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与城

和《地球最后的夜晚》男主黄觉在生日这天聊了聊

2020 年 8 月 7 日

黄觉戴着绿色的渔夫帽出现。他不担心是否会显得肤色暗沉，也没有遭遇类似的事情，只是不爽「戴绿帽」这个词，决定身体力行，狠狠嘲笑这个约定成俗的着装标准。「别人说戴绿帽有点那什么，所以我就非得戴一个。」反其道而行之也不会带来什么好处，会遭来旁人的侧目，连带「离经叛道」的指责。他执意戴上面刺绣着字母GDC的绿色帽子，穿过人来人往的酒仙桥，推开园景餐厅的门，穿过大厅，避开室外花园里排布紧密的小圆桌，转进建筑物与四散水汽的铁栅栏之间的巷道，在一方隐秘的角落坐下接受采访。

四下无人，四周安静。黄觉说自己没有什么秘密。没过几分钟，他就表示无法告诉别人有生以来最愉快的一天在哪里度过。但他肯定这一天的存在。

黄金时代/世纪末

九十年代在许多人心中散发着耀眼的金色。盛志民在走出九十年代八年后，做了一部回照黄金时代的纪录片，称之为乌托邦。片子问世多年后的2019年，盛志民跑遍全国十座城市做点映。现场收获的回馈此起彼伏，都是一水的后悔，年轻人为自己没有生在九十年代懊恼，仿佛失去了镀金的机会。

每个年代都有缅怀过去的人，黄觉不承认自己是这样的人。他的黄金年代，正是现在，即便今年阴云密布。「我们二十多岁的时候经历过非典，为此焦虑，但人生不也往好的方向走了吗？」

九十年代初，黄觉放下广西省歌舞团的稳定编制来北京，是因为受到摇滚乐的感召。他未曾打算成为乐手，只是想离摇滚乐近一点。

他最早听的歌是粤语歌曲，从谭咏麟和许冠杰听起，张国荣、林子祥等港台歌手成了他的最爱。很快，他们被达明一派（刘以达与黄耀明的组合）取代。

这个组合因为关切社会和政治长期无法进入音乐的主流。黄觉不再听四大天王，被这种不一样的声音牢牢吸引。

当时他很年轻，未必分得清各种音乐的风格，但听到窦唯和崔健这两位北京音乐家的作品后，他找到了听黄耀明时的激动。当时的同龄人下海打拼，都要去深圳，因为离香港更近。19岁的黄觉打定主意要去北京，响应音乐的号召。

他没犹豫就舍弃了毕业刚分配的工作。然而，来了北京的头一年多，他做模特，为各个舞厅表演，和预想的摇滚圈子离得很远。

摄影师高源是摇滚圈子的第一个路标。贝纳通(Benetton) 服装品牌要拍平面广告，请高源做摄影师，拍一些「长得有特色的」模特。他刚从南方来，从没见过穿牛仔裤的高个子摇滚女孩，下意识地认为「这个人很不一样，这么酷，肯定跟最酷的搞摇滚的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他们频繁在各个派对上碰到。

当时北京流行的除了摇滚，还有跳迪斯科。舞蹈演员出身的黄觉找到了时代浪潮推涌来的主场。他帮朋友打理凯宾斯基饭店对面的奶茶店「泡沫红茶」。黄经理自然而然为这里注入了跳舞的基因，改造成一个放电子舞曲的Lounge。

老狼在不演出的晚上总带着朋友出去玩，在演出的东北三环附近发现了这家不一样的奶茶店。此后，常有一帮子人乌压压走进泡沫红茶。大伙儿围着桌子坐下，只点一杯水，谁渴了就喝一口。聊天、跳舞，耗到天亮。

