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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和窦唯站在红磡演出的邓讴歌:我的人生一百分

文章首发于公众号「双烽镇酉时」

邓讴歌 1974.3.22

讴歌出现在公众场合,人们总惊讶他的面容看上去如此年轻。因为人们把「那批摇滚乐手」当成同一代人。但他们中的第一代领军人物崔健生于1961年,窦唯出生在8年后(1969年),而与窦唯共同站在红磡舞台上的讴歌是1974年生,比崔健晚了一轮还多一年。按照当今满五一代的观念,他们几乎是截然不同的三代人。当然,崔健不同意,「只要XXXXXXX,我们还都是一代人」。

这是双烽镇酉时的《把青春唱完》的系列人物的第6篇文章。往期文章链接在尾部。


《乐队的夏天》火了,当年组建面孔乐队的讴歌也一集都没看。他忙着创作、运动和老婆过日子。在过去二十年中,他以至少每年一部的速度为电影制作配乐。《泰囧》《追凶者也》《无名之辈》《平原上的夏洛克》等过去几年热门的院线电影都有他的幕后手笔。

面孔乐队在节目中表现不俗,这有可能成为他们重新进入乐迷视线的奇迹。

贝斯手欧洋想起老伙计,就把歌曲的小样发来,想邀讴歌作为特邀嘉宾加入他们,上台演奏《港湾》。讴歌这才开始关注节目,他看到三十年前的老队友们台风不减当年。他答应加入。

但距离上台还有两天的时候,讴歌却放下吉他,打起了退堂鼓。

他止不住地担心,自己的突然加入是否会给乐队减分,因为自己现在确实没有演出的状态,他担心自己的状态影响乐队,于是回绝了三哥。他把欧洋叫做三哥,从不到十五岁组乐队起就这么叫。「我就跟三哥说了自己的担忧,我也没去」。

欧洋在郊游时趴在车顶设置相机,为同行的人拍合影(把青春唱完P260)

三哥只是表达了遗憾,没有生气,讴歌说他“稳重”了一辈子,小时候两人去张炬那里拜师也是自己抢先选了吉他,只剩下唯一的选项贝斯留给三哥。


摇滚师承

因为父母在同一个歌舞团工作的关系,张炬和讴歌在一个院长大,但真正熟悉起来是青春期伊始的霹雳舞风潮。

张炬从小站在时尚潮头,早早学会了跳霹雳舞,带动了一批小孩子有样学样。讴歌是其中之一。他和欧洋找了四个人,组建了罗马霹雳舞队。

为什么叫罗马?因为当时欧洋在国外的表哥送给他一件T恤衫,衣服上写着ROME。欧洋感慨,看看这个单词读起来多么洋气,就用它做名字吧。

ROME舞队出征不利。他们报名参加北京市的霹雳舞比赛,登记员疑惑地咧开嘴巴:「什么?你们叫肉麻」?好在登记员懂英文,字母写出来以后双方都恍然大悟,就此「罗马」霹雳舞队诞生。

也许罗马队的成员想着超越张炬当舞王,但这个理想在那年的歌舞团内部春节联欢会上破碎。张炬虽然是骑着自行车来到现场,但蓄长发、带耳环、穿破洞牛仔裤的装扮震惊了这帮小孩儿。他跳下车推开把,说出了改变讴歌人生的那句话:「小子,还跳霹雳舞呢?现在都Rock & Roll了」!

「那是什么」?讴歌问。张炬掏出Walkman,按下播放键,把耳机塞给了讴歌。虽然不知道里边发出那个声音的乐器是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听的是大名鼎鼎的AC/DC——一支自己在2020年还会反复听的乐队,但他吃惊于还有这么好听的东西。张炬望着讴歌惊讶的面孔,说:「今儿也没功夫解释,改天你带上三儿(欧洋)来我家再给你说」。

这成为他和张炬师徒情谊的开端。

他和欧洋推开张炬的家门,看见角落支着两把琴,张炬介绍说一个是吉他,声音高挑锐利,一个是贝斯,也叫低音吉他,声音沉郁顿挫。讴歌抢着要了吉他。欧洋慢吞吞地说「那我就选剩下的这个吧」。张炬给吉他插上电,接了音响,按出个A和弦。讴歌惊呼就是这个声儿。接着,张炬接上效果器,原原本本给他们演示了那个失真但美妙的声响。

讴歌与欧洋(把青春唱完P132)

选乐器是二人性格差别的绝佳隐喻,不管音乐多么躁,欧洋在舞台上永远都是沉稳地拨弄贝斯,而讴歌则抱着吉他翻滚奔跑。多年后,讴歌与另一位贝斯手陈劲结缘组队,发现他的行事风格甚至比三哥还要稳重。

张炬家是摇滚聚点儿。那时西四的晚上无比寂静。八点半一过,街上空无一人。九点钟的时候,外边一片漆黑,唯一亮灯的地方,就是附近的小卖部。年轻人们轮流去买烟「孝敬」张炬,或者买几听啤酒听音乐时分享。

