累动态的影响。基于对经济模式的研究,我知道资本流动连续性的阻碍和中断将导致货币贬值,如果货币贬值变得日益广泛和深入,即预示着危机的开始。我也清楚地意识到,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在2007-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后,中国卓有成效地拯救了全球资本主义,因此,对于中国经济的任何冲击都必然会对全球经济产生严重后果,何况全球经济已经深处危势。在我看来,现有的资本积累模式已经陷入困境。抗议运动几乎无处不在(从圣地亚哥到贝鲁特),其中许多抗议都聚焦于如是现实,即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模式对于大多数人口全无益处。这种新自由主义模式日益依赖于虚拟资本以及货币供应和债务创造的大幅扩张。它已经面临实现资本所能产生价值的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那么,既然主导经济模式的合法性和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它如何能够吸收并经受住这场可能成为全球大流行病的不可避免的冲击呢?答案大体取决于这种破坏可能会持续多久以及蔓延多远,因为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贬值的发生,不是因为商品无法出售,而是因为商品无法及时出售。

 我一直拒绝把“自然”视为分离于文化、经济和日常生活之外的概念。我对自然的新陈代谢关系持更加辩证和相关(relational)的观点。资本改变了自身再生产的环境条件,但是在意外的后果(例如气候变化)的背景下进行的,并且是在不断重塑环境条件的自主和独立进化力量的背景下进行的。从这个角度而言,世上没有所谓真正的自然灾害。有一点可以肯定,病毒一直在变异。但是威胁人类生命的病毒突变的环境取决于人类行为。这里有两个相关层面。首先,有利的环境条件增加了剧烈突变的可能性。例如,可以合理地推测,潮湿的亚热带地区密集或不合法规(wayward)的食物供应系统可能会促进病毒突变。这样的系统存在于许多地方,包括中国长江以南地区和东南亚地区。其次,有利于在宿主之间快速传播的条件差异很大。高密度人群似乎是一个容易的宿主目标。例如,众所周知,麻疹流行病只在较大的城市人口中心流行,但在人口稀少的地区迅速消失。人类如何互动、如何四处旅行、如何约束自己或忘记洗手影响着疾病的传播方式。最近几次的流行病例如非典、禽流感和猪流感似乎都来自中国或东南亚。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还遭遇了严重的猪瘟,导致猪被大量宰杀,猪肉价格不断上涨。我说这些不是为了指控中国。在其他许多地方,病毒突变和传播的环境风险也很高。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可能来自美国堪萨斯州,非洲可能孕育了艾滋病毒/艾滋病,当然也引发了西尼罗河病毒和埃博拉病毒,而登革热似乎盛行于拉丁美洲。但是,病毒传播的经济和人口影响取决于霸权经济模式中既有的裂缝和脆弱性。

 对于新型冠状病毒最初在武汉发现,我并不感到意外(尽管它是否起源于武汉尚不得而知)。显然,对于地方的影响将是巨大的,鉴于武汉是一个重要的生产中心,很可能会产生全球经济影响(尽管我不知道影响的规模)。最大的问题是传染和扩散是如何发生的,将会持续多久(直到找到疫苗)。早期的经验表明,日益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之一是,阻止新发疾病在世界范围内迅速传播几乎不可能。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里,几乎人人都在旅行。潜在扩散的人类网络巨大而开放。危险(经济和人口)在于,这种破坏可能会持续一年或更长时间。

 新闻传出伊始,全球股市立即下跌,但令人惊讶的是,一个月或更长时间之后,股市又创新高。这一现象似乎表明,除了中国以外,其他国家经济如常。人们似乎认为,我们将经历非典的重演,尽管非典死亡率高,并在金融市场造成了不必要的恐慌(事后之明),但它很快得到了遏制,全球影响也不大。当新型冠状肺炎出现时,主流的反应是把它描述成非典的重复,恐慌毫无必要。这种流行病在中国肆虐,并且中国迅速无情地行动起来遏制其影响的事实,也导致世界其他地区错误地将这个问题视为“那边”正在发生的事情,因此既看不见也想不到(伴随着世界某些地区一些令人不安的反华仇外的迹象)。这种病毒在原本充满胜利的中国增长故事里投射了一道阴影,甚至在特朗普政府的某些圈子里引起欢呼。然而,经由武汉的全球生产链中断的故事开始流传,却大体被忽视或者被视为具体产品线或特定公司(如苹果)的问题。贬值是局部的、具体的,而不是系统性的。消费者需求下降的迹象也被降至最低,尽管那些在中国国内市场有大量业务的公司,例如麦当劳和星巴克,不得不关门停止营业一段时间。春节与病毒爆发时间的重叠掩盖了整个一月份的影响。这种自满的反应极为不当。