「我是外地人，当时搞摇滚的都是北京人。我天天和欧洋讴歌混在一起，这俩人嘴损是出了名的。」黄觉起初不习惯被他们叫做南宁费翔和广西轮廓王——因为长得硬朗。相处久了才从中感受到了温度，识别出这是表示亲密的方式。这时，他才真正融入北京，心心念念的摇滚的北京，有窦唯和崔健还有红磡的北京。他从这里学会了自嘲式的幽默。

图自黄觉微博。

黄觉崇拜Radiohead的主唱Thomas Yorke，采访时指了指自己，说有点大小眼，和Yorke一样。最近几年他请朋友画了Yorke的巨幅肖像挂在女儿的卧室，「她看着墙上的画，也长得带点大小眼的意思了。」

黄觉慢慢和所有人都成了朋友，甚至在九十年末期成为朋友们聚集的核心。他住在望京，妻子在美国读书的老狼就搬到附近的街区。紧接着，陈小虎、单晓帆都搬来了这个小区。每天一大帮子人进进出出。

住在望京的黄觉，那时高源和老狼都是他的邻居。图自《把青春唱完》314页。

关于九十年代的快乐记忆，都和朋友们有关。他记得，「窦唯有种天生的领袖气质」，团结着一帮一起玩的朋友。大家总去农家乐，拍一些「很傻逼的小电影」。每天下午起床，大家相互打电话，先约着吃个午饭，然后讨论去丽都公园钓金鱼还是去望京口附近放风筝。要是朋友家里有空，就去做客。要是赶上有车的朋友在，大家就去农家乐。当时没什么娱乐场所，大家也没有想过去消费，因为总能自己玩起来。

家里希望儿子能有正经的工作，过上稳定的生活。他对「混」的日子有另一番看法。平时联络家里都是打电话的他庄重地写了一封信，「妈妈，你不必担心，虽然我现在一日三餐不固定，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事情，可我活得很充实。」

今年7月，黄觉发了这张图，配文「衣锦还乡」。图自黄觉微博。

做演员前，黄觉的未婚妻是美国人，一个银行家的女儿，在哈佛读完本硕博。黄觉曾忍不住问她为什么和自己在一起，答案出乎意料——「因为你没受过（学校）教育。」从学跳舞开始，黄觉就脱离了学校一板一眼的教育。来到北京，更是自由自在，当模特，做音乐，办舞会，开酒吧，和三教九流打交道。身边的人也差不多，都没有对世界关闭生活的可能性。人们「奇形怪状」，也因此更立体。这大概就是那个年代的黄金之处。年轻人们没有规则，随心所欲去触碰世界，向自己感兴趣的方向发展。

九十年代给予了他不执着于物欲的底色，「就算赚不到钱，也不以为人生差到哪儿去。」他感受到了精神富足的快乐，对物质并不在意，法拉利和复古鞋，都可以拿去抵换一次忠于自我带来的心灵满足。如果把黄觉关进十平米的房间一个月，他必带的东西都是日常的用具：手机就放在面前的桌上，iPad和电脑同样是生活最基本的物件；深绿色磨砂外壳的电子烟正在手中把玩；至于可口可乐，刚坐下就点了一杯，「要无糖的。」他不需要更多，「没有疯掉已经实属幸运，能身心健康地过完一生就够了。」

他只是没有说出口：九十年代，还是他的黄金年代。

1999年，摇滚乐式微，但依然是年轻人玩闹的主心骨。在后摇滚的年岁里，唱朋克的，搞影视的，写文学的，还有大帮社会大哥都玩在了一起。在世纪末狂欢的氛围里，身份的差异在某些瞬间被抹去。黄觉想起了曾经的召唤，决意「像窦唯那样做音乐。」