教会讴歌爬格子后,张炬放了一首警察乐队的《Every Breath You Take》。

扒谱子,练把位,现学现卖给讴歌。那时大家都缺乏专业训练,只能靠耳朵和直觉。等到学得差不多,指法已经成为肌肉记忆的时刻,张炬来了一句「对不起,我扒错了」。就这样,他们又来了一遍。这是讴歌学会弹的第一首歌。2019年,在今日美术馆的唱谈会上,他再次演奏了这熟悉的旋律。

他先跟张炬学吉他,后来又跟着唐朝乐队玩。丁武是他第二位恩师。

丁武一个人住在安贞桥附近一套普通的房子里,也为摇滚人提供了聚会的地方。大家彻夜畅谈,反复播放磁带中的某一段落,研究如何发出同样的声音。他们用两个吉他效果器摸索出了枪花乐队的啸叫声。

1992年3月22日,讴歌的十八岁生日到了。张炬带着他到丁武家玩。丁武证明了音乐和厨艺是相通的,能摆弄好和弦,同样能处理好食材。三个人做了四菜一汤,还有一瓶国产葡萄酒。今天,讴歌已经忘记了那瓶酒的味道,但还记得当天的快乐,两位老师见证了他成人的日子。

讴歌在圈内有个比本名还响亮的外号,叫OP。提起来,他总说这是老哥哥们给自己的礼物。

唐朝乐队1988年创办的时候,请刘杰做经纪人。刘杰和讴歌从小就是朋友。他二十出头,带着不到十五岁的讴歌,去各个搞音乐的朋友家里玩。逢遇到新朋友,他就介绍说「这位是讴歌」。那些二十多的同龄人听了就好奇,你刘杰怎么总管一个小孩子叫哥。刘杰解释说「人家爸妈都是唱歌的,所以叫讴歌!是唱歌的歌」。

那时讴歌和张炬走得近,给唐朝当琴童,是小跟屁虫。久而久之,OP(讴屁/欧屁)这个外号就流传开来。那时他只有十几岁,在大他近十岁的摇滚朋友们中插不上话,也特别接受这个外号和年轻的前辈们教授的音乐知识。

这份礼物他受用至今。他保持谦虚,全赖当年大家OP、小OP地叫。如今,他为众多电影配乐操刀,有人建议他换个名字,不然太跌份。他拒绝了:「要不是我老婆担心版权合同不好签,我还真像用讴屁来署名」。


弹吉他的神通


前两年一次去印度旅行的机会,讴歌拜谒了一位得道高僧。他把大师看成魔术师,让他展示一个神通。大师抬起眼来,回应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神通,你的神通就是弹吉他」。

他为吉他痴狂。年轻时读《飞碟探索》,他幻想UFO降落,走出个外星人,在他脑门上点一下,自己就会弹奏全世界所有风格所有类型的吉他。

小学一年级,他入选了跳水队,记得没完没了的压腿撑筋、跳五米台,得益于身体素质好,三年级时他入选了预备役,有机会成为正式跳水队员。

那个年代,跳水界的风云人物是李孔政,十五岁就扬名立万,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个亚运会男子跳水冠军,但因为频繁受到水面冲击,视网膜脱落了。讴歌做半年一次的例行身体检查时,发现眼睛后边出现一个凹槽,父母担心他没成为李孔政就先得上李孔政的病,赶忙叫停。他从跳水队退役后,加入了短跑队,在北京市的比赛上拿了不少奖。

上中学时,他以体育特长生的优势选了离家最近的强校——北大附中。体育老师叫张国栋,是个有名气的教练,觉得他是个好苗子,放话说只要文化课过得去,保你上高中读好大学。初二下学期,他感到了让自己活着的东西是摇滚乐,决定退学。

父母都是文工团出身,父亲十七岁从哈尔滨来北京进军队唱歌剧,母亲十二岁就离开杭州北上做舞蹈演员。共同点就是不执着于前途等于上学。他们也看到了儿子身上的隐隐绰绰闪现的天赋,就没有反对。

父亲说:「只要你想好了 音乐是可以搞一辈子的」。

讴歌纠正说:「是搞Rock & Roll」。 

三天后,父母同意他退学搞摇滚并去学校办了退学手续。

面孔乐队诞生。

为什么取名叫面孔?张炬说大家都有着丑陋的脸。脸一个单字做名字不错。欧洋的洋气英文再显神通,翻译成Face。讴歌又担心大家不知道这个单词是什么意思,也怕再有个霹雳舞登记员没头没脑地叫成「非死」,就叫了面孔,一个充满疏离感却朗朗上口的名字。

尽管千思百虑,名字还是引发了悲剧。

窦唯和讴歌去看演出。检票的保安看到了讴歌,一脸兴奋,直接放行。他抑制不住偶遇名人的兴奋,急冲冲地和没认出来的窦唯说:「看到没,刚进去的那个是面粉乐队的讴歌」!