 即便韩国和其他几个热点地区例如伊朗暴发了严重疫情,最初对于新型冠状病毒在国际传播的新闻是偶发的、不定期的,直到意大利的暴发引起第一次暴力反应。始于2月中旬的股市崩盘不断振荡,但截至3月中旬,全球股市已出现近30%的净贬值。感染人数的指数级增长引发了一系列往往不连贯的、有时甚至是恐慌的反应。面对感染和死亡的潜在上升趋势,特朗普总统的表现模仿了克努特大帝。其中有些反应很奇怪。面对病毒威胁,却让美联储降低利率看起来很怪异,即使人们认识到此举是为了减轻市场影响,而不是阻止病毒的蔓延。公共当局和医疗卫生系统几乎处处人手不足。南北美洲和欧洲盛行40年的新自由主义让公众完全暴露在这场公共卫生危机面前,却没有做好应对准备,尽管以前对于非典和埃博拉病毒的恐慌已经提供了大量警示,也提供了令人信服的教训,告诉我们需要做些什么。在所谓“文明”世界的许多地方,由于旨在减税和补贴企业和富人的紧缩政策,导致在这种公共卫生和安全紧急事件中形成防御前线的地方政府和区域/国家当局一直苦于资金不足。制药公司巨头对于无利可图的传染病研究(例如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就广为人知的冠状病毒家族)缺乏兴趣。大型制药公司甚少投资于预防。大型制药公司对投资于公共卫生危机的准备毫无兴趣,却喜欢设计治疗方法。我们病得越重,他们就挣得越多。疾病预防无助于增加股东价值。适用于公共卫生供给的商业模式消除了紧急状况所需的过剩应对能力。疾病预防甚至不是一个足够吸引人的工作领域,无法确保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特朗普总统削减了疾病控制中心的预算,并本着削减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所有研究经费的同样精神,解散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大流行病工作组。如果再说得拟人化和隐喻化一点,我会得出如是结论:新冠病毒肺炎是大自然对四十多年来在一个暴力和不受监管的新自由攫取主义手中所遭受的粗暴虐待的报复。

 这或许是一个征兆,即像中国、韩国、中国台湾和新加坡这些最不新自由主义的国家,迄今为止比意大利更好地应对这场大流行病,尽管伊朗是这一普遍规则的反例。虽然有大量证据表明,中国对非典处理相当糟糕,特别是最初大量掩盖和否认,但是这一次,习主席很快采取行动,要求报告和检测必须透明,韩国也是如此。即便如此,中国还是失去了一些宝贵时间(仅仅几天就能大不相同)。然而,中国最不同寻常的是,疫情被控制在以武汉为中心的湖北省内。疫情没有向北京、西部甚至更南蔓延。在地理上控制病毒的举措极为严厉。出于政治、经济和文化原因,这些举措几乎不可能在其他地方复制。来自中国的报道显示治疗和政策毫不人道(anything but caring)。此外,中国和新加坡对个人监控的权力提高到了侵略性和专制性的水平。但总体看来,它们似乎极为有效,尽管模型显示,如果提前几天启动遏制疫情的行动,本可以避免许多死亡。这是一个重要的信息:在任何指数增长的过程中都有一个拐点,超过这个拐点,上升的数量将完全失去控制(再次注意,数量相对于速率的重要性)。特朗普磨蹭了这么多个星期,这一事实可能会让人们付出生命的代价。

 中国内外的经济影响正在失控。公司价值链和某些行业的中断比最初想象的更系统化和更可观。长期影响可能是缩短供应链或者多样化供应链,同时转向劳动密集程度较低的生产形式(对就业有巨大影响),并更多地依赖人工智能生产系统。生产链的中断导致工人下岗或停职,从而减少了最终需求,而对原材料的需求减少了生产性消费。这些对需求方的影响本身至少会导致温和的衰退。

 但是最大脆弱性存在于别处。2007-2008年后爆发的消费主义模式已经崩溃,带来毁灭性的后果。这一模式的基础是尽可能将消费周转时间减少到零。对这种消费主义形式的大量投资与以尽可能短的周转时间最大限度地吸收呈指数增长的消费主义形式的资本量有关。国际旅游业是一个象征。2010年至2018年间,国际旅行从8亿次增加到14亿次。这种形式的即时消费要求在机场和航空公司、酒店和餐馆、主题公园和文化活动等方面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这个资本积累的场所现在已经搁浅,航空公司濒临破产,酒店空无一人,酒店业的大规模失业迫在眉睫。出去吃饭不是一个好主意,许多地方的餐馆和酒吧业已关门。甚至外卖也有风险。从事零工经济或其他不稳定工作的大量工人被解雇,并且没有任何可见的支持手段。各种节事例如文化节、足球和篮球锦标赛、音乐会、商业和专业会议,甚至围绕选举的政治集会都被取消。这些“基于事件”的体验性消费主义形式已经被关闭。地方政府收入减少。大学和中小学正在关闭。

当代资本主义消费主义的许多前沿模式在当前的条件下无法运作。走向安德列·高兹(Andre Gorz)所描述的“补偿性消费主义”(异化的工人应该可以通过在热带海滩的度假套餐来恢复他们的精神)的动力被钝化了。