二十多年前，他在电脑里跑着盗版的编曲软件Reason，做电子音乐。为什么是电子音乐？「因为我不识谱，也不会演奏乐器。」

他当时有一台Roland MC-505，找朋友赊了台X八六电脑。他也想做DJ，就找刚从香港回来的黄小茂，买了一堆带回大陆没用上的设备。

Roland MC-505

练习DJ的基本功时，黄觉突然意识到了一个问题：没有可以存在电脑里的音乐文件，DJ放的音乐全靠黑胶唱片，放多少首歌就得买多少黑胶，要花大笔钱。无力负担，只好放弃。2020年，这不再是问题。他联系欧洋帮忙买设备和安装。收拾妥当，欧洋出门前送了言简意赅的教程：「两个低音不要同时开。」他是黄觉到北京后认识的第一位摇滚朋友。新世纪初，刚做演员的黄觉没有租房子，把家当放在欧洋的阁楼里，戏闲时回到北京就住在里边。

摇滚乐点燃了黄觉二十岁的青春。他以为世纪末的狂欢将是三十岁燃烧的起点。没想到，一如最耀眼的摇滚事件红磡演唱会意味着摇滚的休止，新世纪来临前的生机勃发的躁动不仅没有注入新的荷尔蒙，还带来了痛苦。这是一扇代表希望的大幕，拉开后却只有一堵结结实实的墙。

九十年代末，这群年轻人中流行看《猜火车》，因为大家觉得讲得就是自己的故事。不是因为毒品，而是因为散发着年轻人才懂的无所事事的气息，作死，浪费生活。黄觉认同这点。那时混迹在模特圈，因为性格几乎混不下去，没什么活计塞进日程。他有大把时间，起床打开电脑，有一搭没一搭地做音乐。

黄觉是1999年的时尚先生。李东田把标志性的大鬓角安到了黄觉脸上。摄影是冯海。

黄觉渴望成为职业音乐人，用音乐牵引自己前进，一如那些摇滚的伙伴们。他抓住机会成为他们的一员，甚至和欧洋约定好共同申请去英国学习制作电子音乐。

对年轻的黄觉来说，做音乐纯粹是一种无意识行为，甚至是一种安慰剂，假装自己每天在做点事情，「就像峭壁上的一个小小的着力点，抓住它就能暂时不下落。」生活并不会因此改变丝毫。他「能感受到那种压抑，眼见着一个个朋友都崩溃了。比如何勇。」他担心如果不改变生活方式，继续猜火车般地混日子做音乐，自己落得电影中一样的下场。

他梦想有两万块，买一台当时性能最好的笔记本电脑，就能随时随地做音乐了。为了搞到这笔钱，去做演员。这是从未想过的事情。他此前报名了北京电影学院的摄影专业，但没想过自己表演，尽管曾经是个舞蹈演员，并且有着多年平面模特和演出的经历。

比起《猜火车》中的年轻人们，黄觉幸运得多。那群英国青年越靠拢吸引他们的，越深陷其中，最终毁灭自己。而黄觉深入让自己陷入虚无的东西，反而踏上了另一条坚实的路。他忙着往前奔跑，没有留意到挡在面前的墙体里迸发出沉闷的碎裂声。

非职业影帝

老员外问他「有哪些东西，是你付出相当大的代价才学到」，黄觉回答说演戏。

「我花了二十年时间做演员，把自己从二十八岁前的生活模式里抠出来。演戏之前，我拍广告，到了很晚的时候，我就知道要回归自己的生活，去和朋友吃饭。做了演员，自己长年累月距离自己很远，时刻生活在角色里，活在剧组中。」由于常年外出拍戏，保姆甚至以为墙上挂着的Yorke是这户的男主人。

黄觉出演的第一部电影是《恋爱中的宝贝》。这部实验意味浓厚的电影成为演员生涯的起点，以至于多年后，总有人问要不要演电视剧。他纳闷，「我演了那么多电视剧，哪怕不火也怎么就都没看到呢？」

黄觉需要生活有一条轨道。如果完全自主，时间将是敌人，因为不知道如何安排。在成为演员前，他只有模糊的想要改变的动机。做了一年之后，他笃定了做下去。「别人以为演员是一个散漫的职业，没什么约束。我可不这么看。剧组的通告统领起了生活，每天几点起床几点收工都被安排好了。」这把他从无序和混沌中打捞上来。