从面孔到译


直到今天,讴歌依然觉得面孔乐队很棒。它努力保持着创作和团队上的一致。国外有很多一组三十年的乐队,但国内很少。

当年离队,是因为音乐创作状态的变化。「你一个吉他手,在一个乐队的音乐里老是有想法的时候,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也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事儿。但是当一个吉他手在一个乐队里没有想法,这个音乐没让你有想法的时候是一件特痛苦的事儿」,讴歌回忆道。

讴歌的工作室

他对创作有种敬畏的态度,和高旗聊天时,称之为「命里的东西」——如果有,那么在具备的时候你就可以一直创作,如果没有,那么就先休息一段时间,或者永远告别艺术。憋是出不了什么好作品的。所以他反对鼓励年轻人在痛苦的时候坚持,「如果你都到了需要坚持才能做的程度,那说明你可能不适合」。而他觉得自己如果需要刻意才能保持创作的状态,就会选择休息。所以,他在纪念完张炬后,觉得在老乐队无法保持产出,便选择离开了。

哪怕离开面孔之后不知道干什么。

1997年的时候,他和高旗自驾,出北京到内蒙,一路西行到新疆。放着各式各样的音乐,往返了一个月。回到北京,讴歌就萌发了组新乐队的想法。

回来没多久,讴歌打电话给单晓帆和陈劲。问大家最近都在干嘛,说想组乐队,大家一拍即合。

很快开始排练,集体出动机,有一天,窦唯来找他们玩,一看没主唱,自然而然的加入了乐队。

乐队的名字本来打算叫颐和乐队。因为他们三个人住的地方的中心是颐和园。窦唯插了一句:「那还不如叫一个字“颐”比较好」。讴歌感觉奇怪,这样乐队听起来就像感叹词「咦」,显得滑稽。

最后众人觉得,不如就叫译。因为大家都同意音乐无法用言语表述,乐手们做的事情不过是用声波这门语言——空气中高低起伏的震动——把音乐翻译能被听到的声音。窦唯深以为然。

译乐队是讴歌待得最舒服的乐队。因为这里满足了他随意自然的天性。

他对定义音乐类型不感兴趣。年轻时学琴,老师教五线谱,一直没听进去。这么多年玩音乐,靠的是一双耳朵。对音乐的风格也不在意。曾去愚公移山Live House看演出时,一个年轻人认出了他,连忙说「自己特别喜欢《幻听》,是国内最早的后摇」。他一听就懵了,欧洋在一旁打趣说「后摇就是后台摇一会儿就走了」。后来,他才明白自己做的东西不是后摇。这种音乐风格用到了更多的混响还有更快速的指弹和扫弦。

在译乐队,大家想到什么玩什么,从来不会先制定音乐类型然后再分工生产。

被评论界赞美融合了东方与西方、现代和传统的《幻听》、《雨吁》到最近的《间听监》,译乐队在诞生时却并没有奔着这个目标去。译的成员不做现场演出,只在录音室里玩。做专辑永远都是一个人问「想不想做音乐」,大伙儿齐声回答「想」。接着问「最近有没有闲钱」,只要说有,大家就去租录音棚。

他们做音乐永远是同期录音,想到什么加什么。大家听母带的时候,觉得可以重新处理或者加一个吉他的声响,大家就一拍即合加进去。民主的音乐创作方式也贯彻到了封面设计。比如《幻听》,就是一群懂音乐但不懂美术的人左一笔右一笔群策群力出来的。

窦唯1999年接受《北京晚报》专访时说:「组乐队是一种默契,是可遇不可求的。以往乐队总会受音乐之外的影响和干扰。现在成熟了,大家有一种可贵的、微妙的东西。整张专辑的录制过程很快乐,想法也很一致。」他与译乐队合作了多年,觉得和这群人最和谐。

因为他们和Van Halen乐队不一样,都是怕麻烦的人。曾经有音乐公司来签版权,做了六页纸的合同。大家一看太复杂,就请改成一页纸。公司的法律顾问连声拒绝,大家一起鼓励他能做到。三天后,一张纸的合同出现在面前,当场签下。

直到今天,讴歌在音乐上依然随性。

2015左右,他带着老婆逛唱片店。他去了鼓楼东大街那一带最大的那家。他一进门口,就在最显眼的位置看到了译的《幻听》。他想到自己还没收藏一张,就去找老板询价。老板一看是个留着锅盖头的年轻人,劈头盖脸就来了一句:「哥们儿,刚接触音乐吧?」,并且热情地介绍有农金、工业金属、黑金、死金、哥特金,还为讴歌制定了循序渐进的听歌规划——先听死亡金属,哥特金什么的可以晚点再说。

他指着《幻听》说就要这张,他想着当初发行的价格,要老板出价200以内他就收了。结果老板一看就乐了,赞美他有眼光,说全北京只有我这里有这张绝版唱片了,有缘卖你400得了。讴歌的老婆望着老板唾沫四溅地吹嘘这张专辑却没认出创造它的吉他手就在面前,暗暗发笑。

