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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譯好譯|「譯界之王」林紓:成也翻譯,敗也翻譯

回到林紓的翻譯生涯,文筆流麗依舊,卻因為時代變革而跌宕起伏。以為譯者與世無爭,事實卻是誰也躲不開社會政治帶來的影響。如何在時代洪流中秉持自己認為正確的事情,又不致故步自封,也是譯者一輩子的功課呢。

相信一定有人告訴過你「懂得中英文的人,不一定懂得翻譯」,但原來懂得翻譯的人,也不一定要通曉外文。這聽起來像天方夜譚,但生於晚清的文學家、翻譯家林紓,正是這樣神奇的存在。

康有為曾說「譯才並世數嚴林」,將林紓與嚴復相提並論,可見林紓在晚清譯界的地位。然而,當年林紓一心成為揚名立萬的「古文家」,從未打算從事翻譯,更沒有接受過外語或翻譯訓練。一次與好友魏翰、王壽昌相邀游船,精通法文的王壽昌按原著將小仲馬的《茶花女》(La Dame aux Camélias )口述了一次,林紓則邊聽邊以文言文書寫紀錄,由此合作完成譯作《巴黎茶花女遺事》,轟動一時。自此,林紓就以這種方式翻譯西洋小說,一生翻譯了近213部外國小說,創出文學史上一個獨立文體「林譯小說」,備受讚譽。

你或許不以為然,真正在做翻譯的難道不是口述那位嗎?被稱為「譯才」的為何竟是不懂外文的林紓?譯界學者關詩珮則指出,這絕非出於僥倖。一來,林紓的古典文學造詣很高,譯筆流暢優美、「古意盎然」,備受時人推崇;更重要的是,晚清讀者重視文藝性多於準確性,譯者是否懂得外文、譯文是否忠實傳達原著意思,並非最重要的考量。相反,那些外文水平較高的譯者反而因「處處考計原文」而得不到欣賞。

這種「譯文高於原文」的翻譯觀念,其實受到當時社會現況影響。翻譯研究者 Edward Gentzler 及 Theo Hermans指出,翻譯是社會實踐的行為,翻譯過程中產生的規範(例如晚清時期「文藝性高於準確性」的準則)反映了主宰社會產生成規的權力因素。當時社會推崇「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只把西學當作補足和改良中學的工具,認為二者有根本差異,若將西文直譯入中文,會令中文不倫不類。由此可知,時人眼中「天朝大國」依然高高在上,也就不難解釋為何「譯筆」比原文更重要。

然而,成也翻譯,敗也翻譯。五四時期,西方文化成為評判舊文化、創造新文化的思想資源,受到重視。深受社會政治因素影響的翻譯觀念,也因此轉為「以原著為中心」(source-text oriented),翻譯權威性由譯者回到原文。劉半農指出林譯各種弊端,包括「謬誤太多」,認為「譯書的文筆,只能把本國文字去湊就外國文,絕不能把外國文字的意義神韻硬改了來湊就本文。」這種與晚清截然相反的翻譯原則,令林紓由「譯才」變為「最壞翻譯的符號」,遭受詬病。

有趣的是,到了今天,劉半農當年提出的「以本國文字湊就外國文」,又變成了不時遭到詬病的所謂「翻譯腔」、「翻譯痕跡」。作為譯者,我們或多或少會站在譯文讀者的角度思考,甚至不知不覺就按照譯入語習慣完成了譯文。但是否想過在不經意間,讀者也因此失去感受原文的機會?其實,「翻譯腔」有時未必是件壞事,反而能讓譯文讀者感受原文風格,跳出熟悉的語言框架,接觸陌生的異域文化。

回到林紓的翻譯生涯,文筆流麗依舊,卻因為時代變革而跌宕起伏。以為譯者與世無爭,事實卻是誰也躲不開社會政治帶來的影響。如何在時代洪流中秉持自己認為正確的事情,又不致故步自封,也是譯者一輩子的功課呢。


【傳送門】 💬

關詩珮(2006年),《從林紓看文學翻譯規範由晚清中國到五四的轉變:西化、現代化和以原著為中心的觀念

劉繼興(2015年),《近代「譯界之王」竟然不懂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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