他对自己的定义是非职业演员。「我演戏就是正好不想闲着的时候，有合适的戏就去拍。」什么样的戏合适，没有固定的标准，只看是否对导演感兴趣。

多年前，黄觉读到了徐浩峰的小说《逝去的武林》。尽管不喜欢武林和武侠小说，但被徐浩峰笔下虚构又落点真实的世界吸引。他意识到与「一位笔头很有魅力的当代少有的写作者相遇。」于是，就有了《师父》和还未上映的《刀背藏身》与《诗眼倦天涯》。

「没人比徐浩峰更了解自己要什么。要7分（的表现），那我就要控制自己，不会多给到九分。让走两步说台词再盯着某处十五秒，我就死死遵守规定。」徐浩峰导戏时从不离开监视器，传达意见全靠副导演给对应的演员递话。有时候拍戏一天，黄觉都没见过徐浩峰丛帐篷里走出来。即便如此，他对这位导演充满敬意。

黄觉也喜欢毕赣。喜欢到想一起开公司，好让年轻的导演在不拍戏的时候也有钱生活。经纪人来泼凉水：「你自己的影响力还不够到能帮导演。」黄觉无法辩驳，援助计划作罢。

黄觉做了一首曲，把毕赣的诗融合，做了一首《毕赣更新了他的QQ空间》。虽然打消了为毕赣投一家公司的念头，但他用自己的方式安利着这位他喜爱的导演

他提前两个月去了《地球最后的夜晚》的剧组。毕赣安排住在外婆家后，就消失了，忙着去筹备电影。临走前丢下一本帕特里克·莫迪亚诺的小说《八月的星期天》，要他每天用凯里话朗读。

接下来，黄觉遭遇了人生中最长的拍摄周期，「你说哪儿有一拍拍一年的。」

毕赣沉迷意外之喜，曾观看《路边野餐》的素材时突然流泪——自己精心设计的画面里，出现了意料之外但巧妙别致的东西。他震惊之余臣服于这股超越人的力量，把自己的第二部电影布置成一个祭坛，去召唤那个存在，所谓「与神对话。」

抱着这一期待，毕赣运用导演所能控制的一切，不做预设，去向上发射信号。他只有一纸剧本，没有妥当的拍摄计划，带着剧组漫山遍野寻找拍摄的方向，看何处更接近光。

拍摄之初，黄觉和剧组所有成员一样摸不着头脑，以为与神对话是个很空泛的概念。但毕赣的真诚打动了剧组的工作人员。负责声音、美术、灯光的工作人员中不乏行业内最权威的前辈，他们诚挚跟着年轻的导演翻山越岭。

拍摄长镜头的时候用无人机俯拍一匹马。之前每次预演都没问题，唯独正式拍摄时，马被惊吓。它抬起了蹄子，开始乱闯，身上的道具撒了一地。摄影机意外地没有停止，记录下来。黄觉也保持入戏，演到底。片尾的长镜头第一条拍成的时候，曾服务王家卫几十年的老灯光师泪流满面。

黄觉演艺生涯中第一次出现这种玄妙的时刻。

他明白了，所谓的与神对话，「好像某扇门被打开，拥有了活下去的理由。又好像在汪洋中飘荡，看到了一座孤岛。」对于创作者来说，与神对话并不发生在作品完成时，而是创作过程中，刹那间意识到了作品应该成为的模样，好似找到了理念世界的原型，而自己的工作就是尽快记录下有幸窥到的模样。就像马狂乱的时刻，剧组的人感受到了这部电影该如何呈现，仿佛有神把旨意降了下来，通过人力去完成。村上春树也有类似玄妙的体验，在看棒球的时候，听着球被击飞的清脆回响，仿佛有什么东西从天降落，伸手接住后开启了小说家的人生。