如今,《幻听》的原始版本专辑在某鱼被卖到了3500元,讴歌手里一张也没有。

”挺好的。“他说。


在电影中创作音乐

在大众眼中,九十年代叱咤各大媒体版面的音乐人们仿佛不会老去,永远肆意张扬,好像连露水也不需要就能存活。事实上,当摇滚的大旗倒掉后,聚起来的那帮人各奔前程。小部分人彻底离开了音乐界,再也没有回来。有的坚持在前台,继续巡演、做唱片,用习惯的方式养活自己。有的则以退为进到了幕后,用隐秘的方式继续做音乐。讴歌就是后者。他爱上了电影配乐。

从离开面孔乐队后,他没想好下一步迈向何处。

一天,干录音的朋友武拉拉来和他聊天。武拉拉是一名特别优秀的录音师,参与了特别多家喻户晓的电影录音,武拉拉说起了他们共同的好友,张元。张元的电影在九十年代国际影坛上打出响亮名号,以导演身份为人称道。但少有人知他还是半个摇滚人——崔健的MV有不少都是他拍的。讴歌和张元熟悉,也是因为摇滚。

张元那时请意大利作曲家做好了配乐,但拿到手之后一听,全是管弦乐和西洋打击乐器,实在缺了点中国本土的味道。武拉拉的这次碰面,为张导和讴歌搭上了线儿。

他就向意大利要来了配乐的母带,足足有一百多个音轨。他那时只把自己当成个弹吉他的乐手,不敢对德高望重的前辈的作品动刀。于是,他就结合片子里中国的年代和背景,用本土的乐器重新演绎旋律。琵琶代替了提琴,铜锣和三角铁取代了原来的打击乐器。

只此一役,讴歌开启了新的职业道路,为音乐创作的能量找到了安放处,决定了日后近三十年的生活。

这份工作接管了他的音乐才华,也控制了他的作息。如果合作的导演和自己一样喜欢黑夜,那他就和往常一样在日晒三竿的时候睁开眼。如果遇上个热衷白天工作的导演,他就要早早起床,准备九点开会。讲述的时候,讴歌没有用「不巧」之类的字眼。因为他是个职业的人,不让自己这一环影响整个电影项目。

刚接触电影配乐的时候,没办法挑剧本,找上门来的都会做。但后来,他意识到自己对赚钱没什么要求,就开始只做自己有感觉的剧本。看剧本代替了阅读。看电影和听音乐同样是阅读的一部分。

他希望自己从电影创作之初就能参与并考虑配乐。开拍前看剧本是最好的,再不济也要看到连粗剪都没做的毛糙样片。如果脑子里蹦出个点子,他就立马和导演沟通。如果导演认可,事情就步步推进。他坚持在前期完成这个相互选择。因此,那些片子拍完临上映没多久找到讴歌的他基本都会拒绝,觉得自己胜任不了。 

讴歌和彭坦为高原的首支单曲制作,窦佳嫄也参与其中。

一次,讴歌做了一段简洁的旋律,编曲思路和风格颇有Red Hot Chili Peppers的味道。他在致敬经典乐队传承下来的曲风,只用吉他、贝斯和鼓这三大最常见的乐器制造出了音乐所需的淳朴的民族味道。正当他沉浸在智力的快感中时,旁边一个声音幽幽传来:「邓老师,我想麻烦问您一下,这个编曲编完了吗」?

那一刻,他意识到,没有高低贵贱,但人和人的审美不在一个状态上。不是指责对方的想法错误,而是对方可能脑子里只有恢弘庞大的乐章,从鼓点开始,进入弦乐,接着一节进入高潮,然后再叠加一个高潮,不停地转向,铺垫好下一次音乐卷起的巨浪。

战场上的钢琴声,远比军号让人来得震撼。但在一个将「唱得真高、画得真像、弹得真快」奉为美学纲领的社会,很难解释「少即是多」的美好,也无法让别人感同身受含蓄的美。但他很快能想到自己刚接触音乐时,其实也醉心于重型音乐的轰鸣,惊艳于它的直接和有力,直到多年后才领悟到平克·佛洛依德的隐忍、克制的美。

所以,他力求不让配乐盖过对白和情绪,而是要让它做辅助,宛如乐队中的一把吉他或一架钢琴,服务好整体。他明白电影是集体创作,电影配乐也只是电影中的一部分,恰如其分很重要。

讴歌不光从电影的初期就介入,还要在后期的时候在混录棚中待十几二十天,参与音效和音乐的界限,不惜让自己的配乐成为声场的一部分,以便更好的成为合适的一部分。


幕后的简单生活

为什么到幕后做音乐制作人?机缘巧合有人引荐之外,还因为顺其自然。

对讴歌来说,自然而然的力量比旁人愈发明显。他玩乐队只是喜欢音乐,而不是想做扬名立万的摇滚英雄,更不想在复杂的人事上耗费心力。一个人在幕后与音乐打交道比台上面对一万个观众更舒服。


窦唯和讴歌在为红磡排练(把青春唱完P130)

人们可能不相信,那个在红磡舞台上穿着短裤,漫过腰部的长发随着节奏翻飞,弹到激动处还会向前冲刺双膝下跪,将琴举在高处拨弄的青年,如今在家中安静创作自得其乐。他将狂野台风归功于小时候练体育,有着旺盛的生命能量。接着补充了一句,「这是能量的分配问题,如今我把它分到了创作上」。

