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713从普世价值与中国特殊想到的

一些初步的想法，未来有机会再发展成论文。

这段思考关注中国官方论述中“普遍真理”与“中国特殊”之间的关系，起因是最近官方论述中不断出现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理论”“为世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梦好过美国梦”之类的表述。

在社会主义时期，中国的官方话语中不存在中国国情与世界体系间的张力。当时的“普世价值”是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始终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不论中苏关系如何，不影响这个理论判断。“中国的特殊性”是普遍真理的个案。除此之外，以我们今天的后见之明来看，中国的经验还为社会主义试验贡献了很多经验，特别是对于群众运动的尝试。历史灾难不能否定“群众路线”思想中的进步性。

改革开放在变革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之后，必然引发对社会主义世界理论的反思。西方世界在官方理论与民间反思中都必须“重新出现”。在经济融入资本主义体系之后，必须重新定位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叫作“和平演变”也好，叫作“市场化必然带来民主化的社科理论”也好，这个时期的“普世价值”摇身一变，成了“自由主义”为核心的那一套。由此中国的情况和世界的普遍出现了紧张关系。当时的所谓“开除球籍”的焦虑、民主化的呼声，都是希望中国向“普适价值”靠拢。在八九和苏联解体之前，这种紧张关系是正向的叙述：市场化到民主化的过程甚至成为某种“科学的”政治学理论。

从八九之后到九二深化改革之后，中国某种程度上用高速增长解决了这种中国特殊与普世价值间的焦虑，尤以2001加入WTO为高峰。中国可以同时融入世界经济、实现高增长，同时保持中国特殊性，甚至还有所谓“低人权优势”“威权政府的经济优势”等等。这个时期解决中国特殊与普世价值焦虑的主要理论资源是各种形式的“中国例外论”。所有中国特殊性，都因为中国例外论。“中国例外论”不仅可以解释中国政治的高度稳定性、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还能创造民族自豪感，发展成了2008年奥运会前后爆发的民族主义情绪。但是“例外论”和“普世价值”之间的紧张关系不仅没有消除，反而遭受持续批评。结果是所有“例外论”学者甚至都有维护中国威权的嫌疑。

“中国例外论”解决不了中国特殊与普世价值的紧张关系。像是“三个代表”这样的关键论述其实还是以经济为核心。所以有很多人批评中国政府只有“绩效合法性”也并非没有道理。这个紧张关系持续到胡温时代的例子就是一度非常热门的政治改革议题。“县长直选”“党内民主”之类的提议都充满了西方价值的痕迹。不过显然自内而生的改革既缺乏蓝图也没有实际动力，更强有力的总书记登场后意识形态论述一下子创新了。

这份创新当然要以多年的经济发展和培养了多年的民族主义情绪为背景。新时代的中国要有“中国梦”、要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要“为世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又一个40年之后论述终于再次反转了，这次“中国特殊”与“普世价值”又统一起来了。但是普世价值不只是西方价值了，相反，中国价值才是普世价值，或者至少也是普世价值。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普遍真理之间没有紧张关系了。中国就是普遍真理。这个基调的体现包括疫情期间让外国“抄作业”、鼓吹中国模式优于西方模式、回溯中国历史重建古国自豪、疯狂嘲讽西方的战狼外交，等等。这里额外点名批评一下，国内一些所谓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学理论、中国古代社会学理论、中国古代经济学理论的学者，殊不知练的都是嫁衣神功？

当然有了意识形态论述反转，未必可以一举纠正多年的积重难返。所以公共话语中还是存在过去的痕迹。“中国国情特殊”作为辩护或者作为自豪的论述同时存在着。但是显然方向是向着“中国梦”好过“美国梦”的方向去的。