《地球最后的夜晚》是困住他时间最长的片子。电影拍摄完了，黄觉还没有走出电影里的时间。他困在浓郁的情感里，沉浸在找寻的主题中。

他是两次被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年度表彰的演员，也被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提名最佳男演员。他被业界评委和青年观众都认可的时候，言论和空气日渐逼仄。黄觉倒不悲观，中国永远是一座创作的富矿。「许多东西没办法左右。我们努力避开它去关注美好本身。对于一个文艺创作者来说，依然有许多表达的必要和价值。」

这场逃亡不尽然成立，至少代表了一种姿态。他曾经听过乐队「秘密行动」，夸奖他们是行动的范例。他还对一些年轻的艺术家赞叹有加，「总在找寻体制的空白和失音处，证明想当然的权威并非最高价值。」

是我，不是我，是我

做演员后，黄觉收入暴涨，「瞬间感受到了物质的美好」。他第一次拿到的「巨额片酬」有二十多万。全是现金，沉甸甸地装在袋子里。拿到钱，他立刻打车找地方，点了一只巨大的澳洲龙虾。

按照惯例，黄觉在这近二十年后应该过上一种稳定的中产生活，有着对某种品牌和生活方式的偏爱，说起威士忌和雪茄等烧钱就能精进的爱好时头头是道。

但他「没有随着金钱洪流一冲而下」，不想去过当下应有的生活。他要做一个中产明星中最另类的那一个。

一次拍戏要扮演贵公子，黄觉就去苏州的老凤祥买了镶嵌翡翠的金戒指，演练入戏。上手的一瞬间，他突然幻想如果一个文艺女青年和自己好上，依偎怀中，肩膀上搭着这只戴巨大戒指的手，她的目光一点点移动到戒指上。这个画面充满了怪异的乐趣，黄觉沉浸其中。由此，他决定扮演一个自己都惊觉陌生的人。这个曾经贫穷的艺术青年并没有随着财富而变，只是希望别人看待自己时带着难以名状的错愕，「要去演一种暴发户的感觉。」

有个喊麦的网络红人叫MC石头，在愚公移山表演。黄觉当时在外地拍戏，就给老板狗子打电话，「去给MC石头一千块钱，让他把赞美黄觉的词儿喊麦喊一遍。」

MC石头

二十啷当的时候去夜店玩耍，都是先和朋友们喝够了酒再进去。有钱之后，去夜店也不点酒，酒精过敏的黄觉包下卡座，上一堆果盘。

黄觉在康洪雷执导的电视剧《一针见血》中扮演一个反派。刘烨演对手戏警察。所有人看了二人的外貌，都支持应该反过来。黄觉却不这么认为，「我的内心没有长相那么正。」他很享受反差，戏里戏外的都叫他陶醉。

他并不傲慢，反而比绝大多数人能放低自己。关于自己的稿子从来不审，哪怕有不喜欢的片段，也「咬咬牙算了，还是要尊重采访者的观点。」

所有这些叫人非议和侧目的事情，都是他的另一顶绿色渔夫帽。

生活中有无数条款压在人头上，遵守它不一定有好处，忤逆它必然会受损。人用经济理性，劝自己接受轻微的刺痛和瘙痒，以免损失更多。这些条款由此获得了合法性，听从它成了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但黄觉拒绝。他天生有反骨，为此吃过不少亏，更多的时候甚至不知道那里吃了亏。然而，他不后悔可能失去的机会和成就。

他对网课嗤之以鼻，认定跟着视频做早操听语数外课程就是形式主义。他宁可和妻子花更多的时间整理孩子的学习纲要，也不愿意随大流上网课。

他也不怕死。黄觉有肠癌的家族遗传史，却从来没有考虑过死亡，「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要么一片堙灭，要么就像困进电梯里的寂静和黑暗中思考。」7年前接到罹患癌症的诊断。当时，妻子正怀第二胎。他很平静，「靴子终于落地」，只想尽快做手术，一个半月后出院工作，「在死之前把最后一笔钱挣了。」接着，他要抛下一切，不顾既定的要求去环游世界。不久，医生说是误诊，死亡的宣判要撤销，黄觉的表情没变。