如果要在一个十平米的房间里过一个月,只能带进五样东西,讴歌选择了:老婆、吉他、带有音乐制作软件的电脑、洗发水,烟。这特殊的三十天,其实和他的日常没有任何分别。

他是摇滚圈中少有的烟酒不沾的人。他一包点一的中南海能抽两周。要不是最近来了个爱喝酒的邻居,到现在他也不知道偶尔喝两杯威士忌的滋味。

他和妻子结婚快十四年了。被问及用三个词形容自己的时候,讴歌说了「宁静、致远」,第三个词想不起来,大喊「芳芳,那个词儿叫什么来着,就是一听就想打人那个词,就是电视里老放的那个,不负什么来着」。旁边传来老婆的声音,「韶华」。他接住词,说:「对,就是不负韶华」。 

能不出门则不出门的日子始于十年前。如今就越来越不愿意出去参加一些没必要的聚会。他发觉自己到了这样的场合,即便是冷天也会出汗,只能在人声鼎沸中沉默。不是工作需要开会的话,他会一直待在家里。

他不愿意和老朋友之外的人多聊,大概是因为被不学无术的人伤到过。某天,一个编剧来拜访,说自己要写个中国摇滚史的东西。他一听就来劲儿了,连连表达支持,说要采要问什么都配合。编剧也很激动,脱口而出,「您认识汪峰吧?我们要从这儿聊起」。讴歌说就算是汪峰本人也不敢把这个头从这里算起呀。

只有老朋友的邀请能让他心甘情愿走出家门。席间,他打开话匣子,只要别人起个头,就能一直说下去,串联起记忆的深处和想象的远方。

讴歌与高原(图片来自网友)

除了高原、元哥等老友,能把他喊出门的,也只有配乐和制作的合作方。接到开会通知,他就往车里放几罐健怡可乐。他怕胖,很多年前看到文章说可乐里的糖是人发胖的元凶,就改喝无糖可乐。开完会赶忙回家。

在家里,他找到了无尽的乐趣。

因为极少出门,所以淘宝上买来大堆新衣服新鞋子都没机会显摆给人看。他就在家里工作的时候,套新衣、穿新鞋,走来走去。几年下来,鞋子还都是新的。

最近,他上快手和抖音,为了跟着学做菜。主播们东北人居多,他学到的也就全是东北菜,比如炖豆角这类简单美味的快手菜。

简单生活中感觉变得敏锐。有时候看到没头没脑剪出来的电影的片段,配上音乐,也会潸然泪下。中央台有个寻人节目《等着我》,讴歌是忠实观众。看到丢失的亲人多年后见面,自己也忍不住落泪。随着年岁的增长,他的情感越发细腻,无法面对苦难和悲剧无动于衷。


温和的火种

大陆摇滚迷的复杂心态在红磡演唱会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一方面,他们将这场演唱会捧上天,称其拥有的宏大的摇滚精神,是不为香港这等弹丸之地的居民理解;另一方面,他们激进地将这场演唱会称作中国摇滚的死亡巅峰,从这之后一切就堕落了。

这两种观点,讴歌都嗤之以鼻。

他是那场传奇的亲历者和制造者。他看到现场的香港人跟着摇头、呐喊,哪怕他们未必完全理解《高级动物》和《钟鼓楼》中的深意。他也坦言,自己和他们一样,也有许多歌听不懂,甚至是看不懂英文歌词,但这不妨碍他被作品打动。音乐是人类共通的语言,他在佛法中找到了对应的解释——不该有「分别心」。

至于红磡演唱会后大陆摇滚死了的说法,讴歌觉得更加莫名其妙。

讴歌在红磡舞台(把青春唱完P147)

前几日,他和刘元聊天,旁边有台电视开着,循环播放崔健的演出集锦。他意识到,中国的摇滚是从这个戴帽子的男人起步的,又感慨「中国的摇滚乐的问题是可能起步有点高了」——崔健不管是歌词还是乐曲都没有给后人留下多少赶超的空间。红磡那批小伙子站在了巨人肩上,每个人也处在最适合摇滚的青春年华,在时代一波又一波浪潮的推动下,缔造了中国摇滚乐的第一个高潮。

摇滚乐不存在衰落,毕竟红磡不是崖山。充其量,问题的正确问法是「大陆摇滚乐为什么没有紧跟着第二个高潮」。几年之后,大家慢慢找到了自己的路,开始和摇滚分道扬镳,直击心灵的作品日益稀少从这时起,摇滚乐才真正式微。