 但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70%甚至80%是由消费主义驱动的。在过去的四十年里,消费者的信心和情绪已经成为动员有效需求的关键,而资本也日益为需求和需要所驱动。这种经济活力的来源不曾受到剧烈波动的影响(除了少数几个例外,如冰岛火山爆发,导致跨大西洋航班中断了几周)。但新冠肺炎并不是一次剧烈波动,而是对主导最富裕国家的消费主义形式的核心的强力撞击。无止境的资本积累的螺旋形式正在从世界的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向内坍塌。唯一能拯救它的是一个由政府资助和激发的无中生有的大众消费主义。例如,这将要求把美国整个经济社会化,而不会冠之以社会主义之名。

 有一个常见的迷思,传染病不承认阶级或其他社会障碍和界限。正如许多类似的说法,包含一定的真实性。在19世纪的霍乱疫情中,对阶级壁垒的超越极为引人注目,甚至促进了公共卫生和健康运动的诞生(后来变得专业化),影响持续至今。这场运动究竟是为了保护每个人还是仅仅保护上层阶级,并不全然清楚。但是今天的阶级分异和社会影响则讲述了一个不同的故事。经济和社会影响通过随处可证的“习惯性”歧视来分流。首先,在世界大部分地区,被社会期望专职照顾数量剧增的病人的劳动力通常高度性别化、种族化和族裔化。这反映了基于阶级的劳动力构成,例如机场和其他物流行业的员工。这种“新劳动阶级“处在最前线,首当其冲,要么承当由于工作而感染病毒的最高风险,要么因为病毒造成的经济紧缩而被解雇,且没有支持资源。例如,问题是谁可以在家工作,谁不可以。在接触或感染的情况下,谁能负担得起自我隔离(有或没有报酬),这些问题都加剧了社会分化。正如我将1973年尼加拉瓜地震和1995年墨西哥城地震称为“阶级地震”一样,新冠肺炎的蔓延展现了一个阶级化、性别化和种族化的大流行病的所有特征。尽管缓解疫情的努力很容易被掩盖在“我们全都在一起”的叙事之中,但这些做法,尤其是国家政府的做法,显示了更为险恶的动机。美国当代的工人阶级(主要由非裔美国人、拉丁裔和工薪妇女组成) 在关心和保持关键供给服务的开放(例如杂货店)的名义下面临丑陋的感染选择,或者没有福利的失业(例如足够的医疗保健)。受薪人员(如我一样)在家工作,像以前一样领取工资,而首席执行官们则乘坐私人飞机和直升机到处飞。

长期以来,世界上大多数地方的劳动力都被社会化为驯服的新自由主义对象(这意味着如果出了任何问题,只能责怪自己或上帝,但绝不敢暗示资本主义可能是问题所在)。但是,即便是温顺的新自由主义对象也能看出,应对大流行病的方式有问题。

 最大的问题是大流行病将持续多久?可能超过一年,持续的时间越长,包括劳动力在内的贬值就越多。如果没有不得不逆新自由主义潮流而上的大规模的政府干预,失业率几乎肯定会上升至与20世纪30年代相当的水平。对于经济和社会日常生活的直接影响是多方面的。但并非都是坏的影响。当代消费主义已经变得过度,接近马克思所描述的“通过转向畸形和奇异的过度消费和疯狂消费,预示着整个体系的垮台”的程度。这种过度消费的鲁莽对于环境恶化扮演了重要角色。取消航班和大幅减少交通运输和人员流动对温室气体排放产生了积极影响。武汉的空气质量有了很大改善,美国许多城市也是如此。生态旅游景点将有时间从践踏中恢复。天鹅们回到了威尼斯的运河。在某种程度上,不顾一切和无意义过度消费的偏好得到了抑制,这可能会带来一些长远的好处。珠穆朗玛峰上的死亡人数减少可能是件好事。虽然没有人大声说出来,但是病毒的人口偏好可能最终会影响年龄金字塔,对社会保障负担和“护理行业”的未来产生长期影响。日常生活会变慢,这对某些人来说是一种福气。如果紧急情况持续时间足够长,保持社交距离的规则可能会导致文化转变。唯一几乎肯定会受益的消费主义形式是我所说的“网飞”经济,它迎合了“放纵观影者(binge watchers)”的需求。

 在经济方面,人们的反应受到了2007-2008年股市崩盘之后大量外流的影响。这需要一项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纾困银行,同时通过大规模扩大在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大幅提高生产性消费。后者不能按要求的规模重复。2008年设立的救助计划主要针对银行,但也包括通用汽车事实上的国有化。或许重要的是,面对工人的不满和市场需求的崩溃,底特律三大汽车公司至少暂时关闭了。如果中国不能重复其在2007-2008年的角色,那么摆脱当前经济危机的负担现在就转移到了美国身上,这是一个终极讽刺:唯一在经济和政治上有效的政策,远比伯尼·桑德斯可能提出的任何政策都更加社会主义,而这些救援计划必须在唐纳德·特朗普的支持下启动,想必是在“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旗号之下。所有那些发自内心反对2008年救助计划的共和党人将不得不自取其辱,不然就得反抗特朗普。后者,如果他明智的话,将基于紧急状况取消选举,宣布帝王总统起源,以拯救首都和世界免于暴乱和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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