他拒绝参加综艺，哪怕朋友和经纪人都劝说这样有好处。两年前，《地球最后的夜晚》上映，宣发公司说经费不足，要黄觉陪着毕赣参加《吐槽大会》。他不忍心不帮一把。

他结婚时唯一的要求是不办婚礼。看到许多人为自己而来，就会紧张。这是一种本能。哪怕是自己的粉丝，他也要保持距离。年轻时与影迷发生骂战，起因是这群人期待他能做更红的事情。

今年，黄觉受邀成了奥斯卡的评委。某种意义上，奥斯卡是行业的风向标，通过褒奖来引导产业，试图为电影的未来立法。黄觉对于这层隐含的责任并不在意，「我觉得电影行业不需要我去关心它。它有自己的命运。况且，它承载了太多人的欲望。」

他没有向世界证明自己的冲动。在生活这条河中，只想平静地随波飘荡。黄觉经常出演文艺片和实验色彩强烈的作品，在今天的电影市场不占优势，他不为此慌张：

「不管什么时代，电影行业都是跟着时代走。经济上行，电影总是繁荣，要是下行，说什么都没用。或许我们今天就应该接受文艺片进不了院线发行的现实。这个问题关乎什么是电影。有人为电影下了极端的定义，说它就是景深，那么手机屏幕不能呈现这个东西吗？除了景深，还有人物和故事，这些都能在几分钟之内表现，并用流媒体分发。」

演员、音乐人的身份排不进自我认知的头几名。他笑称今年被奥斯卡邀请为评委很荒诞，「从来没有往这边去想，如此真实的一件事就安在我身上。」这件事对他来说，只是一个可以拿来开自己玩笑的引子，「你说会不会有人来公关我啊！」

他是个传统的人，丈夫和父亲的身份压倒一切。他从不敢拍摄母亲，认为这是一种不敬。

「你好女生」的摄影项目是黄觉新近的创作项目，专门拍摄女性的肖像，但不知从何开启。

微博上有个姑娘给他发了私信，邀请她为自己拍一张遗照。她刚刚从心梗抢救回来，担心死后留不下一张合适的照片。黄觉意识到这是个开始，带着复杂的心情去了医院，按下快门。第一位受访者是心梗刚刚抢救回来的姑娘。

黄觉摄影/影像/展览项目《你好女生》作品第一幅。图自黄觉微博。

母亲听完他的拍摄经历，主动要儿子拍摄自己，理由同样是要一张好看的遗照。黄觉这才将镜头对准长辈。

黄觉摄影/影像/展览项目《你好女生》作品第二幅。图自黄觉微博。

2020年的黄觉勇于承认，自己需要外力来规划时间，「接受良性的社会规范，接受已有的生活模式。」但这次，不是为了自己。如果十年前没有结婚，已经可以退休，做任何想做的事情，「纯粹地感受世界。」但现在有了孩子和家庭，他躺在家里的时候会隐约有种不安。

更黄金的年代与2020年

九十年代的物质足够丰富，已经具备了现代文明的形状，却有足够的缝隙。制度没有卡死人，依然留有自由生长的余地。但「今天，年轻人要厮杀，要竞争，要很早就进入职场，找到自己的优缺点还有合适的赛道。」

这是时代的分野，而非人的差异。

他不认为自己的一代优于今天的年轻人，「随着年纪增长，荷尔蒙衰减，人不再主动关注新的音乐和其他东西」。主动关注者如总在听新东西的讴歌，也触摸不到当初AC/DC给他的能量了。黄觉惊觉自己能够感受新音乐的冲击感。他多次拿6ix9ine作比，说这个「曾被判五十几年的小孩做出来的东西很黑人也很Real，即便我不听说唱，也能感到他们身上的劲儿。」