时代也在变。讴歌感慨我们正在步入一个「奇葩辈出的时代」。

「音乐变成了小鲜肉收割流量的地方。光看音乐领域,不足以证明这点。你看所有大牌设计的衣服,都是一模一样地难看。三里屯街上全是厚底鞋,紧腿裤。就连汽车,也都是大车灯、大前脸,再加上一个圆润的屁股。但几十年前,汽车都各有特色」,讴歌说得有些激动,「但在我们那个年代,玩音乐一开始都是Heavy Mental,搞Hard Rock,但几年后红辣椒乐队和Prince乐队来了,Funk和Punk等风格也都来了,大家各自思考后,选择了各自的方向。有的人依然喜欢Hard Rock,但不少人,比如窦唯,都转了,去尝试自己感兴趣的东西。现在的感觉就是所有东西搁在一个锅里在炖,炖完了以后就出来挂上各个不同的牌子或者名字就开始营销,大家都想做爆款,用爆款」。

讴歌说自己的能量没有消退,还是喜欢以前那些有能量的东西。至于如何判定流行的东西的价值,他有个朴素的方法。如果那些耳熟能详的流量人物,背后的经纪公司不做任何宣传和公关造势,一个月后甚至一年后还能被记住、被传唱的,就是进入人心的。

但他没有对今天绝望。

这一切,不过是人与信息结合的便利和广度增强。因为传媒的缘故大大增加了,而不是这个年代的人脑子不好。信息获取太过便捷的时候,人可以轻松尝试任何看到的东西。而最容易看到的,就是那些传播最广最浅的东西。如果不去深入挖掘,很容易成为潮流的奴隶。他笑着说要他小时候信息量那么大,估计也搞不了音乐,眼都花了。

他很包容,自认对当下粗俗的批评其实是多余的愤怒。

他看快手,也看抖音,为里边的大千世界叫好。他关注那些在红白喜事上出席的民间乐队,从唢呐锣鼓声中寻找触动心灵的东西。当人们习惯从这些快捷高效的地方获取信息——哪怕粗制滥造——时,就有可能从这些地方遇见精良的文化。在生日的前夜,快手上正进行着一场民谣音乐会。再往前,坂本龙一也出现在上面,敲响了一面武汉制造的锣。音乐的好与坏,没法取决于它出现在皇家歌剧院还是村野小酒馆。

足够多元和丰富的信息分发渠道,还有热衷艺术文化的受众由此诞生。这个时代,同样是未来一场文艺复兴的酝酿期。

讴歌不喜欢密集的信息,觉得这样对人不好。讴歌喜欢的音乐家都是简单的,不管是迈克尔·杰克逊,还是枪花乐队,用的和弦都是生活中最简单的,穿插着打动人的旋律和歌词。简单才是生命力之源,穿透历史到达今天。

他不抗拒新生事物,今天依然保持着好奇和敏感,经常上Youtube看外国冒出来的年轻乐队。不断摄入新东西,更像是一种职业习惯——就像记者时时刻刻都在查阅Twitter和新闻社,而不是审美偏好。他更喜欢被今天中国的年轻人唾弃、忽略的「古老」的音乐,比如AC/DC,又比如警察乐队,再比如双烽镇酉时关注的那些「叫不上名字的音乐家」。这也是为什么他愿意接受我们采访的原因。

谁还记得这个大爷是谁?我们写过。

而在文化爆发的时代到来前,讴歌鼓励自己要做一枚火种。

几年前,他参与了梁和平老师的一档节目,听到梁先生说「这个时代一定要有一些人去说真话」,说完还补充了一句「理不理解没关系,哪怕你到50岁才明白」。讴歌想,面对喧闹的流量和它激起的尘土,自己的责任就是告诉大家快手、抖音上流传的神曲还有粉丝刷榜冲起来的音乐不值得年轻人留恋一辈子,他想把触动自己的东西分享给世界。

他成长在七八十年代,那时的诗歌、电影、文学在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感到每个人、每部作品都有独特的一面。而这些宝贵的过去的老东西直到今天都在影响着他。制作配乐的时候,他会为致敬了AC/DC的某个和弦而涌起甜蜜的兴奋。今天,这些珍贵的东西却没有在当代贡献它的色彩。一如而今的人忘记了摇滚乐,那个由他擎旗奔腾的音乐。它的精神和力量无处不在激励颓丧的世界。

年轻人可以选择择摇滚,也可以不选择摇滚去听说唱或其它。但是,你听说唱,也不妨碍你接触多年前好的摇滚歌曲。哪怕不被提及,这些东西都已经成为文明的一部分,恰如贝多芬的音乐,不流行,但它无可替代。

这些自己经历过、创造过、热爱着的东西,不会为自己说话。它们需要人来传承下去。他想要做这个火种,让打动了他的好东西在未来打动更多的人。哪怕人们说起一个倔强捍卫文明的中年人是老帮菜。老员外鼓励说,「讴歌,作为一个你小时候的朋友想说一下,真的不要不好意思传递(火种)」。


学佛与喂猫

四五年前,讴歌会将朋友圈中观点相左的人勾选「不看他」。一段时间之后,他猛地发觉有阵子没见到这些人说过分的话,心想他们改变了,点进去一看,还是老样子。他那会觉得人是不会变的。但现在把自己的朋友圈开放给所有人,也开始接受不同的见解。如果所有人都能意识到观点不同不代表要相互仇视,而能包容,社会也许不这么叫人呼天抢地的绝望。

他对音乐也越来越包容。他赞美扎根家乡土地的音乐人。他经常听二人转,感受各式各样的艺术情感。他喜欢西北,也喜欢来自西安的许巍和郑钧,觉得他们的作品有由内向外的力量。他还特别感谢许巍在他还不太明白编曲时,信任他并给了他第一次编曲的机会,那首歌的歌名至今都让他感慨并深以为是—《每一刻都是崭新的》。他也喜欢云南的小不点的乐队(山人乐队),觉得他们的音乐有高原阳光明媚的劲儿。只有热爱家乡的文化,才能吸收足够的养分,生长出果实。

红磡演出现场,何勇往讴歌头上浇水(把青春唱完P146)

说到北京,他赞叹何勇,至今都会常听他的《钟鼓楼》。他说,那句「外来的老乡」很有人味。他甚至想做一个雕像,何勇坐在钟鼓楼上,俯视着他长大的北京。

转变,与学佛分不开关系。

妻子是虔诚的佛教徒,他也跟着接触。「互相是互相的菩萨」,他如此形容与妻子的关系。她冷静,会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他则稍微暴躁,急脾气,二人相互补充,相互帮助。

他从更宽广的佛法中找到了人与人之间美好关系的解释。妻子在嫣然基金工作,帮助唇裂儿童。一次带着讴歌去四川雅安做回访。

那位唇腭裂小朋友家住海拔1700米高的云中,爬山回家的脚力压过如今也坚持锻炼的前体育生讴歌。他发觉小孩全家年收入仅几千元却淳朴不贪婪,陷入了沉思。他站在山顶上,想到了那些受帮助的家庭也在帮助大家发现良知。

山顶沉思

如今,讴歌和妻子每天去喂楼下的六七只流浪猫。有一只脾气不好,老打架,上周被打瞎了一只眼。他就给它上药。这周它又吃坏肚子,得了肠胃炎。他就去喂掺了药的猫粮。最近几天,这只倒霉的猫走路一瘸一拐。他夜晚发现后,宠物店都关门了,就跑出去借猫笼,准备第二天带猫上医院。

就是这只猫咪


100分的人生

讴歌说自己发心特别强。这是个佛教术语,强调心灵的力量,心想事成是对它世俗且庸俗的解释。他年轻时想买一个ESP的吉他,装饰了六条龙,售价要两万块。正当他为钱发愁的时候,签约突如其来,拿上预付的版税就买了琴,还弄了个高质量的电子管效果器。

三四岁的时候,讴歌就喜欢车。他跟着父亲到文工团玩,坐进部队卡车的驾驶舱里,握着方向盘,一下午不肯出来。这粒种子后来发芽。1994年,他拿签约唱片公司的钱,又问家里借了些钱,买了人生第一辆跑车,本田的序曲Prelude1991版,车身通体白色,北京第一辆。

他的汽车梦想继续生长。他报了赛车训练班,在那里认识了一位赛车教练——小东,为数不多比他小的朋友。当时一坐进车里,教练就认出了他:「你不是面孔乐队那个吉他手吗」?拿着音乐版税的讴歌认识了拿着《三重门》版税来北京追逐赛车梦想的韩寒。那会一起的赛车教练高华阳,现在也常在韩寒的电影里出现,做演员了。

讴歌到今天换了七八辆车,一辆比一辆快,一辆比一辆贵。他觉得自己每次起心发愿,都会实现。九十年代末,迷恋本田的S2000。这台车排气量只有2.0,但百公里加速只要四秒出头,一个中前置的四缸发动机能跑出250马力,转速轻松破万。但大陆没有销售,朋友们说要是生活在香港或者日本还好买到。

讴歌不信邪,梦寐以求一段时间后,他就从美国订到了一台,运送到天津港。他当场补齐税款换上牌照,一溜烟儿开出了港口。

讴歌年轻时抱怨做音乐穷。那会儿市场经济刚刚起步,下海的下海,炒股的炒股,他也想跟上潮流赚点钱。日后太合麦田的创始人、阿里音乐的董事长宋柯刚从美国回大陆,因为自己的外甥是讴歌的经纪人,他们成了朋友。宋柯懂得怎么玩这些新东西,在北京的期货交易市场里的大户室。讴歌跟着宋柯混进大户室,觉得期货很简单,说「这不是就是赌大小吗」。于是,他把自己为数不多的小钱放进了宋柯的账户,跟着大户想赢钱。

玩期货和赌博的相似之处,除了都是「赌大小」之外,就是新人手气通常很旺。连着玩了几天,讴歌一路凯歌。放进五千,翻本出来一万五,再放进去,四万多回来。看着账面上的数字,他惊呼自己发财了。

没过多久,宋柯返回美国办事,临走时告诫讴歌,不要冲昏头脑在市场里大手大脚瞎闹。不听老人言,讴歌那点钱很快没了,但连打电话叫停的机会都没有。不到一个月,讴歌的账面数字清零,还欠了宋柯交易手续费。