黄觉分享的歌曲，发行于2020年。图自黄觉微博。

九十年代人的多样性并未在今天消逝，「生命力自带的东西无法被扼杀，只要你愿意看，不管是抖音快手还是网剧综艺，总能看到当代的多样性」。只是条条框框之间的缝隙越来越小，某一个特别之处更难被展示和传播，而非更难被拥有。

开心网还在的年代，有个女孩加了好友。她每天发自拍，黄觉对此不屑一顾，出言不逊。网上邻居做久了，他知道了她在壳牌做会计，业余做了一支叫丝绸的乐队……听过丝绸的音乐后，黄觉惭愧不已，把当时所有做音乐的设备赠出，为自己不久之前的粗鲁惶恐不安。

「九零后看起来是这副样子，但内心可能比我们年轻时更丰富。」黄觉曾在上海的酒吧里碰到了Mandarin乐队的Chace在放歌，听到了歌单里的Paula Abdul、Janet Jackson还有TLC。当时的震惊直到今天都消散不去，黄觉长大了嘴，满脸不可思议，「他们居然能找到只有我们这代人才会听的东西。」（悄悄一说，黄觉喜欢的音乐都很适合蹦迪，蹦野迪的朋友们请认准双烽镇酉时的网易云歌单·黄觉特辑）

他从不认为年轻人没有自己这一代的内核。「我身边的小孩儿，比如窦靖童，从十几岁起就做音乐。家庭是给了宽松的氛围，但成为什么样，还是要看自己。再看看乐夏，你没办法不去赞美那些年轻人，比如Mandrain和福禄寿，都是小孩儿，可态度很正，作品也很正。再往远了看，Billie Eilish，6ix9ine，我甚至都不知道他们的风格是什么，各种声音混在一起。你说他们的东西是垃圾吗？我可不这么认为，这是这代人的点。」

他接受了当下流行的一切。

当今，全世界的音乐都变得保守，有人说是互联网泛滥之过。黄觉不这么认为，「之前唱片公司垄断，现在网络打破了铁壁，让更多的人愿意做音乐，回到了兴趣本身，当然是一种进步。」他不看抖音，却是快手的忠实用户，「沈阳有两个夜店，一个叫东方斯卡拉，一个叫红番区，里边的混混、保安经理、卖笑气的组成了一个世界。」

他点名表扬《乐队的夏天》。「一个跟摇滚乐完全没关系的人，会因为这档节目关注到了摇滚乐。新裤子、五条人存在那么久，最终因为节目被重新关注。而那些做摇滚乐的，也得到了实在的利益。」

至于这些关注是否廉价，本身是个伪命题。在一个健康的音乐市场中，乐队们本来就应该获得足够的关注和随之而来的收入。《乐队的夏天》事实上拖动中国音乐市场走向成熟。如果红磡演唱会后，大陆有不比今天差的市场环境，摇滚乐的未来或许要重新评估。

在这个更黄金的年代，他想做回黄金年代的自己。

尽管生计全靠演技，黄觉始终不标榜演员身份——需要写自我介绍的社交媒体上鲜有这一头衔，自称没有演员思维——没有想拍摄的终极角色，「不存在必须代入的题材和人。」这种疏离感贯穿了演艺生涯。

前段时间，黄觉低头走路，眼睛里映入一双UGG的雪地靴。他惊讶地往上扫，发现那双靴子的主人穿着件羽绒服，挎着鼓鼓囊囊的香奈儿包，头发全卷在一起，「一看就是精神状态有问题的女孩。问能不能留个联系方式，想帮助她」。他意识到这是「你好女生」项目的绝佳拍摄对象。女孩拒绝。黄觉没有悻悻，平静离开，悄悄记录下了一个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