这件事情让他意识到,自己实在不适合做音乐之外的事情来谋生。宋柯没有要讴歌的手续费,还告诉他有一种乐队以外的工作方式叫制作人,可以做编曲。这次经历和老宋的指引仿佛规划了他之后的人生,促使他养成了专注于现在拥有的生活,专注在吸引自己全情投入的音乐创作上,去做制作人,做编曲、做电影配乐、为王菲做演唱会的乐队总监、译乐队录音,如钟摆一般规律和安静地工作。

在泰国游玩遇险的经历,也坚定了他这点。

「放鸽子」还没流行起来的年代,讴歌被放过一次鸽子。他和十几个朋友约好去泰国,但临到出发大家都有事没挪窝。他很倔,直接飞到曼谷,转车去芭提雅。这个城市靠近大海,周边小岛星罗棋布,临岸的岛上有人出租沙滩伞、太阳椅还有冲锋艇。

泰国玩水的价格比海南便宜多了。讴歌租了一辆汽艇,出发的时候,老板操着泰式英语叮嘱操作细节,讴歌听不太懂英语,就开着快艇飞驰而去。

他准备去离岸最近的那座岛。看上去只有两公里,冲出去后才发现,没有水手经验的人是没办法正确估计海上距离。走到一半,快艇趴窝了。讴歌忙活了半天,打开前盖,发现里边没油了。这时他才意识到,老板和他说的是「油不够走太远」。

他困在海面上,四望茫茫一片。热带的海上最大的敌人来自天空。阳光直挺挺地砸下来,烧灼他暴露在衣服外的皮肤。快艇没有移动,但在海上随着波浪上下晃荡。人不会在一辆抛锚的车里晕车,但绝对会在停滞的船上晕船。他没有喝水,只想呕吐。远处每隔一段时间都有船驶过,也许是接送旅客的班船。但没人怀疑一艘小艇静静趴在水面上兴许是出了什么事情。

四个小时过去了,无人来救,因为他在海上辨不清方向,偏离了出发点和岛屿的航线。此刻,他不知道岸上的老板已经急哭了,因为想到自家的船出了事要赔的钱。岛上的警察也领命搜寻。

即将到达他生理承受的极限。讴歌准备跳水游回岸上。

热晕了的他趴在船舷上冷静了下来。不远处的海面上,漂浮着一个苍白的三角形,时高时低。

泰国政府为了不影响本地的海滩旅游经纪,历来宣传没有鲨鱼。即便没亲眼在泰国的海上与海中霸王相遇,也能知道这是谎话——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2002年演的电影《The Beach》中就有被鲨鱼袭击致死的桥段。

他从未如此刻感到距离死亡如此接近。饥渴眩晕燥热袭来,他开始胡思乱想。自己的行李和证件都放在岸上,要是死在这里,没人发现,大家只会以为自己失踪了。要是过了很久,晒干的尸体被发现,人们也无法将它和自己联系起来,只能凭借两个耳环把它看成一个不幸的嬉皮士的终局。

绝望之中,他脱下桔红色的救生衣,挥舞起来。过了不知道多久,一条班船看到了,掉头驶来。得救了,他心想。

远处来船上的游客都是香港人,会讲普通话,转头用英语和船主沟通,把讴歌连人带艇拖拽回去。

从这之后,讴歌再也没有进入大海。

一方面拜天生所赐,另一方面因为张炬的教导「你要多看多听少说话」,讴歌的记忆过人。但凡有摇滚纪录片拍摄,都要请他帮忙核查细节。所以怀旧情结带来的遗忘美化记忆在他身上并不成立。他觉得人生中的每一个片段,都是真实的,痛苦的事情也确然存在,比如买不起琴攒钱度日,但都是美好的。

张炬去世,是他目前人生中最大的痛苦。即便如此,让他对25年前戛然而止的友谊怀念至今。如果可以和张炬坐在一起喝一杯,他只想告诉他这些年来自己没变还在搞音乐,说「现在我够格和你组建那支Hard Rock乐队了吧」。当年,张炬带他学琴,鼓励说「加把劲儿突破这个阶段,就能一起组个特别Hard Rock的乐队」。这些念头,同样温暖而美好。

「如果人生重来一次,我也许会成为一个赛车手,但我应该还会选择再过一遍现在的生活」。讴歌今天就满46岁了,留着短发,不带耳环,和九十年代的自己完全不一样。回看人生半程,他对一切都很满意,对所有的算酸甜苦辣,都心怀感激。

他感慨,走到今天,没费什么劲儿,是因为运气太好了。有人补充了一条证据——搜索「邓讴歌」无意中进入一家姓名打分网站,发现页首大大的名字后,紧跟着是100这个满分数字。

邓讴歌说,每个人的一生,都是完满的100分。

摄影师高原的新书《红磡1994:“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唱会25周年》已经发售。欢迎垂询购买。前一本书《把青春唱完》还有绝版的1000册,会以更加丰厚的形式出现在大家面前。


双烽镇酉时歌配酒

讴歌居然不喝酒?!这可真叫人意外。所以我们就以他开会总要带一瓶的健怡可乐来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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